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晔旻
／清代彩绘杨柳青年画《借赵云》。取材于《三国演义》中，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向刘备求救，刘备向公
陶谦治下的徐州，在当时的北方，依然不失小康的局面。董卓作乱后，关中地区破坏程度之严重，可谓惨不忍睹，所谓“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一时间，徐州遂成为战乱时期，民众躲避战祸的一方乐土。军阀混战全面展开之后，袁绍军在河北，以桑葚为食，袁术在江淮，取食河蚌。各路诸侯因粮食缺乏而“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而这时的徐州却是另一番景象。人称“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初平三年（192），陶谦还下令典农校尉陈登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实行屯田，“尽凿溉之利”，结果“秔稻丰积”，当年就获得粮食大丰收。
陶谦实在只是一个“治平”时期的循吏而已。与这个身份相符的是，他对东汉朝廷一直保持着尊崇。当各地同朝廷的往来断绝时，陶谦还常派使者走小路，到长安进贡。但他绝不是“命世之才”，在乱世中想要保住徐州，谈何容易？虽说徐州户口百万，兼有盐铁之利，终究是“地势陆通”，无险可守，处于四战之地。特别是盘踞兖州的曹操，怀抱一统天下的雄心，徐州无疑首当其冲。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一家被陶谦部下杀害于泰山。这件事情在史书中说法不一，《三国志》说是陶谦蓄意派人杀害曹嵩；《后汉书》则说是陶谦部下贪财而起邪念；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说是陶谦特意派兵护送曹嵩，结果部下看中了曹家的财货而动了杀机。按照这种说法，曹嵩遇害事出意外，曹操归咎于陶谦，实在是有点冤枉了他。
时至今日，以上三种说法何者属于历史真实已经难以判断。不过，曹嵩被害前一年，袁术、公孙瓒、陶谦已经在战场上与曹操、袁绍兵戎相见。此时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大义名分，早已与其交恶的曹操又岂会放过陶谦？
曹兵此来，气势汹汹。“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陶谦自知不敌，急向盟友公孙瓒属下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应邀来援，还带来了一位重要人物——刘备。
拜《三国演义》所赐，人尽皆知，刘备的出身既是“中山靖王之后”，又是“卖履织席之辈”。早年他在卢植门下与公孙瓒一起求学。由于这层关系，后来刘备长期担任平原县令，在老同学手下讨口饭吃。好在他在对袁绍的作战中屡建战功，于是被推荐做了平原国的国相。据说在刘备治理下，平原“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算是难能可贵了。曹操讨伐陶谦之后，历史的机遇又将刘备推上徐州的政治舞台。当时刘备麾下“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基本上是一群乌合之众。可是他刚到徐州，得到陶谦信任，获得了4000丹阳兵，至此，刘备这才有了一支真正的军队。
然而，刘备手下虽有关羽、张飞这样的“万人敌”，又统率着素称强悍的丹阳兵，仍然不是曹操的对手。194年，曹操再次出兵，兵锋直指徐州的东海郡。陶、刘联军在郯城截击，又为曹操所破。陶谦惊恐万状，已准备逃回家乡丹阳避难。恰在此时，曹操为了回军击退袭夺兖州的吕布，从徐州退兵。陶谦凭借这个偶然的机会，才算渡过了险关。
但就在这一年，陶谦病死了。《三国志·先主传》记载，陶谦病危时，“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这句话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进一步被演绎成了陶恭祖三让徐州。《三国演义》无非是想说明刘备取得徐州之地并非出自本意，而是在陶谦再三相让和徐州百姓拥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其中大有可疑之处。糜竺身为徐州地方豪族，并非陶谦亲信，何以能够独传遗命拥立刘备？联想到日后糜竺与刘备通过妹妹糜夫人这层关系成了亲戚，刘备得益州后毫无功劳的糜竺竟官居“安汉将军”，居然比诸葛亮地位还高。实在不能不令人生出疑问，这是不是因为当初糜竺伪托了陶谦临终“遗命”？
假若真是如此的话，《三国志·魏书》对陶谦的非议就显得有几分道理了：“昏乱而忧死，虽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如，固无可论者也。”盖棺论定的话，论及权谋，官吏陶谦终究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