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知道1840年中国和英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对英国乃至于对世界都影响巨大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又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两次鸦片战争都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那么在强权世界的逻辑下，清政府它不得不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出让了一系列主权。从割地赔款到开辟租界，从领事裁判权到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国家地位的开始变化，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在这场深刻的变化面前，可以说，正在醒悟的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还在酣睡，有些人只是部分的觉醒。今天我就从鸦片战争的原因、性质以及它对中国的影响三个大方面来给大家说一说鸦片战争背后的一切和它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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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明的冲突，它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鸦片战争的双面性
分析鸦片战争的原因及性质首先我们先来看，当时的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理由。第一个它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侮辱了英国的官员和商人；第二个它认为英国在华商人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三个，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华商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现在一些研究近代历史的西方学者也认为鸦片战争它不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战争，而是为了一个持续了20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斗争的开端。它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新的中英商业格局，鸦片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偶然因素。他们认为当时的中英双方是不平等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四个方面的因素，来揭示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样我们就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这场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晚晴吸食鸦片
首先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所谓的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而且这也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自认鸦片贸易自由化这场仗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
其实，当时清政府内部对待禁烟也是有不同的意见。1836年太常寺许乃济就提出弛禁的主张，允许鸦片按照药材进口然后征收重税，在重税之下使鸦片贸易不禁自绝的目的。虽然这个主张获得部分支持但更多的是发对的声音要求严禁鸦片。可以说，禁烟是清朝的国策，是朝廷的祖制，早在1729年雍正帝实际上就颁布过严禁御令，到乾隆时期采取的是禁毒不禁药。1796年嘉庆帝即位后，又采取了严禁的政策并提出了要禁种、禁贩、禁吸的“三禁”政策。1820年道光即位后，他同样继承了他祖辈的政策，对鸦片采取严禁的政策。
在中国社会遭受鸦片巨大危害的时候，英国鸦片贩者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代表英国鸦片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在1832年时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一千万卢比，1837年突破两千万卢比，到1838年就突破了三千万卢比。1836年仅仅是这一年英国人从鸦片贸易中间获得了1800万的利润，而它当时从中国进口的丝绸、茶叶等土特产品花了1700万。实际上，英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处在逆差的状态，鸦片贸易使得中英贸易的这种状态发生了改变。所以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鸦片贩子获取巨大利益也使得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地位改变，相反，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鸦片贸易
然后我们再说政治层面。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国家对外宣战必须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进行的禁烟运动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议会决定对中国宣战，而在天朝尊严有失的情况下，道光帝亲自对英宣战，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但其实道光帝是不想打仗的。一个是要坚决开战，一个是要有条件的不惜一战，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体现出来了。
之后是外交层面。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以前曾经三次派使者到中国来，希望用外交的方式来打开中国的市场。第一次是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就派遣了大使可惜在赶赴中国的途中不幸病死。第二次是在1792年又派遣使团去往中国，1793年到达中国，受到隆重的接待但令使团不悦的是清王朝在迎接的船上悬挂的旗子上写的是英吉利贡使。这让英国使团感受到侮辱，清政府没有平等地看待英国的外交使团，更严重的是在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上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双方妥协了。后来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使团提出的6条围绕通商的要求被乾隆一一否决还十分的傲慢，这次的外交没有成功。第三次是在1816年，英国又派出使团带着同样的目的来到中国，在觐见嘉庆帝的礼节上使团拒绝任何让步结果嘉庆帝一怒之下让他们即日遣回。
有了这两次外交上的失败，英国就知道要用外交方式来打开中国市场是很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清政府还没有一个近代外交的观念。他自持天朝上国轻看英国，把英国及其西方国家看作是夷，不与其平等交往。英国政府把中国政府侮辱了英国官员和商人作为它发动战争的第一条理由。这也许是一个借口但清政府终究给了它这样一个借口。
英国第一次出使清朝
最后给大家分析一下导致这场战争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把四夷排除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合的过程中有夷夏之辨，夏是文明的象征，夷是野蛮的代称，这就体现出中原华夏民族对于周边的文化中心意识和文化优越意识。这种观念之下，清政府自持天朝上国，自然把远隔万里之外的英国也当作是夷，不可能实现平等交往。相反，这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由于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世界一体化的观点。英国作为全球的中心，它就是世界工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需要，英国实际上是把全球都作为它的原料来源的市场和推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崇尚自由贸易。这就与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从文化因素上看，中国延续了古代的民族优越感与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念根本对立。
鸦片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侵略战争。很可惜当时的清政府愚昧落后不仅没有化解战争的风险反而给侵略者制造了发动战争的借口，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使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固有的经济结构开始松动。下面我们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四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政治领域的变化首先是第一个方面：政治领域的变化。这一领域变化的核心体现为朝廷的权力斗争与官制微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尽管有些痛心疾首但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实际上只是一种肌肤之痒。当时清政府不仅没有做任何政治改革之举而且也没有动过经济变革之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政治领域开始发生了一些足以引起政局的变化。那就是辛酉政变的发生，也可以称之为北京政变。这场变化始于1860年，咸丰帝病死在热河，咸丰死前下了一个遗诏就是托孤八大臣要他们辅助年幼的皇帝但却遭到了咸丰的贵妃叶赫那拉氏和道光第六子的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八大臣或被杀或流放，从此，中国开始酝酿新的改革运动。西方列强也认可这场政变，他们对政变的发动者充满着期待。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清政府对外有了专门的机构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响应西方冲击之后设立的第一个重大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由五个股和两个附属机构组成的。五个股包括英国股、俄国股、法国股、美国股、海防股；附属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第一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由奕訢担任。这个衙门实际上是行使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决策权。
经济领域的变化第二个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变化。这个领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贸易体制的变化。我们知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体制在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是一种朝贡贸易。朝贡贸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一贸易的目的政治化，贸易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第二贸易的内容奢侈化，朝贡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供统治阶级享受的一些奢侈品包括香料、奇珍异兽等；第三贸易的主体官方化，也就是说贸易只允许官贸不允许民间贸易。所以可以说，朝贡贸易严重制约了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
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西方的崛起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模式日趋式微。鸦片战争后随着一批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外贸易就转向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口岸贸易。它与朝贡贸易的不同体现在口岸贸易的目的是最大利益化，所以贸易的内容并不限于奢侈品凡是能够赚钱的东西都可以纳入贸易的范围，这种变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二个变化是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我们知道在公行制度之下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广州十三行为中心。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贸易中心就逐步地北移转向上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这之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全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
第三个变化是贸易量的缓慢增长。这个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进口相对的停滞，二是出口的增长。以中英贸易为例，1842年英国输往中国的贸易总值大概是426万元，到了1845年这个贸易额就缓慢的上升到1045万元但到这之后中英贸易基本上就是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中美贸易也是一样，1845年美国输往中国的贸易总值大概达到了227万美元但是到1850年这个贸易总值下降到172万美元，所以中国的进口是停滞的。与之相比，中国的出口却是在缓慢的增长，中国的丝、茶对外贸易，在1850年达到了2574万元而到了1856年就接近增长了一倍达到了4687万元。
朝贡贸易
这是鸦片战争后经济领域的三个显著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从经济学上来讲，英国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更加先进，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应该更低一些，生产的产品价格在中国市场价格应该更低一些，应该更具竞争力。为什么它输往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会增长如此缓慢？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对它充满乐观与期盼，他们甚至想过如果中国每三个妇女中有一个弹钢琴那将是多么广阔的市场，但最终发现中国的妇女没有人去买，文化的差异制约了产品的销售。英国人始终认为英国的商品之所以在中国销路不畅是由于中国还不够开放，是由于中国的关税太重，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此为借口再次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量确实又有了继续的增长。1871年，这一年中英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1亿元到1894年时中英贸易额就突破了4.4亿元。这个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这几个因素。第一个是1860年之后，当时欧洲的技术革新使得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第二个是在1869年时，苏伊士运河通航使得中英之间的海上距离大大缩减，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第三个是从上海到香港和从香港到伦敦的海底电缆开通了，这使得伦敦的信息可以很快地传到这个市场。
苏伊士运河
中外贸易量的增长最终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手工业这些传统生产力的变化。第一个是丝、茶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带动了农村种植结构的变化。在南方各地农民纷纷转向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第二个是通商口岸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松动，西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使得中国传统纺织业受到强烈冲击，手工纺织也受到打击陷入停滞。
社会领域的变化在社会领域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一批专营对外贸易的新式商人。他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经营丝、茶等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人；一个是为外商提供服务的商人。这两类商人在通商口岸特别是在上海非常集中。
第二个方面是出现了专门为洋行充当经纪人的买办。买办是专门为洋人推销洋货，收购土货。他们每个月的薪水大概在数十两到两百两之间，所以完全依靠薪水收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买办收入的大宗实际上是来自于佣金的收入。他按照1.5%到2%的比例依据双方交易额的大小来提取佣金收入，除此之外还有年终分红，一些买办还自营工商业。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买办可以说是最富裕的阶层，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中国近代买办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空间结构上的租界。租界最早出现于1845年，当时英国人率先划定了一块区域作为它的居留地。紧接着1848年、1849年美国、法国也相继在上海划分租界。列强在租界之内可以行使独立的行政管理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权。可以说，租界实际上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国中之国，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象征。当然这个租界在城市近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这些方面客观上还是产生了示范作用，对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值得肯定的。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首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思想的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思想领域可以说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个再认识，重新认识世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它比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军事等方面。《海国图志》的突出贡献就是它提出了近代中国的主题。大家如果想具体了解可以翻看我之前发布过的过于魏源的相关内容。
除了《海国图志》之外，当时还有一批先进的仁人志士也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其中包括姚莹的《康輏纪行》、汪文泰的《红毛藩英吉利考略》、萧令裕的《英吉利纪》等。这些著作都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英吉利纪》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思想领域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它的变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尤其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增多，出现了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洋务派不断地向朝廷陈述学习西学实际上是今日中国之要义。早期维新派也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观点。第二，出现了变局观。很多人认为中国面临着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既然是一个变局我们就要寻求应变之道，所以这种变局观的出现也是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化。第三是早期救亡意识的形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思想界其实还没有形成救亡意识，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开始形成了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虽然不普遍但是已经比较明显。第四是出现了“借法自强”观。洋务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种观念在行为上的实践。
总体来看，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各个领域无不带来了这场战争留下的创伤和留下的痕迹。它所造成的给近代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种伤痛同时它又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它既带给近代中国人屈辱同时又促进近代中国人觉醒。在近代全球一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主动去觉醒，要么关起国门自娱自乐要么被时代所抛弃，遭受列强带来的种种屈辱。
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观念上有所醒悟但是它并没有彻底醒悟。当下中国流行这样一句话：“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两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可以说构成了洋务运动的一个行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这或许就是洋务运动局限于器物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同时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之所以效果不佳看到缘由我们也要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变化还不够彻底，所以历史确实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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