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
康熙皇帝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卓著功绩的封建专制帝王。在既定的封建制度框架内就其作为专制君主的才智和品德风范而论，康熙帝可以算作封建君主中的大作为者。
尤其是他在治国中处处渗透着仁政思想，使他成为帝王中的模范标杆。
用人与治世, 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程 。可是从古至今, 这一门“功课” 仍然不能说已被世人读透。回溯 300 年前清康熙帝选人用人的故事, 对于我们今天的选人用人仍有很深启示。
重视人才的作用康熙皇帝8岁继位,接手父亲留下的乱摊子。宫内鳌拜专权, 宫外藩王割据, 新疆、黑龙江又有沙俄不断骚扰。
康熙在位61年, 前30年战事不断。也许正因为如此, 他更加重视人才的作用 。
从15岁开始，他内擒鳌拜, 外削诸藩, 远抗沙俄, 又收复台湾。很大程度上与他选人用人有直接关系。康熙十八年(1679年), 正是“削藩” 战事最吃紧的时候, 清军与西南最大藩王吴三桂打得难解难分。
但也就是在这年3月, 康熙在北京毅然主持了全国大考 。这次考试, 有各省举荐的 154 名考生应试, 结果取一等 20 名, 二等 30 名考生入翰林。
对于人才的重要, 用人与治世的关系, 康熙深有感触地说:“治国家者必有治人, 不患无法治耳 。”
调动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地方基层官员只要真有本事, 做出成绩, 一经核实, 康熙皇帝就会真的及时起用。
极大地调动了基层低层官员的积极性, 使他们能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忠。富庶的江南, 不仅是鱼米之乡, 并且织造业、运输业 、商业都很发达, 因此江宁知府的位置, 历来被看作是个肥缺。即使是京官外放, 若被皇上点了江宁知府, 那也是乐颠颠儿地赴任。
所以, 江宁知府也就常犯贪污腐败的错误, 撤换频繁。
可是至康熙年间, 从民间流传到州府文书, 都说江宁知府于成龙是个难得的清官, 把江宁治理得政通人和。康熙皇帝听说后龙心大悦, 便在一次南巡私访中细心考察。江宁州府百姓果然十分拥戴于成龙, 都说他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康熙便亲赏于成龙手卷一轴, 并很快提升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 给地方官树立了一个直观的榜样。
于成龙毕竟是个知府, 因此受皇上钦点提升还算是有可能的事情。而一个七品“芝麻官”居然也能被皇上钦点, 则不能不说康熙皇帝是敢于或善于用才了。直隶固安县令杨某, 居官清正并颇有才气, 因此他不惧权贵, 秉性清高耿直。也正是因为如此, 杨某与同僚乃至上司关系难睦, 多有摩擦, 并且也多有“小汇报”或是诬告奏到直隶甚至朝廷。两样的信息都传到康熙耳里, 他便在出巡时去固安民间查访,结果固安百姓一致称赞杨知县清正爱民。
康熙爷便力排众议, 仍令杨某为固安县令, 并且领取知州俸禄, 时间不长又提拔其为光禄寺少卿。此举, 不仅否定和压制了那些不干事、 没本事的懒官庸官和诬告之词, 并且让全国基层官员看到了靠政绩升迁的希望。
严格管理人才康熙爱才用才, 他更是一个严格甚至严厉的皇帝。尤其是在抑制朋党、 惩办贪官污吏方面, 下手是极狠。
因此, 康熙年间不但少有“一任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的现象, 并且还订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考核制度, 对朝内外各级官员严加管理, 防止腐败涣散 、促其勤政廉政 。
为革除陋习, 治理涣散, 康熙严令“各督抚提镇, 通行所属官员, 严加申饬, 力图振刷, 恪勤职守” 。针对办事拖拉制定“违限处分例”, 规定衙门议覆本章时限, 地方督抚对皇帝交办事项, 须于规定时限内回复, 违限按年月处分。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康熙皇帝制订的制度尤为详细。
对于考核内容, 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 考核后兑现升降奖惩, 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以其“刷新吏治”, 使“海内晏然” 。
直至今日, 英国、日本、东南亚乃至我国的以“德 、能 、勤 、绩”为内容的公务员考核方式, 仍带有明显的前清官员考核制度的痕迹。
康熙时期规定, 无论是京官 、外官, 一律实行三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制度 。对于被考核的各级官吏, 上级主管衙门根据考语奏明朝廷决定被考核官员的升降去留。
康熙皇帝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他所代表的阶级是没落、反动的地主阶级，他所出身的民族在当时又是带有较多落后习俗的满族，兼以其他个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动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反动作用。
镇压人民反抗由于康熙皇帝出身满族，政治上集中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时，坚持双重压迫。
为了统治的需要，康熙在全国各地驻扎重兵，在地方推行保甲法，责成地主、窑主、厂主对所属佃户、佣工严加管束，限制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互相往来，并制定了保护满族贵族特权，满足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糜烂生活，适合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大清律。
使得劳动人民处于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楚之中，从而也削弱了自己的统治。
就民族关系而言，尽管他反复声称满汉一体，不分畛域，但整个康熙年间，满族始终居于统治地位。
康熙虽然早已采取团结汉族官员和地主阶级的政策，但内心对汉人仍怀有戒心，说汉人不如满人、蒙古人齐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
对于清朝入关后推行的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逃人法、投充等，他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至于最为汉族人民反对的剃发、易衣冠，则更是顽固坚持。
在处理阶级关系时，他的确曾以封建国家代表者的身份采取 过一些措施缓和矛盾，但他的政治立场始终站在地主阶级一边， 因而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台湾朱一贵起义，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是由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激变所致，但仍然出动军队武装镇压。这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凶残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性，也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掩盖“盛世之瑕”，造成依然“歌舞升平”的假象，康熙论功行赏，赏赐镇压有功的军官，并特命满、汉御史各一员，每岁巡视台湾，察看民间疾苦，并定为制度。
尽管如此，也无法掩饰在清朝封建专制的社会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得血淋淋的事实。
重本抑末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康熙大力推行奖励垦荒、减免赋 税、兴修水利等措施，这一点值得肯定，但真正获得实惠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
在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压迫也随之加强，他们的生活更加奢侈腐化，而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仍旧处于生活艰难困苦的境地。康熙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这种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康熙没有改变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重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轻视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对规模大的工矿业加以限制。比如为解决铜贵银贱问题，康熙曾向天下士子征询良策。当云南总督蔡毓荣提出开矿是“理财兼弭盗一法”后，立即批准实施。并采取了一系列“任民采取”，与民同利的矿业政策，调动了商民投资矿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矿冶业的发展。
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这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当十几万的矿徒聚在一处，“易聚难散”的说法不胫而走时，为了“不生事端”，加上鉴于明末矿徒造反的教训，康熙动摇了，向禁矿倒退。
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一度造成矿业生产的衰落。
这方面与彼得大帝的区别特别明显。康熙的政策，加速了封建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却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跳出封建经济的圈子，去为发展近代工商业作出努力。康熙经济政策加强的是封建经济，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
康熙是封建皇帝，一切从封建利益出发，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只能在封建秩序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改良。康熙不及同时期的彼得大帝，主要在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态度上。
康熙一朝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虽然有可观的成绩，却始终没有使中国越过封建国家雷池一步，始终没有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
并且从那以后，旧中国与旧俄国在近代工业和科学水平上，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相当距离。
强化思想统治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接受大臣董仲舒的 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统治阶级确定为正统思想。宋朝以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封建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后期阶段。
这时，作为儒家学说的变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代之而兴。该学说因具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俯首帖耳，永远做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一作用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立即奉为正统思想，历经南宋、元、明，统治思想界达三四百年。由于学术的不断发展，兼之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尔后明清鼎革，程朱理学又失去政权支持，更加没落。而其他各家思想却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一时间思想界出现了颇为活跃的局面。
康熙皇帝由于受汉族影响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加之尊重这 种传统观念有利于笼络汉人，维护清王朝统治。康熙皇帝从巩固统治的立场出发，对思想界活跃的局面不是予以支持，而是重新提倡并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从而使一度颇为活跃的思想界再度沉寂下来。
同时，他本人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虽然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以实心求实政”的求实思想，但他在全国范围内维护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其中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南山集》狱案”。当时， 戴名世著的《南山集》中提到了南明的事迹，并引用了记有桂王年号的方孝标《滇黔纪闻》中的话，直接触及了清朝的统治。康熙不允许有人敢于对清朝皇权提出非议，令刑部会同九卿严处。牵连被捕的总计有三百人之多，方、戴两家的亲戚故友纷纷被捕拿抵京。
尽管玄烨标榜宽厚仁爱，还是将方孝标戮尸，戴名世处决，不过将戴的凌迟“从宽”改为斩首。方、戴两家的族人，一律不准逗留京城，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均被发往黑龙江地区，配与八旗人家充当包衣（奴隶）。
文字狱到雍正、乾隆时更加厉害，成为清代统治者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借口。除此之外，康熙也禁止、销毁过一部分不利于巩固清朝统治的书籍。这种做法严重地桎梏了人民的思想，使人们继续在这种没落思想禁锢下，没有丝毫思想自由，阻碍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对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著从宽免在历代帝王中，康熙皇帝以宽仁而著名。康熙前期，康熙皇帝以表彰清官为主，兴廉惩贪，吏治相对清明。
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使大量赈济、蠲免得以实施，一定时期内某些地区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至康熙后期，贪污大案接连发生，吏治日益宽弛。生产虽有发展，人民生活依然困苦。康熙默认了州县官取一分火耗，清官非一物不受，大臣收屏风等物，是面对贪污、贿赂之风的一种退让。对高级官吏虽重点考察，但处分并不很重，有些竟予宽容了事。
对指责贪官的清官，反而认为是“生事”、“残酷”、“过刻”。康熙皇帝这种概以宽容为怀的做法，不但对于澄清吏治无益，反而使得吏治迅速腐败。
据康熙皇帝自称，他之所以崇尚宽容，是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后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他说：“古之帝王以宽得之多矣，未闻以宽失也”。
显然，这是不合史实的偏颇之见。正是这些偏颇之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绩，对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康熙皇帝的晚年，朋党之风盛行。内外诸臣各树朋党，互相倾轧。主要有明珠（吏部尚书）之党、徐乾学（刑部尚书）之党、索额图（礼部侍郎）之党。
勇略将军赵良栋向康熙言及明珠等人朋党之事，康熙责其器量狭小，在不得已时也只是薄责几句，迫于谏官的直言明珠之党才有所收敛。明珠贪污事发，康熙也只是革职了事。督察御史许三礼多次弹劾徐乾学考试舞弊，纳贿置产，康熙也总是袒护。不唯朝臣有党，诸王亦内结亲贵，外招门客，各树党羽，以谋夺位。在皇帝周围的大臣结党营私，是君主专制制度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康熙对两个集团采取袒护包庇的做法，则是他一生治绩的一大缺陷。
康熙时期的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成为康熙晚期政治混乱的主要原因，使得已经腐败的吏治进一步废弛。
思想保守康熙皇帝早年在日讲诸臣的指导下，发愤学习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著作。通过学习，康熙皇帝颇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传统治国理论，在治绩上也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前辈，但在团结和学习汉族的过程中也使他不自觉地陷入了儒家思想的窠臼而不能自拔。
在他早年，主要表现为盲目摹古仿汉。凡是见之于儒家经典以及汉族王朝曾经实施者，只要有可能，不管是否有用，也不管自己是否理解，概加效法。
清入关后在科举考试上禁止八股取士，在习俗上禁止妇女缠足，无需丁忧守制，这本是对汉族不良文风、习俗的革除。但因受到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地主的反对，康熙作了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重新提倡八股文，允许妇女缠足，结果不仅汉族妇女遭受摧残，满族妇女也仿效之。
满族以前不限制寡妇改嫁。康熙朝学习汉族习惯，也提倡寡妇不再改嫁，使战争中死亡官兵丢下的家属苦不堪言。清朝旧制，死人进行火化。顺治帝生天花而死，尸体火化后埋葬。但受汉人影响，到康熙朝逐渐改变了火化的好习俗，恢复土葬。这种邯郸学步式的学习方法不但使得一些落后的制度和习俗长期未予革除， 而且丢掉了满族原来的一部分好习俗，好制度。
到了晚年，康熙又一变盲目摹古仿汉而为因循保守，在政事处理中，明明发现一些问题亟待改革，却以事无先例而不予办理。即如耗羡征收，地方弊端甚多，而康熙皇帝却以此前各朝皆无明文规定而听之任之。
公开建储，在实践中，他也感到问题严重并有秘密建储之念，但却格于前无先例，推来推去，迟迟不加改定，以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虽然就总体来看，这些并不是他思想的主要方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倒退，对于康熙朝政治的发展， 这些思想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不利影响。
教子有缺陷康熙对皇子教育自幼年抓起，慎选教师，并亲自教诲督促， 严格要求。教育内容很全面，尤其注重教以治道。康熙寄希望于子孙，要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事业的优秀继承人。
正因如此，康熙诸子，能文能武，多为奇英之才。康熙教子最大的缺陷是忽视对皇子品德的培养。尤其是对“尊师重道”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康熙曾在太子面前故意出题刁难和侮辱太子的老师，甚至当着众皇子们的面对拉不动弓的老师徐元梦大打出手，还欲将徐元梦父母流放黑龙江。
皇子们的老师每天异常辛苦，无论寒暑都得站着为皇子授课，特别是那些年迈的老师，支持不住时，有的竟然昏倒在地。皇子们很少让老师坐下，眼睁睁看着这些年迈的老师力不从心地站在那里“斜立昏盹”。老师们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重， 动辄还要在自己的学生指挥下，忍受杖笞之痛，对于这些博学宿儒，这无异于当众羞辱，师长尊严荡然无存。而这些皇子们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他们将老师视为奴仆，没有尊师的观念，也不会真正的对父兄长辈怀有孝心，这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子的一大失败。
所以日后，皇太子胤礽对病中清瘦、憔悴的父皇甚为冷漠， 毫不关心，“绝无忠爱君父之念”，还当着康熙的面对老师拳打脚踢。
康熙贵妃王氏所生的皇十八子因病而亡，康熙非常悲痛， 可是皇太子胤礽却显出对其亲兄弟“毫无友爱之意”，康熙对此深加指责，胤礽竟“忿然发怒”。 康熙于是对其大为不满，决定废弃太子。众皇子在太子被废后，欲置自己的手足（即太子）于死地，皇长子胤褆甚至向康熙进奏说：“胤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胤禩必大贵。如诛胤礽，不必出皇父手。”康熙听了“为之惊异”。
他们不顾父亲的身体虚弱和苦口婆心，激烈争夺诸位，如此种种固然是由于至高无上权力的诱惑，但康熙的不当言行给皇子们造成的不良影响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禁海康熙担心“海寇”与西方殖民者相勾结，铸成大患，危害清王朝统治，加之汉人由于开海而流向海外，可能与海外汉人联合起来推翻大清王朝，因此开始禁海，并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不开明的“样板”。
康熙的禁海政策，对暂时防止“海寇”泛滥，以及“海寇” 与西方殖民势力勾结，巩固清朝统治有一定意义。
但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却十分有害，从长远的意义上考察，它是落后的、保守的政策。虽然它并未中断对外贸易，但却使中外贸易受到很大限制。中国商人和渔民已不能自由外出；外国商人虽然能自由来华，但也不能与中国商民自由接触，而是在严密监视下，由洋行等中间机构代办。并且，出口的商品也有严格的限制，除禁止硝磺、军器、火药、钢铁、粮食、马匹、书籍出口之外，后来生丝也被列入禁项。
因此，禁海对我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沿海人民的生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禁海政策，并非康熙首创。但清政府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却与康熙这一次禁海政策一脉相承。
清代限制与禁止海外贸易，限制与禁止中国人出洋经商或从事其他事业以及居住国内外的自由，限制与禁止外国人与中国人交往。这些， 在康熙的禁海令中已开其端。闭关自守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是对比封建主义进步得多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门，把自己禁锢在小天地里，孤立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
总之，禁海政策，是康熙在历史上的倒退，表明康熙晚年不够大胆有为，思想趋于保守。
【简短的结语】
康熙皇帝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帝王。
但是在他统治时期，当时的西方世界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帝在历史驰道上本来有可能看得更广些，走得更远些，他的视野却没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以给封建国家注入新生产关系的生机和活力。
围绕封建剥削制度和贵族专政制度的狭陋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偏见，主奴式的君臣关系，灌渎式的思想教养，都大大限制了他的步伐。
【参考文献】：《清史稿》、《康熙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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