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
（宰相面具）
元朝时期才正式作为中央职官名称的“宰相”，历史上又称尹、相、丞相、相国等。宰相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的重要职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从夏朝建立奴隶制政权开始，直到封建制王朝清朝灭亡，四千年中，因应王朝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宰相制度被改变了无数次，在总体上，宰相的权力被逐渐转移到君主手中去了。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变迁，大略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夏商两周时期，君主与宰相分权治理百官和国家；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唐朝时期，君主向宰相夺权，君主设立牵制性机构平衡相权，以加强君权，但宰相仍然有很大权力；宋辽金及元明清时期，君主役宰相用权，相权名存实亡，宰相成为君主任意役使的走狗。
（先秦器皿）
一、夏商两周：君主与宰相分权
荀子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他这里对相权的描述是指他之前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夏商周时期，宰相的权力非常大，仅次于君主。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征服炎帝，打败蚩尤后，取代神农氏做了天子，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黄帝设置的左右大监，其实就相当于后世的左右丞相。《黄帝四经》、《吕氏春秋》等古籍中说黄帝长了四张脸，可以监督东西南北四方诸侯。黄帝不可能长着四张脸，这只能说明，随着黄帝统治区域的扩大，左右大监辅佐他管理四方诸侯已经力不从心，于是他设置了东西南北四大监。关于黄帝的这些记载已经说明，宰相制度早在中国奴隶制国家萌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黄帝时期的“大监”到底有多大权力，我们无法从史书或神话传说中得知，但是从其后尧舜时代的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看出，宰相制度从一萌芽，宰相就是作为君主的最重要辅臣和国柱而存在的。《尚书·尧典》记载：尧以舜“纳于百揆”。揆，意思是度，百揆，即度百事，总百官，至今海峡对岸还把所谓“行政院长”俗称为“揆阁”。尧在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之前，先让舜做宰相，可见相权在尧时期是何等之重。舜后来继承了尧的做法，《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即天子之位后，以“伯禹为司空”，舜认为这样做“可美帝功”。既然司空可以发扬天子的功业，可见司空相当于“百揆”即后世的宰相。舜在禅位给禹之前先让他做宰相，可见舜时期的相权也是极重的。
夏朝建立后，虽然天子的禅让制让位于世袭制，但是相权并未受到削弱。只是由于国家的疆域扩大了，政务复杂而细致了，担任宰相的像黄帝时期一样，变为多人。夏朝设立总管政务的“三正”和天子的顾问团队“四邻”（疑、丞、辅、弼），这七个人其实都是宰相，“丞”、“宰”、“弼”等字眼到后世都成为宰相的别称。虽然是七个人辅佐天子，但是“三正”的权力大于“四邻”，“三正”往往以一人总领政务，两人为副，其权力大到除了可以节制“四邻”和“六卿”，还可以代天子统帅军队出征。
夏朝的第二代天子太康继位后沉湎于游猎宴饮，满朝大臣非常不满，于是执政的后羿宣布废黜了太康，改立太康的弟弟中康为天子。这个后羿不是传说中的帝尧时期射日的嫦娥的丈夫，此后羿是夏初有穷氏部落首领（有穷国诸侯）兼夏朝执政，比射日的后羿晚了接近一百年。夏朝的宰相可以废立天子，足见夏朝的相权之重。
商朝的统治区域比夏朝进一步扩大，奴隶制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其宰相制度在延续了夏朝宰相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商朝的职官体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内服官”，一部分是“外服官”。外服官是联系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的，内服官是中央机关的各级官吏。宰相虽然属于内服官之首，但是宰相总揽国家大事，自然也协助天子节制外服官僚体系。商朝的宰相名称多有变化。早期称为尹，开国宰相伊尹做了五朝的尹，帝太戊时期伊涉继任尹。后来武丁任天子时期，先是以太宰主管朝政，后来又命百官“听于冢宰”，太宰、冢宰就是宰相了。武丁后期重用刑徒出身的傅说，命傅说担任三公并节制百官，虽然我们不知道傅说是总揽三公还是做了某一公，但是三公就是宰相了。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伊尹摄行政当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伊尹作为宰相，可以放逐天子以让其思过，而自己暂代天子摄政，却不会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为什么呢？这除了商朝的宰相权力很重之外，也与商朝的“君权神授”观有关。“君权”是“神授”的，君权固然不可侵犯，但是在商人的社会思想中，“君权神授”的前提是天子要有德行，天子要跟臣子齐心协力治理好天下，臣子当然不能违背神意自立为天子，但是却有按照神意教育德行不好的天子甚至重新选择天子的权力。
西周在商朝的基础上，完善了以井田制为依托的宗法制，其中央机关的职官设置发展了商朝体制，宰相的职权依然很大，而且宰相的名称和职权也更加固定化。
西周的宰相由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太宰四个人担任，六卿和五官分担各领域工作。由于三公是大的诸侯兼任的，三公在协助天子处理天下事务的同时，还要处理好自己封国的政务，因此，西周的太宰实际权力最大。而六卿、五官是向三公和太宰共同负责的，在三公常常因封国事务不能顾及天下政务时，六卿、五官的权力就会相应提高，因此，西周真正的宰相是太宰，六卿、五官相当于副宰相，太宰在尊重三公的基础上，领导六卿、五官行使相权。
尽管如此，由于三公拥有强大的封国，虽然他们并不特别过于过问朝廷大事，但是在非常时期，他们可以越过太宰、六卿和五官，直接接管相权。西周初期，太师周公和太保召公就因成王年幼，管蔡叛乱而直接接管中央政府。西周后期的“周召共和”再一次并进一步说明，西周的宰相与夏商时期一样，可以废黜昏庸残暴的天子。
东周时期，三公改称正卿，依然由大国诸侯担任；太宰改称冢宰。由于周王室衰微，正卿就可以架空周天子，成为霸主，因此，作为霸主的正卿又被称为“伯侯”。冢宰的权力被削弱，冢宰实际上成为正卿的“办公厅主任”。六卿、五官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不再有多少发言权，显然失去了相权。东周时期的这种相权模式虽然弱化了周天子的权力，却强化了正卿对天下的掌控能力，客观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这种状况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展开混战才终结。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自保，纷纷争夺人才。国君以贤人为相，并扩大相权以挽留贤人，国君往往放手让相节制各个职能部门，相与国君几乎是商量着治理国家的，管仲、黄歇、赵胜、蔺相如等等都是这样的国相；一些名士甚至可以轮流到各个诸侯国做相，吴起、张仪、公孙衍等等都是这样的国相。当然，诸侯国的相不同于管理天下的宰相，但国君通过相实现集权的模式却对以后的宰相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从奴隶制萌芽时期开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宰相的名称虽然尚未出现，但是相权一直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可以合法摄政的地步。
（汉魏丞相出行）
二、汉魏晋唐：君主向宰相夺权
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乃至唐朝时期，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下，皇帝一方面仰赖宰相管理国家，一方面限制宰相权力以防皇帝权威被宰相摧毁。相权虽然比先秦时期有所减弱，但依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国后期，随着商鞅变法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秦国崛起，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6）灭周，从而使东周比战国时期提前结束。
奴隶制的瓦解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制度是渐进式的，而且是艰难的，商鞅变法是封建制度变法，其目的是摧毁奴隶制残余，真正建立和完善地主阶级专政。加之“君权神授”的谎言已经随着东周时期的诸侯混战和秦国占领周都而被戳穿，于是，秦王嬴政时期，通过法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就成为当然选择。统一六国前，秦王嬴政已在秦国尝试了，统一六国后，他完善了中央集权体制，宰相在这一体制中是重要角色。
秦始皇首创了“三公九卿”制。他在朝廷设置三个拥有最高权力的职官：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主管全国政务，并节制九卿分司各部门具体事务；太尉主管全国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百官监察。三公均直接对皇帝负责。虽然丞相仍被定为百官之首，但由于太尉、御史大夫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丞相实际上是管不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相比先秦时期宰相总揽军政大权来说，秦朝宰相的权力变小了。秦始皇通过把相权一分为三实现了最终决定权归于皇帝的目的，这是分裂数百年的天下重归一统在政治体制上的必然选择，一旦相权过大，失去“君权神授”灵光庇护的皇帝就会宰相控制，刚刚统一了的天下势必要因中央政府的动荡而重新陷入分裂。
虽然秦朝没些年就灭亡了，但是我们不能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其宰相制度。毕竟秦始皇在五十岁盛年突然去世，其各项封建制中央集权的措施尚在落实初期，全社会尚未理解和接受远比周朝先进的封建制度，加之秦始皇尚未来得及解决好一直蠢蠢欲动的六国贵族问题。就是说，秦朝的灭亡有着复杂的原因。秦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其宰相制度却被汉朝继承下来了，并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当然，在这大约七百年时间里，宰相的名称时有变化，职权也忽大忽小，但是，三公分管国家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的基本面没有变，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作为皇帝管理国务的最重要助手的重要性没有实质性降低。
西汉前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权稳定，任职人也有一定的习惯性。丞相病故了，太尉或御史大夫接任；太尉病故了，丞相暂时兼任或者御史大夫接任。无论是谁继任了丞相，都基本延续前任的政策，所以有“曹随萧规”的美谈。皇帝总是嫌自己的权力不够大，三公体制特别是丞相权力的稳定性有时候会令皇帝感到不自在。汉文帝是仰赖太尉周勃铲除诸吕而获得帝位的，为了感激周勃，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80）刚即位就以周勃为丞相，以资历很浅的灌婴为太尉。由于周勃居功自傲，汉文帝不悦，遂于两年后罢周勃职，并宣布不设太尉，把太尉的职权并入丞相，以灌婴为丞相。后来汉武帝时期以卫青为大司马，行使的权力就是太尉的权力，算是恢复了以丞相为首的三公制度，这说明，汉朝承袭秦朝尚未落实的宰相制度是皇帝无法撼动的。但是汉朝后来的皇帝们比较狡猾，有时候增设新机构，甚至胡乱改变宰相的称谓，试图进一步削弱相权。比如汉武帝设置尚书台作为自己跟三公特别是丞相的联络机构，试图架空丞相。西汉后期，原来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别分别改称大司马（一度称尚书令）、大司徒、大司空，后又偷梁换柱，把本来如同古代丞相的大司马改称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表面上看是增强了相权，其实皇帝在逐步剥夺相权。
汉朝的这些小把戏说到底，是皇权被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削弱之下的无奈之举，皇帝跟自己最铁杆的支持者争权，真是悲哀。后来，东汉末期，曹操直接撕下面纱。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剪灭袁绍集团的曹操在准备南征孙吴前，宣布废除三公制度，以丞相之名代理三公，这是三公权力自秦朝以后第一次重归宰相。曹丕称帝建魏，把丞相作为已故魏武帝曹操的专称，有限恢复了西汉三公制度，以尚书令取代西汉时期的丞相职权，后来的两晋，都是以尚书台承担相权，三公成为荣誉称号。相权的这些因时而变现象为隋唐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
隋唐的宰相制度是延续秦汉的，隋唐针对汉代三公九卿制度的弊端，将其改革为三省六部制，相权原则上没有受到削弱，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隋唐的宰相制度纳入秦汉范畴。
隋唐时期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这三个小集团取代秦汉的三公三个个体，执掌国家军政大权。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当然由于唐太宗即位前做过尚书令，后来取消尚书令官职名称，而以尚书左右仆射行使尚书令权力，并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同为宰相。虽然门下省掌管六部，即吏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户部，但是那只是事务上的，六部尚书在行政上均对三省长官和皇帝负责。
“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宦官和藩镇的侵吞，皇帝便只好削弱相权以强化皇权。唐朝前期即有翰林院，但是那纯属御用文人团体，并无实际权力，唐德宗时期开始赋予翰林学士以实权，授重要的翰林学士以“翰林学士承旨”的官衔参预朝政，分摊相权。同时，牛李党争愈演愈烈。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朝廷中相权争夺的表现。无论牛党还是李党都无力解决宦官和藩镇问题，更重要的是，部分牛李党派的骨干分子本身就是节度使（藩镇），相权争夺的结果自然就是继续削弱相权。可以说，晚唐的相权是被藩镇、牛李党魁、宦官和翰林学士承旨给瓜分了，而皇帝就在这些瓜分的游戏中一步步成为傀儡。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政权的小型化其实强化了集权程度，各个小政权的“相”更没有实权。加之天下一统的观念虽然依然存在，但各个割据政权除了后周，基本上没有统一天下之志，各国的相甚至国主都在冥冥中等待着新的“真龙天子”的出现。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的国主其实是兼任了君主和宰相两种职位，称为国相的人其实就是陪国主等待着天下一统的那个时刻。五代十国宰相和国主的关系为宋代以后一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条件。
纵观秦汉以来直到唐末，虽然皇帝经常做些“小动作”，但是宰相作为皇帝中央集权的工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权力空间和权力体系，皇帝是不能撇开宰相实现独裁梦想的。
（元朝君臣雕塑）
三、宋元明清：君主役宰相用权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度从宏阔开放转为逼仄内敛，其转折点就是北宋。北宋时期，中国封建制度从巅峰状态开始进入崩溃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皇权无限上升，相对而来的是相权被无限削弱，封建制中央集权进入歇斯底里阶段。
相权激流直下的这个转折点又是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那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驿兵变使赵匡胤兵不血刃就做了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不是赵匡胤运气好，而是晚唐五代长期的分裂局面越来越不得人心的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位，又考虑到中晚唐藩镇、宦官、宰相权力都大于皇帝所引发的持续百年的分裂局面，赵匡胤采取了登峰造极的强化皇权的政治措施。
北宋前期，宦官势力尚未出现，皇帝所要顾忌的一是宰相（含三公）在中央的做大甚至出现前朝的党争现象，二是州郡长官在地方做大甚至成为前朝割据的藩镇。当然，靠军队的潜在威胁登台的赵宋皇帝也对军队恐慌，军权是不能交给别人的。那么，权力可不可以分给自己的亲人呢？赵匡胤仍然是摇头的，所以赵匡胤到死都都没设太子。
北宋立国后，皇帝制定了防范文官、武官、宗室、外戚和宦官都不可能有篡权可能的中央高层官制，彻底改革了前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北宋前期官制的典型特点是官、职分离。也就是有官不领其职务，履行职责者本不是其官。表面上看，三省六部基本上都还在，宋初以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握政、军、财大权，分领前朝宰相和太尉的职权，宰相权其实被中书和三司瓜分，但是皇帝表示，中书、枢密和三司的主官都是宰相。此外，宋初皇帝另设中枢机关宰执。宰执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其实又是独立于中书、枢密、三司的，直接对皇帝负责。宰执作为一个内设机构，由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组成，人员数额并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充任宰执的人员一般不是中书、枢密、三司的主官，而是由这三家机构的副职，以及五代十国期间投降的重要人物、皇族，以及皇帝认为必要的贤人来充任。这样，宰执直接跟皇帝商议大政方针，所谓“三公”相反只能执行宰执的既定方针，三公成为皇帝和宰执的“办公厅”了。宰执在法律层面上是临时设置的，北宋皇帝却舍不得丢弃它，宰执的组成人员由皇帝随意撤换，全国军政大权就这样完全落入皇帝一人手中。
权力是集中了，可是政府的工作效率那是可以想象的了。到宋仁宗时期，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已经令君臣担忧，宋仁宗命范仲淹做了一次改革即“庆历新政”（1043-1044），仅仅一年，宋仁宗就又担心大权旁落，紧急叫停了新政。又过了二十多年，不改革实在不行了，于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责成王安石实行变法。王安石变法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步步遭到守旧派抵触，宋神宗虽然支持变法，但是却也抵挡不住包括太后在内的守旧势力的进攻，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被迫要王安石辞职。
宋神宗深知，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相权的微弱导致王安石受到的掣肘太多，于是，元丰年间（1078-1085），宋神宗改革了中央高层官制。元丰改制恢复了唐朝的三省制度，全国军政大权归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主官分别为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三省主官都是宰相。但是，宋神宗却舍不得将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授予别人，却以尚书左仆射或右仆射代理三省主官，另设副宰相四人取代早前的参知政事协助三省行使权力，这样，这七人都是宰相，也分不出谁正谁副。由于改制换汤不换药，所以宋神宗继续进行的变法还是失败了。南宋时期对左右仆射和副宰相临时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以示正宰相和副宰相之别，但是由于过于随意，根本不能提升相权。
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的宰相制度，只是宰相的名称和员额有变化。
元朝以宋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设置为依据，结合汉唐，在中央设立三公、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公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并无实权。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副官左右丞相节制六部负责行政工作，枢密院负责军事，御史台负责对百官纠察。表面上看，中书令是正宰相，但是元朝的中书令一般是由太子兼任的，这样，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其实是太子历练政务的地方，相权实际上被皇帝收回了。
明朝前期以宋代官制为依据，综合唐宋元官制，也设立了三省（后来一度废除），但是又另设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内阁组成人员称大学士，大学士根据级别分为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人数众多且不固定。虽然中书省已经下辖六部了，但是朱元璋在内阁中又设了六部，同时，中书省不设中书令，让中书省的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内阁及其六部还常常按照皇帝的诏书行使军政大权，中书省六部跟内阁六部分担了中书省的权力。明朝中后期，内阁大学士虽然品阶不高，但是由于权力大，而常常被称为宰相，但内阁大学士已经不是历史上在朝廷独立执政的宰相，而已经沦为皇帝的奴仆了。
清朝前期仿照明朝，除了设置没有中书令（宰相）主官的六部（满汉各一人为主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之外，还设了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太医院等十多个跟六部平行的机构分摊原来六部的职权。另外，清廷加强了内阁和军机处的权力。内阁由多名大学士组成，军机处由多名军机大臣组成，内阁和军机处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配合外廷六部负责行政，军机处配合外廷的兵部负责军事。后来，随着军机处的不断庞大，军机处逐渐取代内阁，全面主宰国家的军政大权。尤其吊诡的是，整个清朝时期，军机处一直是一个临时设立的机构，从来都没有独立办公衙门，成员由皇帝临时委派，但是，军机处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可以直接领导内阁，进而领导外廷的六部，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集中。清朝前期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宰相，清朝后期，人们依然会这么称呼他们，但是对内阁大臣显然是戏称了。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如同明代的内阁一样，都是皇帝的走狗机关，全无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
在宋元明清王朝序列中，还有两个“插队”王朝辽和金。辽、金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区包括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所以它们起初都有两套宰相制度，一套是管理北方的，一套是管理南方的，随着南方统治区的扩大，其宰相制度遂逐渐结合唐后期和宋制，但总的趋势都是把相权分化，以加强皇权。比如辽中期负责全国政务的中书省设中书令、大丞相、左右丞相、知中书省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官职，这些人都是宰相，都对皇帝负责，还不算同样对皇帝直接负责的各司其职的六部。
总之，宋元明清时期的封建制中央集权制度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总是担心权力不够集中，想尽一切办法削弱相权，使宰相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都沦为执行皇帝指示的具体办事者。
（舞台宰相造型）
如果仅从宰相权力的演化来看，在四千年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王朝统治中，君主夺取宰相权力的行为从未停止，因而宰相的权力一直在缩小。相权演化的情形大抵是：从先秦的君主与宰相共治天下，到汉唐的君主一边限制相权一边依赖宰相治理天下，再到宋代以后的君主随意役使宰相，以君主走狗的方式行使君主临时授予的权力。当然，在相权被逐步削弱的过程中，军事主官、监察主官的权力也被削弱，一切大权逐步归于君主。君主就是这样从先秦时期害怕天神，到汉唐时期害怕豪强，到两宋时期害怕官员，再到明清时期害怕人民，——相权在一步步被君主剥夺之际，君主一步步成为独夫，也就一步步走向他拜请人民为他掘就的坟墓，墓坑编号：1911。
（董元奔2019年初夏在家乡）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江苏宿迁人，传统文化学者，今日头条专栏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乡村初中做合同制教师，不久应聘到海军机关所办秦皇岛某高中任教。后回江苏读书数年，世纪初到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期间参与过《江苏教育年鉴》部分文稿撰写。2004年辞去工作，创办省内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特色系部，十余年中一直兼教学骨干。两机构培养了数千名专、本科毕业生，作者因而两度被省教育厅作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进行报道，《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中国考试》等作了跟踪报道，其编写的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十多门课程的总复习讲义至今还在省内外流传。2016年开始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人。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文史哲诸领域，主要创作文学论文、文化随笔、诗词楹联等。文史随笔或雍容华赡，或泼辣犀利，五绝则清丽润朗。2003年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主题征文一等奖；系今日头条“青云计划”获奖者。
【说明】正文插图来自今日头条免费图库。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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