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作家萧红以其作品内容独特，思想深刻，艺术表现形式独具风格，受到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的赞赏，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来愈得到中外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生死场》写于1934年，主要讲了在三十年代哈尔滨郊区的一个村庄，二里半和麻面婆、赵三和王婆以及他们两家的下一代——成业和金枝三个家庭的生死。23岁的萧红运用超凡的联想能力，用恰切的结合点将人和人身边的物象联缀在一起，完成了独特的美学叙事。
在《生死场》中，萧红的笔力是能够使人“一见惊艳”的，是一种清丽自然而又细腻哀婉的文笔，颇有“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之感。她的笔下，是“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是“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是“三岁孩子菱花小脖颈和祖母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只鳗鱼”。她的笔锋圆润而犀利，在幽默中又有一种冷酷，让人觉得到底是要经过怎样苍凉的女子，才能仅用一只笔便能够沉静地翻弄诸多风云。
在我看来，萧红的作品是图景式的，像一副画，一副《清明上河图》，你慢慢舒展画卷，也慢慢地腾移脚步，眼见一个接着一个的场景空间，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物，透露出来的是一股极深刻情感，鲁迅先生讲来说是力透纸背。这种感觉可以借助姜志军在《萧红《生死场》艺术手法新探》中提到的几个角度来体会。
第一是绘画式的写景方式。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这就是一幅景物的素描:情调凄凉,色彩惨淡,线条清晰,意境悲怆。作者没有用语言表述评判什么,而是用画面凸现意旨,让读者从画里想到画外。这种弦外之音,画外之境,让人感觉仿佛自己就处在那个环境下。第二是散文化的小说创作模式。《生死场》不像其他小说一样，有一个能够贯穿全篇、形象鲜明的主人公。二里半、王婆、赵三等人都是模糊的，他们就像《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人物，存在却不鲜明。生死场，用书里的内容应理解为忙着生忙着死的麦场。换句话说，主角既不是金枝也不是王婆，而是那片麦场，是当时的普通百姓们。第三是小说采用了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方式。这也是一种散文笔法:串联式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组合的散文意象来源于不同的时空间,每一个意象都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片断。一根红线像穿珠似的将它们连成了一个线性的叙事链或情思链。《生死场》中暗含了两条线，一条从动物的生死到人的生死，另一条则是农民走向觉醒的民族意识。后一条较容易发现我们不多赘述，这里主要讨论第一条。从“一 麦场”到“五 羊群”，讲的是动物或者家畜的由生到死；从“六 刑罚的日子”到“九 传染病”是村民们的从生到死；而“一〇 十年”到“一七 一条不健全的腿”则又讲了村民们民族意识觉醒、生命意义发现，最终由“死”走向了“生”。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中的这句话，是对这本书主题的最好诠释。萧红用女性的独特视角， 从“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来观察和反映20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农民的生活。
在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生死场》中，金枝在开场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众人答：为了吃饭。第二个问题是：人如果死了怎么办？众人又答：死了，就死了呗。萧红把人的生养病死和家畜的生养病死写在一起，人的生死就像是家畜机械般的一生，把那个时期农民的枯燥、麻木和愚昧表现的淋漓尽致。那些农民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走向死亡，对于生命的价值毫不过问。
今天对于《生死场》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小说是时代复杂思想的杂糅，它既有对旧乡村社会的无情揭露，又有历史对农民从生活到思想的改变。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五四的启蒙思潮并未褪去，革命思潮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又重新高涨；而三十年代的东北又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它最先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紧接着成立了伪满洲国，民族情绪激化。所以从《生死场》中，我们既可以读到萧红对农民麻木的批判和对农村女性的同情，也可以读到她对农村剥削和压迫的批判，还可以读到她的爱国主义情感。你可以将小说理解为农民反压迫斗争的史诗，也可以理解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果你想了解那段历史、那段民族记忆，《生死场》是一本较为全面的书。
但我更为关注的是从当下的视角解读《生死场》，发现其中的生死在今天的启示。
首先是对生命价值的反思。人们常说生命是无价的，但赵三入狱时，他的东家二爷使钱把赵三赎了回来；赵三的老婆王婆三岁的儿子死时，只觉得“就像是一条狗给车轧死一样”；他们女儿金枝的女儿刚出生一个月，却被父亲摔死……在萧红的笔下，生命是渺小的，是不值钱的，是没有重心的，它没有土地和牲口更重要，而甚至是后者的依附。这里的人的生命似乎都没有重心，哪怕是消极的、负面的也统统没有。他们是地里的蚯蚓，把生命的依靠本能在地里翻着土。赵三在计划杀死东家之前，王婆甚至一度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那就是为赵三杀死东家做准备；但赵三计划失败入狱又出狱之后，她感觉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最终在破碎的现实打击下自杀。这一切都是生命过轻的造成的悲剧。我时常感到自己生命的虚无，没有重心、随波逐流，当我尝试去托举起来，却无处发力。这种无法承受生命之轻的悲剧又在重新上演，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却仍然愚钝和麻木。今天，我们不能把生活的重心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能寄托在物的身上，我们必须为生活找到一个重心，生命的意义全在于生命的重量。
《生死场》也让我对女性有了再认识。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萧红女士是一个清醒的、有着高度自觉的女性作家。她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那个社会，女人是受苦的，不论是身体还是思想。萧红女士本身便遭遇着很多不幸，她自己深刻的体味到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所遭遇的种种残暴，不论是家庭带给她的，还是感情中所面临的，无一不是大多数可怜的女性的遭遇。她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苦难女性形象，还原了女性在人性愚昧的男权社会中艰难的前行的历史真相。《生死场》中那些蝼蚁般生存的女性，那些对于痛苦麻木接受，行尸走肉般生活的金枝、王婆、麻面婆等人，共同构筑了这片混沌、无知无觉、生死轮回着的村庄，宛如一张沾满血污的祭台，其上摆放着的是女性千百年间无处言说的巨大痛苦。而作品中的金枝，在这个肮脏充斥下的世界拼命挣扎，害怕恐惧，无处可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最平凡而又最典型的女性形象。金枝在进城后坦言：“一开始我恨男人，现在我又恨小日本子”，可最终她只能怨恨她自己。金枝像奴隶般的生存状态和她生命意识中的麻木挣扎，展示了金枝在背负民族和个人双重苦难下的悲剧命运，并且揭示了造成金枝不幸命运的根源，这是萧红对女性意识觉醒探索的表达。
萧红笔下的女性在物理上承受生的痛苦，又同时承受死的威胁，她们是生与死之间伟大的使者，即使自己半只脚踏上黄泉，也要把骨血推出去。她告诉我们女性有种天生的伟大，来自于她们在人间生死中扮演的角色，来自于她们的自然属性。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意识，这对于我们对当下女性权利的诉求、女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萧红是在以悲剧告诉我们，现代女性一定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活出自己的模样，不要沦为男人的附庸。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特的意义，好的活法是在我们珍惜自己，懂得爱自己的前提下去爱别人，这样的生活态度才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他人。好的感情不是牺牲，不是屈服，而是相互成全，相处的舒适度决定在一起的幸福度。
在《生死场》中，萧红不拘什么结构，也没有特意的去批判和怜悯，更没有特定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她可能只是有一腔心绪，在纸面上，全无顾忌，酣畅而成，便是现在我们所仰望赏析的《生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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