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之嬴政，崇尚霸道，气吞山河，奄有四海，开万世之基，然而，一统天下后的大秦帝国，却在国家建设蒸蒸日上的形势下迅即覆亡。后世史家皆以严刑峻法、吏治深刻为秦亡的主要原因，但纵观有关大秦帝国的史料和考古成果，你会发现行急政才是大秦帝国覆亡的主要原因。
威力可以吞并，但不可以守成。“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是否由战争政策转变为和平发展政策，由铁血社会转型为温情社会，这是秦朝兴亡的关键所在。如果战争政策不能与时俱变，转换为和平发展政策，铁血社会转型为温情社会，秦王朝灭亡是必然的，而何时灭亡则是偶然的。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大秦帝国徭役沉重，赋敛无度，超出了百姓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一方面行急政，一方面法网严密，所以，黔首不堪重负，必然触犯法网，为逃避法律制裁，遂出现了“群盗满山”“啸聚山林”的现象。“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只要秦二世轻徭薄赋、去刑省苛，大秦帝国极可能会出现与史上“成康之治”“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相媲美的“二世之治”。然而，秦二世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二世、赵高、李斯之流，劳民更烈，又践踏法律，实行督责术，迷信严刑峻法，滥杀无度，残贼天下，从官吏到黔首摇手触禁，战战兢兢生活，奋起反抗成必然。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做以分析——
秦国徭役名目繁多秦国称徭役为“更”，服劳役者为“更卒”，更卒为服役的正卒，每年要服一个月的劳役。
“更有三品”，除卒更外，还有“践更”“过更”。“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不愿意服更役者，可以用钱2000雇佣已经去服役者代替自己的一个月更役。
“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符合法定年龄的男子，人人都要戍边3日，不过这种戍边3日的更役，虽然人人必服，但又不能人人都去服役，且去服役者，也不能3日便返回。因此，行者往往是1年更换一次，一年服役中除去自己的3日戍边之役，其余都是代替他人服役，于是被代替者不需再服3日之戍役，而改为缴纳300钱之税，便成了取代3日戍的“更赋”，是谓过更。
虽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但在实际上很可能要超期服役，因为按照《徭律》规定，因役徒工程质量不合格时，需要返工而且“勿计为徭”，即不把所增徭役的天数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
更役所在地区，一般为本郡县，但也有例外，远离本土，这种例外更役称作外徭。如在外地治理河患，本为1个月的役期，但因情况紧急，需要延长至6个月，而且治河之役很辛苦，因此，官府为劳赐这些服役者，对他们当中不是因为代人服役而没有获得平价每月2000雇更钱者，允许他们以治河之役期抵消其应服的戍边之役六个月。
更役之外还有一种赀徭或赀戍，即罚戍边或无偿劳役。如盗采人家桑叶，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即罚服劳役30天。
秦国还允许以劳役抵罚款、抵赎金、抵债，总称为居役。居，服劳役的意思。《司空律》规定：居役，不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可抵偿8钱；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只能抵偿6钱。公士以下以服劳役抵偿刑罪及死罪赎金者，要同城旦、舂刑徒一切服役，并戴刑具，穿犯人衣服；只有葆子以上的人居赎时可以“皆勿将司”即不受管制；承担上述劳役的人，只要年龄相当和身体强弱一致，允许他人代替；凡同一家庭有两人以上服上述各种劳役时，可以“出其一人，令相兼居之”，即可以放归一人，叫他们轮流服役；允许服役者请求他人与他“并居之”，即帮助他服劳役，但帮助者“毋除徭戍”，既不能免除帮助者本人应服的徭戍之役。百姓有居赀、赎、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
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指出，秦国的兵役制度，如《汉书。食货志》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同时，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
而李开元在《秦崩》中说：“依照秦政府的规定，年满十七岁的男子，都有为政府服劳役和兵役的义务，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在本地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在首都，或在他郡。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外役，背井离乡，最是沉重。泗水亭长刘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阳修建阿房宫的徭役，为期一年。”
两者除在当兵的法定年龄问题上有分歧外，对秦国征兵制度的理解并无二致。但因为形势的需要，秦国常常会突破或背弃兵役制度，如“长平之战”，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悉数征发，如云梦秦简中一位叫“喜”的低级官吏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凡爵自不更（第四级爵）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随时都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
也有人以为，秦之傅年应为15岁。男子一旦成年，就需要登记名册，以为征发徭役和兵役的依据。史籍称之为“傅”或“傅籍”。根据云梦秦简《编年记》中“喜”的记载，以及《史记》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赵，困赵军于长平，赵军坚守，以待救至。于是昭王自之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羽攻外黄，久不下，及其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似可证明秦时以15岁成丁服役为定制。
秦国有爵者56岁即可免役，无爵者到60岁方可免役。如果秦法规定15岁始役，无爵者60岁免役，则一生应服45年的更役，至于固定为正卒1岁与屯戍1岁的兵役，也必须在此年龄段内完成。可见秦国确实劳民甚烈。
其一，给各种机关服杂役。《徭律》规定：“御中发征，乏不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地方官府发服役者为朝廷官府服役。凡遇到这样的征发服役，必须立即赴役，否则就要因误期受到惩罚。
其二，凡官府土木工程，都由服役更卒承担。《徭律》规定：“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堵卒岁。未卒堵坏，司空将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又云：“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更规定：凡“上之所兴”徭役，其工程“必令司空与匠度之”，“县葆禁苑”及“公马牛苑，兴徒以堑垣篱散及补缮之”。这就是说，凡官府的禁苑及公马牛苑的围墙、壕沟、藩篱等工程，官府的馆舍及衙门建筑，县邑中城垣修筑等等，都由服役者承担，而且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都要返工，返工的时间不计算在固定役期之内。
其三，筑长城、建陵墓、造宫殿、修驰道、直道、开河渠以及运输转漕等役，也同样由更卒等承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雎率五十万大军，向南方地区（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当时居住着东越（瓯越）；在今福建以福州为中心，当时是闽越的势力范围；再往南，在今广东、广西，分布着南越和西瓯）进攻，但秦军遇到很大困难，主要是由于河道密布、山峦纵横，兵员和军粮运输极不方便，因而除平定闽越、瓯越的部队很快取得胜利外，其余几路军在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此，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开辟粮道，称为灵渠。公元前219年，灵渠修凿工程结束，秦军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公元前213年，秦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与越人杂居。类似现在的兵团军垦。从此，东至海，南至北向户，皆归入秦朝版图。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从内地移民三万户到河北、榆中屯垦，促进了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匈奴虽然被从阴山、河南地赶走，但军事实力尚存。为防御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伐大批劳力，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五千余里的长城，又将原秦、赵、燕为防匈奴进犯而修建的长城，修葺、增补、新筑，连接起来，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公元前220年，秦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汉书•贾邹枚路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从咸阳至碣石，途中多有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阻碍交通的城郭和“以邻为壑”的堤防，造成水患。秦始皇在巡游中，就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封建割据遗留的残垣断壁。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建一条由咸阳直向北延伸的“直道”，全长约合今1400里，直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这是从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道路。如果曾被蒙恬30万大军驱逐至阴山山脉以北的匈奴再次进犯，秦军即可循“直道”由首都咸阳直达九原，迅速给予反击。这些“驰道”“直道”，以及秦统一中国后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
秦始皇陵工程更为浩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除此之外，还广建宫室，“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其四，服兵役的材官、骑士及担任屯戍任务的士兵，除有受训郡国、屯卫京师官府、戍守边疆等军事任务外，也得服劳役。《戍律》规定：“戍者城及补城，令婞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免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这说明戍卒也有修城及修补旧城之役；筑城、补城之役完成后，还有把城池要害处增高加固之役。在京师屯卫者，得给王侯贵戚服杂役。
在秦国按照服徭役和兵役的常法，基本群众已觉得负重难支，而那些不受常法规范的特殊群体更是苦不堪言。
服徭役和兵役，本不及于妇女，但由于秦国连年兵戈不休、土木建筑不已，弄得要“丁男披甲，丁女转输”。在服劳役的男丁不足时，妇女也要服劳役。
秦国还有谪戍之制，谪戍的对象，晁错概括说，“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一共七种人，再加上诸逋亡人，总计八种人。诸逋亡人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服徭役“逋事”及乏徭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谪戍与赀戍不同，赀戍不是终身戍边制，随罚期长短而定戍期，而谪戍一般是终身戍边。晁错云：“秦时，北边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但是，由于“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可见，谪戍之酷烈。
闾左为贫弱农民，乃“复除者”，按常法本不服徭役，但秦二世时闾左也要服劳役。秦国的“闾左”乃贫困人家为“复除者”，即不服劳役、兵役，这可能超出人们的现象，但是事实。不服徭役的“闾左”大致有三类贫弱人群：一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庶子也称弟子。《商鞅•弱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按秦律规定，一为弟子不得随意改籍，只能世世代代作为依附农民。二是地主、贵族、商人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三是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李开元认为，当时的贫困人户，被称为“闾左”，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情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无选拔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会大量流入。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上述三类贫弱农民称作闾左。田人隆认为：“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役，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役，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役。”根据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两封秦军士兵从战场上发出的家信，可以断定秦军士兵需要自备衣物和费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无田无产无资者难服徭戍，故为“复除者”。
闾左是依附、服务于地主的贫弱农民，按常规是不服徭戍的，但因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修宫殿，造陵墓，筑长城，辟驰道，兴水利，劳民甚烈，仅防御匈奴，就“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秦二世时又变本加厉，徭戍更为沉重，中产阶级遍征无遗，故而“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但仍然无法满足徭戍需要，所以只能“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进一步加剧了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和压迫。
在秦国大多数官吏地主活得也很苦闷。秦国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一样需要按“受田之数”向国家缴纳赋税，不仅如此，还有人头税、杂徭、军役，名目繁多，赋税负担很重，“收泰半之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以赋税的形式掠夺而去。秦法严苛，官吏动则辄咎，经常会被赀甲赀盾赀徭赀戍甚至谪戍，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必须按规定服役。云梦秦简中的主人喜曾为小官吏，服过三次兵役。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率军伐楚，秦政府令十分之二的斗食小吏参军。小官吏犯法，也会被谪发从军。地主有钱有仆人，但根据史料分析，在秦国好像不允许花钱雇人或用仆人服兵役。秦国重本抑末，仇商排商很厉害，一切商务活动都被当作不务正业，当事者会受到谪罚。比如，朝廷征发运输的劳役，百姓有到县里雇车或转交给别人运送的，应依法论处。甚至男人娶商人之女为妻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史料记载：“城父繁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而且，服兵役是具有独立身份的中产阶层的法定义务，不可转嫁于人。因此，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即使有钱有仆人甚至奴隶也逃不脱自己服兵役。不仅如此，地主死亡后，其役使的奴隶（徒、舍人），还要代替地主服徭役。参军戍卫、作战，不仅艰苦，也有生命危险，对于大多数衣食无忧的中小地主和官吏而言，恐怕不会再去刻意追求军功爵带来的利益，但秦律严苛，他们不得不服兵役。
长期的统一战争，使诸侯国国家残破，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秦统一天下后，本应顺应民意，与民休息，珍惜民力民资，涵养国力，实施可持续发展建设战略，然而，大秦帝国统治者缺少治理大国经验，罔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家建设中采取涸泽而渔、急功近利的做法，失败不可避免。治大国若烹小鲜，欲速则不达，治国者不可不察。
秦始皇行急政，已是奔车索朽，国家形势岌岌可危，而秦二世又将急政发展至暴政，结果秦王朝被彻底葬送。胡亥即位后，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一帮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以巩固自己的皇位。赵高与秦二世合谋，网织罪民，大肆杀戮忠臣和胡亥的兄弟姐妹。虽有子婴劝谏，但二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许多大臣被杀，公子中有十二人被处死在咸阳街市，十位公主遭受分尸酷刑死在杜县，家中财物都被抄没收入官府，互相株连被判罪的人不计其数。
二世还曾下令：始皇后宫无子者，一律为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二世唯恐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在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
秦二世时徭役徭戍政策极端恶化，其严酷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史记》中记载的片段，可窥斑见豹。本来秦律规定：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如役夫误期六到十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十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但到秦二世时，已变成“失期，法皆斩”。
《史记●陈涉列传》所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后期李斯献与秦二世并被采用的“督责之术”，更是严刑峻法。李斯认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样君主“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马迁称之“阿顺苟合，严威酷刑”，极为贴切。秦二世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严苛者就是“明吏”，杀人多者就是“忠臣”，弄得天怼人怨。
因为行急政乃至暴政，在秦王朝，不仅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与大地主有尖锐的矛盾，中小地主、下层官吏、儒生游士与大地主也有较深的矛盾，东方旧贵族残余更是复国心切，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秦。故而，“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秦亡于四股势力，即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的劳苦大众，项梁、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分子，刘邦、萧何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孔甲等“齐鲁儒墨、缙绅之徒”。尽管四股势力反秦的动机各不相同，但灭秦的目标是一致的，受如此洪流的冲击，秦帝国焉有不遭受灭顶之灾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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