晚清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彼时彼刻，距两宫——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驾崩”，只剩下一年；距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灭亡，也只有短短四年了。然而，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不仅看不到丝毫缓和迹象，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慈禧太后身边有四个亲信重臣，他们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瞿鸿禨（音j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刚刚由广东巡抚任上回京、被授为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奕劻与袁世凯为一派，瞿鸿禨与岑春煊为另一派，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排挤、打压对方。有一天，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时，偶然说：“奕劻的名声不大好，不能再让他待在军机处了。不过，他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我要稍微给他留点面子，等他过了生日再说吧。”瞿鸿禨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高兴极了：奕劻因位高权重，大搞贪污腐败，干了不少卖官鬻爵的勾当，岑春煊等也没有少揭发过他，皇太后心中当然有数。如今，她老人家既然表了态，看来，“老庆”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回到家中，瞿鸿禨忍不住将这一喜讯告诉了老婆，并告诫老婆：这是机密大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瞿鸿禨有个学生叫汪康年，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先后创办《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等近十种报纸。汪妻经常出入于瞿家，与瞿妻来往密切，瞿妻无意之中又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汪妻。汪妻回去告诉了丈夫，汪康年立刻将这一新闻登在了《京报》上。
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
很快，奕劻看到了新闻，吓坏了，急忙找袁世凯商议。袁世凯立刻去找英国公使朱尔典，请他给予帮助。朱尔典就让妻子去觐见慈禧。闲谈之间，公使夫人似乎是不经意地问：“庆亲王在军机处的差使办得满不错的，为什么让他离开军机处呀？”慈禧否认说：“没有这回事。”公使夫人就拿出《京报》的这条新闻给她看。慈禧知道是被瞿鸿禨泄漏出去了，心中已经恼火得很。可是袁世凯焉肯就此罢休？他又找亲信杨士琦来商议，两人合计后，写了一封弹劾瞿鸿禨的奏章，密封以后，让杨士琦拿着去找御史恽毓鼎，并向恽当面交代：不能拆封，直接将奏折交上去；一张万块银元的银票，作为酬谢。恽毓鼎收下银票，依言递上了奏章。据说，所谓奏章，里面只有区区八个字：“交通报馆，结托外人。”不过，这八个字实在太厉害了：你瞿鸿禨身为朝廷重臣，竟然与民间报馆眉来眼去，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该当何罪？更可恨的是，你竟然勾结外国人，想倚托外国人作靠山、要胁朝廷么？于是，这封奏章一呈递上去，瞿鸿禨就“即日奉旨驱逐回籍”（民国·马叙伦《石屋余渖》）。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瞿鸿禨与另一个大臣王文韶的关系很不好。两年之前，王文韶被免掉军机大臣的职务，瞿鸿禨派一个仆人拿着自己的名片去见王文韶，说：“请中堂的安，问中堂的好。”有意去讽刺、挖苦他。此刻，正在北京养老的王文韶也派一个仆人去瞿鸿禨家，并嘱咐说：“你到了瞿中堂家，只能说‘请中堂的安，问中堂的好’，千万不要多说一个字。”仆人应允欲去，王文韶又把他唤回来，让他复述一遍，没有差讹了，才说：“对了，去吧！”一报还一报，瞿鸿禨又受了一番羞辱，只能是垂头丧气地回老家——湖南善化去了。
瞿鸿禨（1850－1918）
岑春煊之受宠，是几年前八国联军之役，慈禧仓惶西逃，岑春煊千辛万苦地赶来“护驾”，使慈禧深受感动。慈禧痛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奕劻与袁世凯虽然在她面前多次提到：岑某曾经加入过康有为创办的“保国会”，与康、梁来往密切，“为康梁死党”（民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慈禧也不相信。如今扳倒了瞿鸿禨，奕劻与袁世凯合力对付岑春煊，就容易多了。袁世凯的另一个亲信蔡乃煌，到照相馆里找出康有为与岑春煊互不相干的两张照片，用暗房技术合成一张，看起来似乎在密谋的样子。袁世凯大喜，立刻交给了奕劻。奕劻又悄悄地呈送给慈禧，作为岑某交通“乱党”的铁证。慈禧哪懂这套如今连小孩子也会玩的“高科技”，顿时勃然大怒，先将岑春煊赶出北京去当两广总督；还没到任，又罢了他的官。其实，一向“精明”的慈禧也没有仔细想想：身为朝廷重臣，岑春煊即使粗莽而不顾忌讳，要与“乱党”勾结，又怎肯轻易留下授人以柄的合影？别人又如何能够拍到他俩的合影？
岑春煊（1861年—1933年）
短短一两个月间，两个炙手可热的朝廷重臣被先后罢黜，在官场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1907年是丁未羊年，因此人们称这场清廷内部的争斗为“丁未政潮”。平心面论，瞿鸿禨为官，还是比较清正廉洁的；而岑春煊在地方官任上，打击贪污腐败也相当卖力。然而，贿赂公行的晚清朝廷，早已是病入膏肓，“丁未政潮”中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可能打造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满清王朝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也就不可能改变其必然沉没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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