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和大食关系紧张的三条记载，《旧唐书·大食国传》：“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 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贞元二年（786年），韩滉上奏说吐蕃“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
贞元三年，李泌提出联合多方势力共同困弊吐蕃的战略，“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
贞元年为785到805年，这三条汉文史料把吐蕃与大食的军事对峙甚至可能爆发大战指向了这个时间，显然，在吐蕃没有取代唐朝在西域乃至中亚的统治之前，吐蕃和大食之间是不太可能产生这种严重冲突的。虽然吐蕃沿大勃律（今巴基斯坦控下的克什米尔）—朅师—护密道，或向南抄道天竺转而向西北，有五条路可通吐火罗，进而与吐火罗西边的大食产生联系。
不过，这些不经西域而直抵中亚的西出之路，须从喜马拉雅的山谷穿出，道路难行，途经大小勃律或天竺的这些地段地势险峻遥远，不适宜大规模调兵及后勤运输。《新唐书》讲到的勃律南五百里处有个【个失蜜国】，该国方圆数千里，群山周回环绕，其他国家难以攻伐，开元二十一年（733），国王上书唐玄宗说：“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说明尽管吐蕃已有向勃律、天竺方向的扩张活动，在军力上这些周遭小国远不是吐蕃对手，却能凭借险峻的地形限制吐蕃的行动。
武则天时期（692），王孝杰克复安西四镇，用三万汉兵镇守，西域诸国大多都是农畜牧业混合经济小国，建立在绿洲及其河流延伸地带上，其余为连绵山脉与无人居住的荒漠，控制了这些西域小国就形同于控制了整个西域。在西域较大的属国中设置军事重镇，把控青藏高原通往西域的要道，让西域诸国军队协同汉军作战，差不多足以封堵吐蕃的正面西上之路。
面对王孝杰在西域重新构建的坚固防御体系，吐蕃不得不开辟勃律—朅师—护密道，绕出葱岭以西，再向东进击西域。693年，吐蕃首领勃论赞即利用此道，因道路难行而迂远，远征的吐蕃军队力量不足，于是向北招引西突厥部落为盟友，然后“南侵，与孝杰战于冷泉，败走”。
正是鉴于唐朝在西域乃至吐火罗以东昭武九姓国的强势地位，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汉史称为白衣大食，衣尚白）和吐蕃一度联起手。开元三年（715），“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枝汗那国内亲大食的人物）为王”，发兵击败枝汗那王，拔汗那王东逃，求救于安西，张孝嵩发兵万余击破阿了达，传檄西域，诸国皆震，大食、康国等八国献表请降。
当然，名义上的请降归请降，大食国力之强非其他国可比，依旧有向东侵蚀唐朝在中亚属国的意向和活动。开元五年（717），新兴起的西突厥之一部突骑施逐渐强盛，联合大食、吐蕃军谋取安西四镇，围钵换城和大石城，安西都护征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率领汉军，击退之。
突骑施一首领苏禄重新整合突骑施部落，并称臣于唐朝，成为唐朝对抗大食东侵中亚河中地区（又叫图兰平原、图兰低地）的代言人。在阿姆河、锡尔河、泽拉夫尚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居住有昭武九姓国（又叫九姓胡，主要是粟特人，其余为东伊兰人、波斯人）：康、石、安、曹、米、史、何、拔汗那、火寻，以及附属于这九国的其他小国。突骑施苏禄屡屡发兵支持昭武九国对抗阿拉伯人的进击，数次给后者造成重挫。
在大食与唐朝对中亚诸国的统治权反复争夺中，吐火罗和阿姆河以西地区更长时间里是在大食之手的，因吐火罗就紧邻大食帝国的最东部呼罗珊，呼罗珊原是波斯人之地，波斯国被灭后，这里成为大食东侵的基地。面对大食东扩，称臣于唐的俱密、康、安在719年上书求援，720年南天竺王上表请伐大食和吐蕃，741年石国上表请讨大食，唐朝均未应允。
造成这种情形，一方面是路途实在太遥远，远征的压力巨大，唐朝在西域的汉军总数才三万左右，连同能参与征讨的属国军队在内，也不过八九万，另一方面，西突厥势力时叛时服，而吐蕃与唐朝在西域、河陇地区的争夺十分激烈，虽然此阶段基本是唐朝占上风，但如若唐朝再与大食开启大规模战争，无疑是让唐朝同时面对两个强国。于是乎，唐朝宁愿给予昭武九姓国以间接的支持去阻遏大食东侵的影响力，而非直接参与到对大食的军事对抗中。
大食或许也深知唐朝实力雄厚，在不能轻易逾越河中地区时也没有直接发兵攻四镇之举，而当唐朝扶植起来对抗大食的突骑施逐渐坐大，想单独据有西域至河中、吐火罗地区的统治权时，大食和唐朝又出现了短暂的联合。在734—736年间，两国相继打击突骑施，致其衰弱。
当然，两大强国也并非没有产生偶然性的激烈碰撞，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黑衣大食），初起的新王朝兵威大盛，在基本荡定前王朝治下的区域后，正逢高仙芝听从火寻国王的建议，击破石国，石国国王王子逃到大食去搬救兵（751），黑衣大食正好以此契机涉足河中地区事务，双方相遇而爆发了恒罗斯之战。两年后，吐蕃又控制了小勃律，隔绝了唐朝一部分的影响力，于是大勃律、小勃律、吐火罗以及五识匿国等西北二十余国臣服于吐蕃。
高仙芝在这一年（753）行兵远袭，击破小勃律国，大食以及河中地区的小国再遣使朝贡于唐朝，直到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在此前，吐蕃作为角逐中亚的第四方，在当地的影响力甚至还比不上作为第三方的西突厥汗国。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就让大食、吐蕃双方有了两度合作的空间。
安史之乱后，吐蕃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河陇地区（唐玄宗为压缩吐蕃势力而在这一战线上布置有十几万兵力，与之对峙的这一线吐蕃军队大约也不低于十万人），次及西域。因精兵内调平叛，西域、河西、陇右地区当地守军仅能勉强自保，而无力发动对吐蕃军队进犯的大规模反击了。在吐蕃的频频出击下：
756年到763【此年二月安史之乱平定】年间，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西平郡、廓州、秦州、兰州等相继失守；期间吐蕃军一度占领长安而又被唐军赶走。764年凉州失守，吐蕃军开始大举进击唐关内道地区【关中】，大历三年（768），吐蕃“引众十万复攻灵州，略邠州”，大历八年（773）“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大历十三年（778），与南诏合兵二十万“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
上述都是比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其他中小规模的出击次数远多于此，这些行动旨在扰乱关中地区的稳定，防止唐朝回血，使后者不能安心发展生产，恢复人力、物力。这是吐蕃自身为了削弱唐朝、巩固对上述占领地区的一种战略考量。
即使是到了贞元年间，吐蕃和大唐之间的争战也没有就此缓和下来，除贞元元年没有战事外，其他时间：1.贞元二年，吐蕃军“犯泾、陇、邠、宁，掠人畜，败田稼，内州皆闭壁” 。2.贞元三年，尚结赞平凉劫盟。3.贞元四年，“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4.五年（790），韦皋以剑南兵击败吐蕃军。5.八年，“寇灵州，陷水口，塞营田渠”。可以说，这些记录完全不符合史料总结的吐蕃军西御大食，没有给唐朝制造边患。
另外，吐蕃不可能与大食爆发大战或大规模对峙的其他理由，就是吐蕃要到789年才沿河陇进入西域，展开与回纥对西域的争夺。惨烈的北庭之战（789—792）其结果是，回纥先败后胜，而唐朝留守在西域的军力在此战中损失殆尽。于是天山以东的西域北疆（包括北庭、沙州、西州）在回纥之手，而以疏勒、龟兹、于阗为安西四镇的三镇西域南疆则落入吐蕃之手。
由于吐蕃、唐朝所处的地理条件，任何一方都要在基本占据西域的情况下才能施加重大影响力于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西。吐蕃既然不能尽情伸张势力于邻近的西域，又如何能再一步分兵向西，与距离更远的大食争强呢？自794年南诏被韦皋策反归唐以后，吐蕃的军力在与唐朝、回纥、南诏、东蛮的接境地区就呈现极分散的态势。
吐蕃留国镇守的兵力估计应至少有十万，不然压不住国内贵族和苏毗等部，河陇守军有五、六万，同时为保持对唐朝西北的压制形势，预估至少须八万机动兵力，在西域南疆须留守三万人，在西南方向为应对西川节度使韦皋和南诏、东蛮，至少有三万多防备兵力【起初吐蕃在西北方向对唐朝作战总体是占优势的，而随着韦皋在西南屡战屡胜，大量吐蕃军南调】。
这样算下来，这里的兵力已达到了三十万。吐蕃国内总军力大约为四十六万或四十八万人，如果真的“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显然是抽出了至少一半的兵力：二十三万或二十四万人去与大食进行对抗，剩下另一半为留国镇守和应对唐、回纥、南诏，这里就与上面的计算产生了一些矛盾。
另外，唐朝集结东部地区的主力部队在关内道实行依城固守、伺机反击的战术，“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而吐蕃的情形则出现贞元三年（787）李泌说的“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这表明常年攻战对双方国力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耗，吐蕃军在河陇地区乏粮，既是上述这种原因所导致的，同时也是因道路较远后勤补给不畅。
而无论为哪种，都意味着吐蕃绝不可能与距离更远的大食产生高强度对抗。正如唐朝无意同时开启对两大强国的战争，吐蕃也不会与唐朝、大食同时对抗，何况还有来自回纥、南诏的压力。
既然吐蕃无大举西向的意图，而黑衣大食如果有大举东侵的活动，难道不照样会促成双方的激烈摩擦吗？一个基本的王朝规律是：王朝只有在没有内乱以及内部向心力足够的情况下，才能有心且有效对外扩张。
黑衣大食尽管取代了白衣大食，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部和对中亚诸国的矛盾，后者的国家主体是阿拉伯人，而前者依赖呼罗珊地区的波斯人助力建国，这就致使波斯贵族在前者中占有相当多的权力。而大食强迫呼罗珊东部、河中地区诸国改信伊斯兰教，到了后来，即使是新入教的中亚诸国的民众也如不信教民众一样被苛以重税。
所以，白衣大食没有解决的矛盾，黑衣大食也没能解决得了，这样就导致了黑衣大食建立后中亚诸国的起义愈演愈烈，频繁的起义又导致呼罗珊以东的波斯贵族获得相当大的独立性，同其他地区一样，名义上奉哈里发为宗主，而实际处于半独立的位置。
塔巴里《年代记》记述的，呼罗珊总督之子穆萨掀起叛乱，得到了吐火罗、河中地区国王的助力，还招来了吐蕃人和突厥联军，趁穆萨对抗白衣大食之际，吐蕃、突厥军攻打穆萨。此事在704年。
767爆发木坎纳起义，其后777、778—780又爆发了大起义，其中806—810的拉费厄起义，同时得到葛逻禄、吐蕃、回纥军的援助，虽然最后被镇压了下来，但是这都表明鉴于黑衣大食在中亚此起彼伏的斗争，其他邻近的强大势力有心给大食铸造麻烦，瓦解后者在当地并不稳固的统治。
那么鉴于此，前面767至780年间声势较大的起义，有吐蕃以及其他势力介入，也未必没有这种可能。当贞元十七年（801 ），唐朝的属国在西南击败吐蕃，俘获有吐蕃、康国、大食的军队，或可猜想，这里面的大食军队也许是大食的叛兵，要么因起义被镇压而连同康国军转移至吐蕃国内，要么就是在战斗中被俘虏，带回吐蕃国内，最后出现在了西南战场上。
总的来说，阿拉伯帝国关于与吐蕃交手的情况，几乎不见于阿拉伯史籍，反倒是中前期有大量关于与西突厥各部战斗的叙述，后期西突厥势力衰落后有零散的对抗叙述。这其实符合吐蕃自身的军力分布和扩张重点，在小勃律方向极西方向，为应对大食的可能性进犯，或许吐蕃在这一区域布置有四五万人的兵力，除开当地留守的兵力，这四五万人中属于机动兵力大约只有三万，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吐蕃对待中亚诸国反抗大食的起义活动，是以第三者的视角参与的，而非像西突厥一样作为直接对抗大食的领导者。
有过和大食的小规模军事摩擦或局部地区冲突，那么也符合开头三条汉文史料透露出的基本信息。只不过，因消息不明确，汉史史官对吐蕃、大食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行了夸大，造成了汉文史籍中相互矛盾的现象。
以大食、唐朝、吐蕃的三方关系而论，前两者爆发过的唯一一次的正面交手，都发生在双方国力鼎盛时期，此时恰好因争夺对中亚属国的统治而演成激战，其他时候，大食与唐朝，大食与吐蕃，都没有真正触碰到对方的核心统治边界，自然无引发高烈度冲突之可能，而没有引发高烈度冲突，其实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双方达到了扩张的极限状态，无力再进一步。只有吐蕃和大唐以及后来的回纥贴得特别近，彼此间爆发了殊死的战斗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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