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的一部分大脑被保存在这个超低温的冰箱里。谢谨忆摄
记者 谢谨忆 文/摄 通讯员 李彬 孙冰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中午，我终于和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的秘书孙冰接上了头。我约了很久，想到这个神秘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浙江唯一的人脑库2015年4月就成立了，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我也是头一次踏入他们的大门。
人脑库在浙大医学院一栋教学楼的一楼，光线较暗，即使是阳光强烈的白天，楼里也开足了日光灯。脑库规模目前还不大，暂时和组织形态学平台放在一起。
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谢谨忆摄
提供给研究人员的大脑玻片。谢谨忆摄
首例捐献大脑者 是一位亨廷顿舞蹈症男病人包爱民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副主任，研究领域为神经精神性疾病发病机制、激素与神经递质的生物学节律等。
说起为什么建设脑库，她给我举了个抑郁症的例子——
这个世界上有约16%的人非常不快乐地生活，他们罹患了抑郁症。
目前医生判断一个人是否得了抑郁症，是看他有没有这9种主要症状：负罪感、抑郁情绪、体重减轻、快感缺失、缺乏能量、精神运动性障碍、睡眠障碍、无法集中注意力、有自杀念头等。9条症状符合5条以上，并且持续至少两周，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
然而，大家虽然都得了叫抑郁症的病，不同病人身上却可以有不同的5种以上症状组合。现有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如药物、经颅磁刺激、光线治疗等，也仅对部分患者有效。
为什么大家症状不一样？为什么现有治疗无法对全部病人有效？
我们大脑里有一千亿个神经元（神经细胞），每一个神经元上，还有一千到十万个与其它神经元的联系位点，叫神经突触。把这些神经元联系起来的神经纤维，如果都连接起来，长度等于在我们脑中缠绕了十万公里。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以非常复杂的神经环路在运作，传送和处理信息，这些信息传送和处理的同时，产生了我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等等。不同的抑郁症病人可能是在脑内的不同节点上发生了异常，所以会有不同的症状，用药也无法“一概而论”。
拿我国像蛛网一样的高铁网络打比方，北京站、上海站都属于枢纽站，四通八达，连接了无数小站点。如果上海站出了问题，那它可能会连带一大片小站点都出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被传导到北京站。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去维修北京站，或者某个小站，没有找到源头上海站，那么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人脑中的这种网络要比高铁网络复杂千万倍上亿倍都不为过。科学家们该怎么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脑实体，对实体进行研究。
浙大医学院中国人脑库至今已收到98例捐赠者的大脑
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于2015年4月正式成立。到今天已收到98例捐赠者的大脑，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病人及其家属捐献了7例精神分裂症及老年性痴呆患者大脑。这是极其宝贵的、可以用于研究人类特有神经精神疾病的资源。
今年11月3日，浙大、北京协和、湖南湘雅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目前全国加入该联盟的单位已有10家。
“人脑组织库，英文是Brain bank，直译过来是‘脑银行’的意思。这是因为捐献者在去世后把大脑捐献（存）到脑库；研究脑和脑疾病的科学家可以申请使用脑库里存放的脑组织样本，就像从银行贷款一样，去进行人脑研究。人脑库是接受和保存捐献大脑，确诊和分类脑疾病，并向科学家们提供脑标本进行研究的基础机构。可以有效帮助研究者在细胞、分子、基因等方面水平对人脑组织进行系统研究，最终达到认识脑、保护脑和开发脑的目标。”
包爱民教授说，目前，人脑库的人脑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一是捐献遗体者同时捐出大脑；二是专门捐献大脑；三是器官捐献（例如捐献了眼角膜）后再捐献遗体和/或大脑。
首例捐献大脑者是一位亨廷顿舞蹈症男病人
浙江大学医学院收到首例捐献大脑，是2012年11月，来自一位亨廷顿舞蹈症男病人。
亨廷顿舞蹈症，典型症状是不能控制地装鬼脸、点头、手指跳动，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些症状会进行性加重，除了睡着，病人每时每刻都会像舞蹈那样不自主地运动，且吞咽困难有构音障碍。同时，患者会逐渐出现认知障碍、精神障碍，直至痴呆。这种病一般在中年发病，目前仍无药物显示对治疗该病有效，病人15-20年后死亡。
亨廷顿舞蹈症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1872年，美国医学家乔治·亨廷顿发现此病，因患者不停地抖动肢体，像极舞蹈动作而得名。
首例捐脑的这位病人，有儿有女。一开始，妻子对捐赠丈夫大脑这件事并不热心，但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不幸让她改变了主意：儿子后来也渐渐开始发病；不久，女儿也慢慢出现症状。这位母亲看着她的孩子们也将“舞蹈”至死，比看到丈夫生病还要绝望。最终，她决定捐献丈夫的大脑用于研究这种脑病，她知道，如果医学无法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办法，那么她和丈夫的一代又一代，将永远逃不出这个可怕的魔咒。
吴晓兰女士 生前照片
曾景福先生生前照片
1
在母亲影响下 女儿也签下了器官、遗体捐献意愿书
包爱民教授说，人脑库不仅需要收集有神经精神疾病的大脑，也需要收集没有这些疾病的大脑作为研究时的对照组，对比疾病大脑是哪里出了问题。因此，各类大脑，只要是没有在去世后（也即脑死亡后）自溶或者被损坏的，都可以用于研究，脑库都需要。
2017年10月31日，杭州的吴晓兰女士（女儿小胡同意在快报上公布母亲的真实姓名与照片）捐献了自己的大脑，她是因为肺癌去世的。
“我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但我觉得她的思想境界与一般人不同，比较开放，她很相信科学。”女儿小胡说。
吴女士曾对女儿反复强调，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一定要把遗体捐赠给医学院。女儿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心愿。
小胡读大学时，妈妈不幸得了肺癌，当时只有47岁，做完肺部手术不到一年，又查出肿瘤脑转移。妈妈渐渐地说不出话，口歪眼斜，神志也开始糊涂起来。然而，只要她清醒的时候，就会跟小胡讲，在她弥留的时候，不要上呼吸机、不要插管、尽量减少痛苦，让她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还说，这样脏器会相对保留得更好一点，捐献会更完整一些。”小胡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在妈妈还清醒的时候，母女俩一起签署了吴女士捐献遗体、捐献大脑、捐献眼角膜的知情同意书。在母亲的影响下，女儿同时也签下了自己的器官、遗体捐献意愿书。
10月31日，在与肺癌搏斗6年后，吴晓兰女士去世。当天，她的眼角膜就移植给了两位盲人，使他们重见光明；吴女士的遗体及大脑，则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2
“只要对社会有好处就行
你父亲不就是这个遗愿吗？”
2016年4月1日，曾景福先生（夫人及儿子曾涌同意在快报上公布父亲的真实姓名与照片）捐献了眼角膜、大脑和遗体。
儿子曾涌发来微信说：“我的父亲原来是一位飞行员，后来开始胃出血、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他第一次病危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就写了第一份遗书，说他是共产党员，要捐献器官。这样的遗书，他先后写过三次。他也很希望医生能搞清楚，像他这么好的身体，能当飞行员，后来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
“去年3月下旬，我父亲因为心梗住院，过了几天情况似乎稳定下来了，我就去了外地出差，想不到后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4月1日，父亲去世了，他当时不过68岁。得知这个消息，我还以为是愚人节的玩笑，整个人都是蒙的。然而，这是真的。”
“遵从父亲生前的意愿，我和母亲决定捐出父亲的眼角膜、大脑和遗体，当我看到医生们都给他鞠躬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当时都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今年清明，我带着儿子去浙大医学院看了矗立在那里的‘无语良师碑’，连我儿子都很伤心。时间真快啊，一转眼就一年了。”
“我本来并不想接受采访，我们捐献遗体不为出名。可这也许会感召更多的人捐献遗体捐献大脑，为子孙后代作出贡献，我和我母亲商量后，就同意了。我母亲说：只要对社会有好处就行，你父亲不就是这个遗愿吗？”
3
“如果老年痴呆症能研究出治愈的方法 那真的是太多家庭的福音”
W（化名）70多岁，因为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在未捐献大脑之前，在市七医院住了4年。
经常和家属相处，老年精神病区主任陈斌华主任医师知道3个儿子这些年照顾她有多么辛苦。W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到处摸索，讲胡话：“你外婆来看我了，阿忠（化名），你外婆来了。”W指着房门口，半夜里会使劲把睡在旁边床上的儿子摇醒。
老人不知饥饱，有时候什么都不吃，怎么哄怎么劝都不吃；有时候暴饮暴食，看到什么都往嘴里塞，每天光是给她喂饭，监督她正常吃东西，都是一件耗费心神的事。
有一天，W突然在病房里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陈主任赶过去，看到儿子阿忠和媳妇尴尬地站在床边，两个人也都五十来岁了。
“阿忠，你媳妇在外面有人知不知道！她在外面有人的嘞！”W又转向儿媳，作势要打她，“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但其实，这只是W因病引起的幻觉妄想。
“这个病，她自己可能感觉不到痛苦，但对我们来说，太痛苦了。”儿子阿忠叹气，“我们是看着她一步步失去记忆，一步步糊涂起来的。幸亏我两个兄弟不上班，可以轮流看护，白天如果还要上班的话，根本吃不消。”
阿忠说，父亲在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后两三年就去世了，“心脏病走的。他那两三年里，因为妈的病，心情一直很不好，很压抑。”
“阿尔茨海默病，现在病因不明确，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治疗，可以说百分之百不能治愈。医生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改善病人神经递质，减轻炎症反应，延缓它的发展，或者做一些精神症状上的控制，无法对具体病因作针对性干预。”陈主任也很无奈。
W的3个儿子在看到浙大医学院中国人脑库的宣传资料后，向陈主任咨询了有关捐献的流程和政策，希望妈妈去世后，把大脑捐献出来，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陈主任被家属的想法所感动，协助联系了脑库中心工作人员，签署了捐赠者知情同意书。
“家里有老年痴呆病人的，很多家庭都被拖垮了。一般人可能不理解，我们有切肤之痛，我们能理解。如果老年痴呆症能研究出治愈的方法，那真的是太多人的福音。”
几个月后，W因老年痴呆症并发症坠积性肺炎去世。她的大脑，被捐献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
4
“爸爸精神分裂症40多年，他的大脑哪里出了问题？”
捐脑者Z是位精神分裂症患者，80多岁，病史40多年。一开始，他到七院看门诊，后来控制得不好，只好住院。住院住了也有十几年。
Z一直被自己的幻觉妄想折磨，他总是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跟他讲话，告诉他有人要害他，命令他做这做那。他总是和这个“耳边人”交流，总是在喃喃自语，和家里人倒变得越来越淡漠。
“精神分裂症，病因也是不明确的。它比老年痴呆症要好一点，有1/3可以治愈，1/3症状可以显著好转，但还是有1/3改善不明显。以前我们会说精分是脑子里哪个定点出了问题，但现在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精分到底是哪个定点出了问题反而越来越不明确了，实际上并不只有一个定点出问题会发生精分。我们发现，大脑的复杂程度，各个定点间的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陈斌华主任说。
Z属于治疗效果不好的那种。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慢阻肺、心脏病渐渐都严重起来。
Z的儿子说：“我爸的病，住院这么多年，有医保，有救助，有特殊补贴，说实话给社会带来了不少经济负担，我们自己付出的倒不是很多。如果捐献爸爸的大脑能回报社会，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在征求妻子意见后，Z的儿子签署了大脑捐赠知情同意书。
未来大脑的奥秘怎么解开？
帕金森病大脑，脑内主要病理学改变是黑质的色素细胞消失，以及出现路易体和路易神经突。
一位浙大学生在无语良师碑前驻足良久。谢谨忆 摄
都是精神分裂症但发病机理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不一样到底在哪里
最终可能要通过三项研究
1.人是通过什么感知外界环境的？
2.大脑对身体怎么进行管理？
3.为什么大脑可以组织出语言？
三四十年前，全世界都没有专门收集储存人类大脑的脑库。神经科学、脑科学的知识发展到今天，要感谢动物们的贡献。科学家对啮齿类动物到灵长类动物的观察，对它们的细胞功能、分子之间作用机制的洞察，推测出了人脑的一些疾病发生在哪里。
但也可以想见，人类如此高级的大脑，很难用动物脑完全替代研究。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副主任包爱民教授说，关于情感研究的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难点是，动物们喜怒哀乐的表情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缺乏表情。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各种宠物表情包，其实更多的只是人类自己的想象。
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是人类特有的
动物大脑和脑影像技术都无法替代
再比如人脑中抑郁症整个发生的过程，有基因、年龄、性别、幼年经历等复杂因素的组合，这就很难在一个动物脑上模拟出整个病程。
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都是人类特有的神经精神疾病，常见的实验动物比如鼠，是不会得这类病的，也就无法从鼠脑进行彻底研究。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越来越精密的脑影像技术来看清楚大脑呢？
确实，通过精密的脑影像技术，可以看到精神神经疾病病人某些脑区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看到分子层面，无法看到具体的化合物改变。
为收集、保存、研究人的大脑组织，近三四十年，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人脑组织库。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脑库已拥有6000多个大脑标本，每年向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提供2000-3000个标本切片。仅比台湾岛面积大一点点的荷兰，建立国家脑库已有30余年历史。他们开展全国性的捐赠计划，已经收集了4000余例大脑，并有近1800位捐赠者登记捐赠，自愿将去世后的大脑捐献给荷兰人脑库。荷兰脑库已经向25个国家、700余研究项目提供人脑样本，发表相关SCI论文1700余篇。荷兰人脑库还牵头成立了欧洲脑库联盟，统一质控。
所以，在精神神经疾病研究方面，西方国家确实走在中国前面，很多治疗只能跟随他们的脚步。
那么，我们用外国人的大脑标本做研究可不可以？
“不同的遗传背景、环境因素、生活饮食习惯会导致脑结构、功能和疾病发生机制具有特异性。使用国外的人脑标本有局限性，并且人脑组织这样的生物样本很难过海关，申请、审批等严格繁复的程序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包爱民教授说。
都是精神分裂症但发病机理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不一样到底在哪里？
陈斌华，杭州市七医院老年精神科病区大主任，因为科室的特殊性，他接触到的去世病人会比较多。
陈主任说，捐献大脑意义之伟大，当医生的最明白。陈主任是浙江省医学会老年精神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老年痴呆症的诊治已经二十多年，然而门诊中，会经常碰到让他无能为力的病人。
“两个星期前，有一例早老性痴呆患者，女性，才55岁。短短两年时间，她的痴呆症已经达到中度，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她现在行动要丈夫跟着才行，可丈夫平时还要上班，无奈之下，日常只能把她锁在家里。”
这位女患者去过很多家医院，吃过很多种药，做过很多种治疗，但病情还是在逐步发展，控制不住。“这位女患者那么年轻，就得了痴呆病，每次看病对医生很有礼貌，很有修养，我也想能帮助到她，但是，凭现在医学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有限，只能让她情绪稳定一点。”
“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医生真的很心痛，很无奈。现在很多对大脑的研究都只是假说、推测，总会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真真正正地研究人类大脑标本，发现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病理结构、成分变化，那么临床上很多医学难题就能得到解决。”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施剑飞教授说，由于人类大脑的高度复杂性，目前精神医学是按照人的精神活动表现来判断病情，而没有办法根据生物学的检查检验来明确诊断。“比如精神分裂症，发病症状可以一模一样，导致症状的机理却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不一样到底在哪里？现代医学已经有很高水平的影像学检查，磁共振已经从1.5T发展到3.0T、7.0T，但始终不如亲眼看到摸到大脑来得清晰直观。”
施教授也说到，神经精神疾病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前10位增加社会经济负担的疾病里，跟精神疾病相关的有5位。
“大脑的奥秘要怎么解开，最终可以通过研究这三大块内容：1.人是通过什么感知外界环境的？2.大脑对身体怎么进行管理？3.为什么大脑可以组织出语言？这些都是未来脑科学研究的内容”。
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建脑库30年左右
随着观念的转变相信脑库会逐渐庞大
浙江省红十字会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季云松说，浙江人脑库成立刚刚两年半，时间不算长，一般人对它了解得还比较少。其实，捐脑和器官捐献一样，主要还在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及其心理的适应过程。“人死了，大脑对本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若能够被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的话，或许能为子孙后代的健康或者幸福带来希望。捐献大脑是给未来的一份希望。”
“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建脑库三十年左右，这和民众的教育、理解以及传统习俗有关。但随着近年来科学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我国对于遗体捐献、器官捐献等的宣传和支持，人们观念的逐步转变，我相信将来脑库的规模会逐渐庞大起来。”包爱民教授说，“我自己也已经签署了去世后捐献大脑用于科学研究的知情同意书。”
浙大医学院的一个花坛前，立着一块“无语良师碑”。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秘书孙冰说，所有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的捐赠者包括捐脑者的名字，只要个人和家属同意，都会被镌刻在石碑上面，供后人缅怀。
碑有三块，正反两面刻得密密麻麻，背面的一些空白，是留给后来的捐赠者的。我特意数了数，2017年已刻了25位捐献者的名字。
我去的那天，浙江省红十字会正为无语良师碑敬献花圈，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碑前停立许久。
无语良师碑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无论性别与年龄，无论平凡或卓越，他们，都是传道授业的无语良师。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教与莘莘学子洞开生命之谜的秘钥；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给予无数患者摆脱病魔的康复之音；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诤诤诉说着生命的圣洁和奉献的高尚！
“特立此碑，向所有为医学事业奉献的无语良师肃立致敬。”
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捐献流程
1.有捐献大脑意愿者可通过电话0571-88208619、网站“浙江大学医学部中国人脑库”等了解脑组织捐献信息。
2.本人与家属同意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部中国人脑库捐献知情同意书》签字，并邮寄至相应地址。
3.脑库录入捐献者信息，寄回《捐献登记卡》。捐献意愿者如改变主意，可随时撤除登记信息和知情同意书，并不必提交任何理由。
4.捐献者去世后，家属联系脑库，脑库接收大脑样本。
编辑李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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