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为何不杀张学良?
在83年前的今天，1936年12月12日 (丙子年十月廿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中正(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牛元峰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亦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历史点评：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揭秘：“西安事变”遗留下的悬案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延伸阅读：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揭70年前西安事变细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Royal Leonard)，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张学良从西安机场上飞机到南京机场被扣押的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 flew for China)》，该书第五节“扣留蒋介石”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据说国内尚没有此书中文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现将伦纳德先生的这一段回忆译出，略有删节，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少帅(指张学良——译者注，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译者注，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
圣诞节中午，我的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以危险的速度开到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送我回家。我抓起旅行包，捎上塔雷廷名牌公文包，向机场奔去。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做警戒，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登机后一分钟即做好起飞的准备。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
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拥，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只见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很混乱。我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准备好了。”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叫我降落在潼关的战壕上，这里少帅的部队和政府军旷日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我的飞机在潼关外面的战壕网上盘旋，并投下了和平的信息。
“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拥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火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然而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客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过一个军事机场，那里很乱，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也许你不在乎某些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您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
“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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