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面对号称有九种方法弄死他的武举人，黄四郎一定会想起自己亲眼看见辛亥革命第一响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说起《让子弹飞》里的黄四郎，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鹅城恶霸”、“虾仁猪心”，是“又高又硬”，要么就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但剧中有很多细节都说明，黄四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恶霸，黄四郎这个形象，是民国时期压迫剥削百姓的地主乡绅、军阀恶霸形象的一个集中汇总。
而且，最扎心的是，这个恶霸，曾经还是革命者中的一员。
《让子弹飞》的故事，看上去是是一个革命者击败压迫阶层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屠龙者击败曾经的假屠龙者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南瓜，让子弹飞在B站已经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解析层出不穷，相信大家应该都把这部电影讲的啥掰开揉碎吃透了，所以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结合电影，讲讲历史上的“黄四郎们”吧。
1
电影里第一场名场面众多的戏，就是师爷和张牧之谈论怎么挣钱的戏。
这里师爷说：
“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也就是TM的西历2010年了，咱们来错地方了，老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
黄四郎收老百姓的税收到2010年，这听起来就尼玛离谱，但其实，在民国时期，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时四川省军阀内战多年，很多军阀为了打仗，对自己地盘里的百姓是横征暴敛，有时候一次就会征好几年的税。
而且，军阀们内战不休，有时候这个军阀的税刚缴完，内战打输了，这块地盘就换另一个军阀统治了，马上又收一遍税，来来回回多了，四川人一代人把几代人的税都缴完了。
比如军阀刘湘在他的防区内预征粮税征到了1975年，田颂尧征到了1978年，刘文辉收到了60年以后，最离谱的刘存厚一口气征到了2050年。
开头师爷读委任状的时候，提到的萨南康省，可能代表的就是西康省。
收税只是民国黄四郎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手段，一条腿。
关于黄四郎的钱路，电影直接提到的有3种，除了巧立名目收税，还有贩卖烟土，拐卖人口去美国。
民国军阀连年混战，大家都很缺钱，那什么东西来钱最快呢？当然是毒品。
所以军阀们为了养兵打仗，就强迫农民把田地改去种罂粟，云南和四川是重灾区，1932年，云南的烟田面积就有224万亩，全省收入的30%多都是卖毒品的钱。
四川军阀搜刮民脂民膏的赋税里有一项叫“懒税”，指的是那些偷懒不肯给他们种鸦片的农民，你种一年的粮食，要交三年的税，除非你改种罂粟。
大家看今天的东南亚金三角、阿富汗金新月还有拉美的大毒窝，情况都是类似的，当基层一片混乱，当官的和军阀们最快的捞钱办法就是贩毒。
如果蒋校长成为中国的统治者，那么现在的世界几大毒窝根本轮不着什么金三角金新月，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将可能一直身处毒品的泥沼中，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你家产被耗尽、身体也被鸦片掏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点劳动力，那黄四郎还会把你卖到美国搜刮最后一点价值，赚US dollar。
贯穿美国东西南北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个中国人的尸骨。
2
最扎心的是，黄四郎这种恶霸，当年也是参加过革命的人，立过功的。
电影里暗示这一点的细节有很多。
最明显的一处，是黄四郎和“假张麻子”商量炸死张牧之时，他拿出了一颗辛亥革命时的地雷，一个地主恶霸，怎么会有辛亥革命的地雷呢？
鸿门宴那一场戏里，黄四郎还提到过，他多年前和张牧之有过一面之缘。而且，刚进宴会的时候，黄四郎和张牧之对日本人怎么剖腹怎么介错的了解很细致。
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可能都在日本留学过，张牧之一看就不是正经土匪，电影里张牧之和六子听唱片的桥段，唱片上可以清楚的看见没有中文字，但张牧之依然认得莫扎特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土匪哪有会外语的？
辛亥革命的那一批革命党人，从中山先生到蒋校长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过的，咱们之前讲《觉醒年代》的时候也提到过，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救国军，横滨暗杀团，他们自学技能投身报国。蔡锷、黄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都参与其中。
就算是看上去千里万里的四川军阀也不例外，咱们前面提到的刘存厚，当年也是被选派去日本留学的其中一个，他先跟着蔡锷将军起义，后来又投靠张勋、段祺瑞，在四川为非作歹，三姓家奴，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有人说这是屠龙者变成恶龙了，但我更倾向于，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屠龙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遗憾，就是“革命不够彻底”。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因为威望不足，只能把清朝官员黎元洪推出来当头，中山先生也被迫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一样，民国最早的一批掌权派，都是以前清朝的巡抚、提督，换身马甲就当民国的省主席、将军。
这些人看出了清朝吃枣药丸，所以就设法跟革命党搭上了线。比如袁世凯被清朝罢官闲居老家时，早早就通过自己的谋士杨度联系上了黄兴。
民国还有一批人没有军权，但有不少钱，也看出了清朝不行，就花点钱早点入股，搞些革命的“原始股”。
黑白通吃的上海富二代张静江，就是在中山先生筹款无门时捐了5万，再设法资助蒋校长，一举成了国民党的元老。
你说他们没有给革命出力吧，他们也出了，不能否认他们是革命者的一部分。
但对这些人来说，“买官就是为了挣钱”，他们掌握大权以后能干什么？当然是把自己的投入加倍收回来啊！
所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那批革命党迅速分化，因为本来就是信仰不同的人暂时走到一起而已。
张牧之说过，自己上山当土匪，就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
但此土匪非彼土匪，在电影里，张牧之和师爷单独聊天的那场戏里，说过自己年轻时，给松坡将军当过手枪队长。
松坡是蔡锷将军的字，他的手枪队，是一支既当警卫、又当特种部队的精锐，而张牧之在20年前就能当队长，可以说是英雄年少了。
有过类似经历的，是朱老总，他年轻时就是蔡锷将军手底下讲武堂学生队的队长，协助蔡锷在云南起事，支援四川，屡建奇功。
也就是说，张牧之也是和黄四郎曾经在一只队伍里的，但最终因为不愿意装糊涂和一群投机分子一起搜刮老百姓，才上山重新闹革命。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张牧之和黄四郎，代表的就是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两类革命者，张牧之属于彻底的革命派，他革命不是为了钱为了名，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而黄四郎就是投机派，他们参加革命，完全是见风使舵，就像听说了革命者以后也跟着喊两嗓子的阿Q。
3
正因为辛亥革命是不够彻底的，所以民国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电影一开头我们就会看到，明明是1920年，但鹅城的路还是破旧的青石板，修的铁路上的火车只是个样子货，得靠马拉着才能跑跑，进城的路还被河给淹了，一副“这里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样子，断案的地方也还是衙门，完全没有近现代社会的样子。
电影里的时间是1920年，民国是1912年就成立了的，看上去换了一身新体制，没皇帝有总统，有民主有多党制，结果到了1920年就养出了这么一个巨婴，这TM是八岁？
钱学森有个堂弟，名叫钱学榘（ju三声）。1939年抗战期间，他毅然回国担任飞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带着全套方案为中国制造飞机。
钱学榘的方案有多值钱呢？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说如果钱学森在解放后回国带上了这个堂弟，搞不好美国人要把飞机打下来。
因此，当钱学榘宣布回国时，老师和同事都说他“疯了”，甚至有人当场断言：“你很快就会后悔着回来美国的！”
按理说，抗战时咱们那么缺飞机，这样的牛人回国岂不是要平步青云？
然而，生逢乱世，报国无门，钱学榘四处求人拉来的造飞机资金，竟然被国民党官员贪污得一干二净，别说飞机，连个零件都造不出来。
1944年，钱学榘心灰意冷地回到纽约。同事们的话不幸言中，钱学榘气得发誓“再也不回中国”。钱学森晚年回忆起这个堂弟时，只能感叹“从此天各一方、各为其主”。
这就是民国的现实。
而张牧之的任务，就是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使命进行到底。
他们也成功办到了。
但问题也随之来了，上一批的革命者里，有投机分子，革命成功后腐化堕落，这一批革命者里有没有呢？
答案当然也是有的。师爷就是最典型的投机分子，在最后，张牧之告慰革命的英灵时，把师爷也和小六子算在了一起，也是给革命出了力的。
但除了师爷之外，还有隐藏着的师爷。
黄四郎一共买了六个县的县长，六张委任状原本都在师爷手里。
但是等到师爷死的时候，却说五张委任状在自己口袋里。
那少的一张委任状，已经提前给了张麻子的弟兄了，也就是说，还在革命的路上，有人就已经想要无论成不成功，都要去当县长了，他们和黄四郎类似，是这一次革命里的投机分子。
在近代革命进程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人。
很多人提到过这部电影里的“老三”。
而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教员身边也确实有一位“老三”，这个人的名字叫龚楚。
相比绝大多数的红军干部，龚楚不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是排在前面的。
论打仗，他曾经进过蔡锷将军办的讲武堂，在粤军当过连长，本事不比电影里的张牧之差多少。
论革命，龚楚熟读各类马列著作，比一般的军事干部更懂政治，还参加过井冈山斗争。
当时中央给红四军下命令时，一度电文开头都写的是“朱、毛、龚”，龚楚是排在朱老总、教员之后的，资历之老可想而知。
更难得的是，在很多共产党人还幻想着城市路线、只抓工人运动时，龚楚就已经成了农民运动的专家，把根据地经营成了铜墙铁壁，打得国民党几次无功而返。
然而，这个“老三”叛变了，而且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
在一次战斗中，龚楚意外被小股敌军围困，经过几次象征性的抵抗，龚楚就投降了。从现在的角度看，作为革命队伍的“老三”，龚楚遇到这么点挫折就叛变实在太离谱了。
实际上，这就是当时革命的处境，不仅每天没有安稳觉、敌人撵着自己满山跑，还迟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每个革命者都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考验。意志稍微差一点的，很有可能投降。
有人解读说，师爷故意吹错了暗号，然后老三就急着扩散“大哥死了”的假消息，是从那时已经计划着叛变了。
这是观众解读出来的，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意思，但历史上的龚楚叛变后，是真的冒用过暗号残害当年的同志。
叛变后，龚楚带着国民党的大部队在外面埋伏，自己领着40人打扮成红军，去和当初的战友们联络，想骗他们带着自己找陈毅和项英，把红军一网打尽。
一开始，龚楚找到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骗了很多老战友来开会，等大家刚坐下，龚楚的手下突然开枪，大批红军干部被当场杀害，贺敏学身中三枪，拼死跳下山崖，奇迹般躲过了一劫。
随后，龚楚又带着国民党军到当初支援过自己的村子，把帮助过自己的村民说成“通匪”，全部杀害，向国民党请功表忠心。
不过，龚楚的投降并没有让他换来期望的高官厚禄，咱们也知道，国民党那边拿所有人都当工具人，龚楚叛变的消息彻底传开后，再也没人上他的当了，失去利用价值的他过不久也就被闲置了。
1949年，龚楚被解放军包围后投降，他以去劝降薛岳为名到了香港，随后就赖在当地，既怕回大陆被判刑，也不敢去找薛岳。
一直到1980年代我们特赦战犯时，双目失明的龚楚才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
这种背叛不仅在革命过程中有，革命成功后一样有。
打跑了黄四郎，手底下的兄弟们要来和张牧之告别了，但第一个来的是老七，他告诉了张牧之一些秘密。
但老三老四们过来的时候，明显和张牧之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他们准备去上海了。
张牧之问道：“不跟我回山里了？”
结果老三回答说：“您这腿脚都不利落了。”
腿脚不利落，就上山，利落就下跪，既然他们说张牧之不利落，那不等于在说自己腿脚很利落、也就是能跪得下去吗？
张牧之问他：“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
老三说：“高兴，就是有点不轻松。”
是啊，张牧之真是一个让人不轻松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会以用最极限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永远不放弃上山这最后一条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
跟着他，你得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不给自己谋一点私利，吃最多的苦，享最少的福。
老三老四离开张牧之，无非是觉得革命已经胜利了，也是时候跟着花姐一起去上海享享福了，毕竟他们是为革命流血流汗的人，享一点福没什么的。
他们说这段话的时候，只有老七没有跟着一起笑，而是微微叹了口气，给了老三一个复杂的眼神。
张牧之问你们都这么觉得吗？其他人也跟着说不轻松，只有老七干咳了几声糊弄过去，不置可否。
想要过“轻松”一点的生活，这是人性，但也是革命者变化的开始，上一批革命者变成黄四郎，不就是因为装糊涂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吗？
于是，张牧之掏出了枪做了花姐当初找自己时的动作，再把枪送给了她，告诫花姐“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更好看”。
其实他想说的是，真正的革命者，始终要一把枪对着敌人，另一把枪对着自己。
下一个镜头，在黄四郎的大笑声中，他的碉楼被炸成了碎片，爆炸声中似乎夹杂着一声枪响，黄四郎似乎就这样死去了，但好像又没有。
一列和开头汤师爷一样的车，又拉着老三和老四，奔赴上海，拿着师爷那里来的委任状，去当了新的县长。
穿着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又出现在了列车后面，阴魂不散。
张牧之、黄四郎、汤师爷，在鸿门宴里同一张桌子吃饭的这三个人，原本为了不同的目的，参加了同一支队伍，最后在革命胜利后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他们是三个人，也是同一个人的三个影子。
也许有一天，张牧之还会把他们拉到新的牌桌上，开始新一局的博弈，再一次拼上自己的一生，去换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
就像打进碉楼以后，黄四郎和张牧之聊天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张牧之：“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没有黄四郎，对鹅城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