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对于这段时间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最大的恐慌或许来源于未知。“病毒到底来自哪里？”最初，这一问题的答案被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中，而后又有人将矛头指向了科研机构……至今，人们扔不清楚病毒的源头在哪里。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正丽曾经给公众讲述过她用十多年时间追踪SARS病毒源头，最终在云南的一个山洞里从蝙蝠身上分离出类似毒株的故事。发现病毒根源的过程就像是侦探在破解一桩罪案。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国外，类似的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流行病学家和疾病的斗智斗勇始终在持续。每一次疫情的发生，给人类带来了或大或小的灾祸，流行病学家对于疾病的追踪和探索，也为我们对付疾病积累了更多经验。
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已刊行一百余种，其中数种涉及微生物研究与疾病的相关话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死亡晚餐派对：真实医学探案故事集》中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流行病学家是怎样寻找感染源的？
文 | 乔纳森·A.埃德罗
来自纽约州萨默顿的邮务人员罗伊·哈维（Roy Harvey）于1989年6月3日迎娶丽塔·奥斯本（Rita Osborn），两人皆是40岁出头（他们的姓名与镇名皆是虚构）。哈维同时兼任当地消防队的副队长，他知道纽约州消防队长联合会会议即将于6月11日-14日在卡茨基尔举行，而这是他预计参加的会议。因为工作行程紧凑，要找到时间度蜜月相当困难，而卡茨基尔山在一年中的那个时节景致相当优美。“所以我们打算到那里度蜜月。”哈维回想，“我们玩得非常开心，离开时感觉好极了。”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太久。
“我们在圣劳伦斯河的亚历山德拉湾（Alexandra Bay）露营，度过7月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我开始觉得不舒服——好像得了流感：发烧还有头痛。我吞了一大把阿司匹林，但都不管用。7月3日早上，感觉糟透了，体温烧到40℃，我便前往当地医院。”医生为他检查后，认同他的自我诊断——流感。但第二天，罗伊的感觉更糟。“天气很热，我却感到冷飕飕，甚至冻僵了，还需要盖毛毯。我的头痛得让我几乎看不见，我甚至不想睁开眼睛。”
“搭乘运输卡车九十分钟回到萨默顿的路程，简直糟糕透顶，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我的家庭医师米切尔·布洛迪（Mitchell Brodey）。丽塔打电话给他。”
布洛迪回想：“我照顾罗伊已经七年了，他的健康状况一向很好，因为他很少打电话给我，当天我就在诊室看他。当他到达时，看起来病得不轻，但是检查后，我却找不到他的感染源。”
当病人因为发烧来看医生时，医生通常会问诊，并且从数百种可能性中检查什么是造成发烧的原因。在这方面，布洛迪有另一项优势——除了是家医科医师，他也接受过传染疾病的特殊训练；他也在当地内科与家医科诊所担任传染病顾问。因此他会询问一整套标准的问题：有没有新的疹子？喉咙痛？咳嗽或有痰？腹痛或腹泻？尿尿灼热感？诸如此类。他也会问是否到外地旅行，或者接触到不常见的动物，或工作场所会接触的东西。接着是体检——肝脏是否肿大？有没有心脏杂音？前列腺是否一碰就痛，或者关节发炎或红疹？
有了问诊与体检，加上病例的背景（如季节、患者年龄及职业），通常会让医生判定究竟是两种方向中的哪一种：病灶进程（特定器官感染，如肺炎或泌尿道感染）或全身性进程（不属于任何部位的感染，就像病毒会让病人觉得软趴趴而且发烧一样）。
因为诊断不明，病人看起来又很糟，布洛迪将哈维送往靠近锡拉丘兹（Syracuse）的当地医院住院，做进一步的检验，并接受静脉抗生素注射，以防严重的细菌感染。住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做一些旧式的观察——这在诊断上是很有用的，但却是现代卫生经济学什么都做、而往往扬弃的一项。哈维回想：“布洛迪医师大概是你所碰到的最好的医生，我很高兴他是我的医生。他到医院看我，我都快失去意识了，但我记得他说：‘你感觉自己快死了，对吧？’我说：‘你说对了。’然后他说：‘不会的，你不会死的。’”
布洛迪要求的其中一项检验就是血液培养——检查血液中的细菌。
哈维住院当天，又有另一名患者来找布洛迪——这个人发高烧，但是问诊或体检后同样找不出具体的原因。“他属于体温直上直下的钉子型发烧，还有头痛。当我问诊时，我记得自己心里想着：‘听起来很像哈维的情况。’”布洛迪医师说，“这两个病例激起了我的职业好奇心。”
7月7日星期五，医院实验室来的电话，至少满足了他一部分的好奇心。“罗伊·哈维的血液培养发现，造成伤寒的伤寒杆菌呈阳性反应。我吓了一跳。”布洛迪回想，“当时我已经从业十年了，从没碰过伤寒病例。”即使布洛迪诊断出哈维的病因，答案只是带出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这样年纪的人，在这个时节身处纽约北部，怎么会患上伤寒?
在两千多种沙门氏菌中，伤寒杆菌相当独特；毫无疑问称得上是沙门氏菌之王。较小的沙门氏菌种会潜入我们食物链中的一大部分，像鸡、鸡蛋、猪、牛、龟、蛇与其他动物，然而伤寒杆菌唯一的宿主则是人类。这表示杆状的伤寒杆菌并不像其他较小的沙门氏菌，会存活在其他动物身上。这种杆菌最初为卡尔·约瑟夫·埃贝特（Karl Joseph Eberth）于1880年发现，而科学家于1984年学会通过人工培养基来培养它。早期的疫苗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开发出来，但这些疫苗降低伤寒的功效并不大。
这个疾病的病名来自希腊单词typbus（斑疹伤寒），意思是“模糊不清”，表示罹患此病的患者会烧到不省人事。感染伤寒的患者通常会发高烧、头痛欲裂，有时候剧烈咳嗽、腹痛、便秘或腹泻，通常还会起明显的疹子（或者诗意地称为玫瑰疹）。但是患上伤寒，可谈不上什么诗情画意。
几个世纪以来，该病已经夺走无数人的生命。美国内战期间，南部联盟大军约有二十万名士兵丧生，其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五死于战争，百分之七十五则死于疾病——大多数是伤寒。在经典的医学教科书《医学理论与实务》（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1892年出版）初版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伤寒，篇幅仅次于结核病。作者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伤寒章节详述了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亲眼所见的1500个病例。1990年，伤寒是波士顿市立医院最常见的住院原因，也是常见死因中的第四位（次于结核病、肺炎与癌症）。
在教科书第七版（1909年）中，奥斯勒写道：“伤寒已成军队最大的灾祸，并且比炸药或枪伤使更多人丧命或伤残。最近的战争史就写下人类无能的悲伤篇章：在西班牙对抗美国一役中……军营中五分之一的士兵患了伤寒。”在那次战役中，伤寒使1580名士兵丧生，而遭敌人杀害的死伤人数仅243名。
不幸的是，伤寒不仅是战争时期的一大问题，也并不纯粹是已成历史的遗迹。此病在第三世界依然普遍，在工业化国家也时有所闻。在美国每年约500个病例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境外移入，最常见的是来自中美及印度次大陆。虽然现在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伤寒，但百分之五到十的患者仍有肠出血的状况，百分之一有严重并发症——肠穿孔。虽然有现代医学照护与强效抗生素，伤寒的致死率依然有百分之一。
如同许多的传染性疾病一样，伤寒得以控制与其说是抗生素的胜利，不如说是现代卫生与公共卫生策略的功劳。在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后，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医生针对伤寒起草了一份报告，结论是：“千真万确地，此病的发展史支持我们的说法，只要人们群居生活时，没有足够设备处理掉他们的排泄物，就是伤寒作怪的时机与地点。”因为里德的这份报告，卫生措施广为施行，大幅降低了伤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之后的战役中严重威胁士兵生命的概率。
伤寒是通过食物与水传播的典型疾病，医生称为“粪—口传播”的传染路径。这种婉转的形容也无法隐藏伤寒发生的单纯事实，也就是微生物从一个人的肠道末端传播到另一个人的口腔前端，尽管过程有些迂回。传染病跟污水有关，但也跟牛奶、冰淇淋、肉、罐装食物、沙拉甚至带壳生物相关；伤寒杆菌只会短暂地存在于这些环境，而它唯一的天然宿主是人类。
因此，每个伤寒流行病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不是罹患此病，便是没有症状的带菌者。
起初，布洛迪医师以为罗伊·哈维的血液检验报告出了问题。毕竟，他担任传染病专科医师已有十年时间，从未碰过伤寒杆菌的病例。但是第二个与哈维情况雷同的患者血液培养也同样出现伤寒杆菌阳性反应。“当时，”布洛迪医师回想，“我明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再度与发病的两位男士深谈；两位均未出国。不过，第二次的访谈揭示了一项重大的关联。两位都是消防员，也都参加了卡茨基尔举行的会议。”由于他这几天经历了伤寒杆菌在这十年间从零到一天两个病例，布洛迪担心，这只是冰山一角。
他即刻通知奥尔巴尼的纽约州卫生部。
“就像每一次的疫情一样，”斯坦·孔德拉茨基记得事情有点好笑，“事件是在周五晚间报告的。”1989年，孔德拉茨基时任纽约州地区流行疫情计划的共同协调人。“我们要求郡方人员将两位患者的检体送往奥尔巴尼州立实验室做伤寒杆菌的确认。到了周末，我们就确认了这点，调查工作在周一展开。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这是一大欣慰，但仍需要下许多的工夫。消防队长联合会给我们一份电脑打印的与会名单与电话号码，饭店则给我们其他房客的名单。有些是来自俄亥俄州、康涅狄格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老人，还有一些散客。我们从艾滋病与性传染病部门调度了人员，协助所有的访谈与打电话工作。”
事实上，整个团队不仅包含纽约州卫生部的传染病管理局，还有卫生、食物保护与实验室小组。其他重要的援助来自地区与当地公卫机构，还有沙利文郡公共卫生护理服务小组。最后，来自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流行病情报人员将整个团队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许多任务，孔德拉茨基说：“我们需要最基本的资料：时间、地点与关系人。”
而且他们必须快速建立这些资料。第一轮的电话访问显示，问题快速地蹿升，病例从州内各处回报。孔德拉茨基跟同事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指定并分配人员针对一大群人做调查。除了先前提供的房客名单，当时大约有一万名消防员分住该地区六家不同的饭店。要执行这些调查并分析这些资料，并不容易。
这些调查很快得出一条重要线索：所有罹患伤寒杆菌的患者，均下榻同一家饭店，这里姑且称为格罗夫斯饭店（Grovers）。“饭店管理人员十分配合，”孔德拉茨基回忆，“我们取得6月11至14日会议时间前后的房客名单。”
另外一方面，进行顺利的电话访问也协助将时间范围缩小。只有在会议期间下榻格罗夫斯饭店的客人发病，而且并非全部。孔德拉茨基有了时间与地点，但他还必须确定谁是感染源。为什么在6月11至14日住宿于格罗夫斯的客人有些发病，有些没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位流行病学家检验了两个最有可能的传染源——食物与饮水。格罗夫斯饭店使用市立自来水系统，这个系统很快被检验并加以排除。此外，管路也经过检查，确定污水管与净水源没有交叉感染，这个方向被证明是死胡同。
调查人员也访查了房客哪几餐是在饭店食用，又吃了哪些食物。这真是个艰巨的任务：饭店有450个房间，可以容纳800名房客，还有近250名员工，其中半数在餐饮部工作。在分析过这些调查结果后，调查人员确认可能导致传染病的那一餐——所有发病的人，都于6月13日早晨在格罗夫斯用了早餐。
但还是有些问题等待厘清。罗伊·哈维那天早晨在格罗夫斯用了早餐，丽塔也是，却没发病。
在稍微好转后，哈维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住院的第三天，他的烧退了，人开始觉得舒服一些。他甚至希望自己在7月10日的那个周一就可以出院。但是周末时，他出现伤寒可怕的并发症状——肠出血。炎症漫及富含血管淋巴组织的小肠，当感染侵入这些血管，他开始出血。“当我望向厕所马桶，发现里头都是鲜血！”他记得，“我呼叫了护士希瑟，她扶我回到病床。我大概失去一半的血，需要输血。我记得必须签署同意书。”
“我很不想输血，但她告诉我，不输血就会失血而亡。既然她这么说了，便不难做出抉择。我输了4品脱的血。”哈维说。
纽约流行病学家心里都有明确的共同目标——找出传染源，杜绝疫情继续扩散。为达此目标，调查人员还有两项重大任务要完成。第一项是确认早餐中的哪种食物被污染；其次，找出伤寒杆菌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格罗夫斯饭店的餐饮部门规模很大，有个中央厨房及一间咖啡厅。这两个单位加起来，每天要供应三千份的餐点，总共有超过八十份菜单。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找到了；发给房客的食物问卷回答得很明确，但是问卷所揭示的答案看起来非常不可能：柳橙汁。这让人非常惊讶，因为柳橙汁的天然酸不太可能让伤寒杆菌滋长。
第二项工作是确认伤寒杆菌怎么进到柳橙汁中，这个部分还是难以理解。问卷并未解开疑团；那还需要更多老派的田野调查式的侦探工作。
几乎所有饭店员工都做了细菌培养，以确认是否得了伤寒。一名员工在会议结束后的6月21日就离职了，这引起调查人员的兴趣。剩下的250名员工中，只有一位——我称为乔治·沃特金斯（George Watkins），呈伤寒阳性反应。沃特金斯是位洗碗工，但有时会帮着准备柳橙汁，每天早晨都会喝上好几杯。沃特金斯的粪便培养在疫情爆发后一周才发现细菌，接下来的检查中又呈现阴性反应，而且一直如此。这种短暂的阳性反应显示，他是疫情爆发的受害者，而非传染源。如果他是带菌者，他的细菌培养反应应该维持阳性，而抗体（呈阴性反应）的血液检查也应该是阳性的。那名离开格罗夫斯的员工是早餐的厨师，负责制作柳橙汁。他必须将二十四罐32盎司的柳橙浓缩液倒入一个两百多升的塑胶桶（类似大型的垃圾桶），然后加入90升的水，再用金属搅拌器搅拌。
每次伤寒疫情爆发，都是由一个人通过粪便排出伤寒杆菌（或者，极少是经由尿液）开始的。受污染的粪便可能是来自罹患急性伤寒或痊愈的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来自伤寒杆菌带菌者。带菌阶段是一种介于病原体（此案例中指的是伤寒杆菌）与宿主（在此指的是自然感染伤寒者）之间的有趣平衡；大约有百分之三的伤寒患者会成为带菌者。
德国普鲁士的医生，同时也是微生物学家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算得上是先驱，他首先提出伤寒带菌者的概念。他于1902年11月28日在柏林的一场谈话中提出这样的假设，他观察发现少部分伤寒痊愈的患者，在痊愈后几个月依然排出伤寒杆菌。当时带菌者的概念像是天方夜谭，还是未经证实的理论。伤寒带菌者虽然没有生病，但粪便中依然会排出伤寒杆菌，如果受到伤寒杆菌污染的水流入了饮水中，或者带菌者如厕后没有完全洗净双手就准备食物，杆菌将如同燎原野火般蔓延。
在阿伯丁疫情中，有些人并不是吃了受污染的罐装咸牛肉，而是吃了用同一把刀切割的肉品!
无疑史上最有名的伤寒带菌者就是“伤寒玛丽”，也就是1869年9月23日出生于爱尔兰蒂龙郡库克斯顿（Cookstown）的玛丽·马伦（Mary Mallon）。这位高大结实的金发女孩，14岁就搬到纽约市当厨师。她的就业记录十分糟糕，经常从一份工作跳到另一份工作。
1906年8月底，一名有钱的纽约银行家查尔斯·亨利·沃伦（Charles Henry Warren）的女儿得了伤寒。这家人到颇为高级的长岛奥伊斯特贝避暑，在当地租了大片房产。当家族里其他五位成员也罹患伤寒后，当地卫生官员介入调查，却发现食物、饮水或牛奶都没被污染，毫无斩获，于是草草结束调查。
房子主人担心次年夏天无法将房子出租，于是聘任纽约市卫生部卫生专家乔治·索珀（George Soper）博士与一名认证的伤寒专家深入调查此案。索珀遵循标准流程，先确认了前一拨调查的结果：在屋子里的食物、饮水及管路（室内和室外）均未发现细菌源，索珀于是开始思索伤寒带菌者的可能性，他希望证实科赫的理论。他得知沃伦家族新近聘请了一名厨师玛丽·马伦，他想要找到她。
从索珀对于这段追溯过程的自述，就可以看出他的兴奋之情。
首先，我前往中介公司，他们给了我这位失踪厨师之前被雇用的处所以及曾经推荐她的人。从中介公司提供的资料，我慢慢拼凑出这十年来玛丽的历史片段。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在过去十年里，她所工作的家庭都爆发伤寒，而且，毫无例外。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她在哪里?”追溯其工作史，1904年，她在长岛桑兹·波因特（Sands Point）的亨利·吉尔森（Henry Gilsey）家工作，当时七名佣人中有四名突然得了伤寒。在更早之前，1902年，我发现玛丽到科尔曼·德雷顿（JColeman Drayton）位于缅因州黑港（Dark Harbor）的住家工作五星期后，家里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感染伤寒，一名受过训练的护士以及白天在此工作的妇人，也未幸免于难。1901年，纽约也曾爆发疫情，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玛丽脱不了干系。1904年，高级的避暑胜地塔克西多公园（Tuxedo Park）也爆发了疫情……据我的发现，当时她就在当地担任厨师。
终于，索珀遇上了他所需要的机会。在离开奥伊斯特贝沃伦家之后几天，玛丽于1906年9月21日在纽约的塔克西多任职。伤寒紧接着就到，但是在索珀找到她之前，玛丽就离开了。然后，1907年3月，索珀受雇调查纽约名流沃尔特·鲍文（Walter Bowen）位于公园大道688号住宅的疫情。索珀终于找到了玛丽，并且跟她正面交锋。根据他的说法：“我在那户人家的厨房里与玛丽交谈。我尽可能说话婉转，但我必须说，我怀疑她致人生病，而我需要取她的尿液、排泄物与血液样品。玛丽立即对此建议做出反应。她抓起一把雕刻叉，朝我的方向挥舞。我赶紧朝走廊奔去，越过高高的铁栅门……一直到人行道。我庆幸得以脱逃。”
索珀后来追踪玛丽到出租公寓，跟一名同事无功而返，虽然“拥有机智与判断力”，他们还是无法说服玛丽进行检查。纽约卫生官员介入仲裁，包括一位女性医师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的一组人马，会同警方前往逮捕玛丽。同样的，玛丽“像个剑士般挥舞着手中的厨房长叉”来迎接他们，贝克写道：“当她以叉子刺向我，我后退撞到警察身上，令人疑惑的事发生了，当我们破门而入，玛丽已经不见人影。”她躲在柜子里，但她蓝色印花棉布衣裳的一角夹在柜子门边，引起他们的注意。
根据纤细且戴着眼镜的贝克医生的说法：“她出来时，边反抗边咒骂，效率与体力惊人……她知道自己从没得过伤寒；她整个人发狂了，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把她带走。他们把她架上救护车，我就坐在她身旁一直到医院；就好像跟一头愤怒的狮子处在笼子里。”
玛丽被安置在威拉德·帕克医院（Willard Parker Hospital）的隔离病房，这是纽约的一处传染病安置中心。从玛丽的观点来看，她可能在散播疾病简直是无稽之谈！她从没得过伤寒；当她住在爱尔兰时，一定有过其他比较小的毛病。但她最初的细菌培养，跟接下来八个月所做的培养，都发现了伤寒杆菌。她被认为是美国第一起归档证实无症状的带菌者。市卫生部提议她手术切除胆囊——理论上，伤寒杆菌会存活于带菌者的这个部位。玛丽对于1907年进行这项手术的风险略有所闻，于是拒绝手术。
因为卫生部门并不相信玛丽·马伦会遵守他们的规定：不再担任食物料理人员或厨师工作。她于是被软禁在北兄弟岛（North Brother Island）一座小型独立的河畔医院（Riverside Hospital）检疫所，北兄弟岛位于东河（East River）的一片十三公顷的土地上。接下来的是一场法律大战，挑起了人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律师试图让她恢复自由，但法院支持州非自愿拘禁她的法律权，宣称她代表“急迫的危险”。市政府官员引述了《大纽约宪章》（The Greater New York Charter）里的两段文字：
卫生部门应使用所有合理的手段，查明疾病的存在、原因或者对生命或健康的威胁，并且阻挡上述危险，贯彻全市。
上述部门可以除去或将病灶移除到指定的适当地点，任何染上接触传染性、可能引发疫情或传染性疾病者；为妥善处理上述案例，并得严格掌管与管控医院。
在法律案件之后，媒体报道将马伦称为“伤寒玛丽”（Typhoid Mary）。在20世纪初期，伤寒还是致死的常见原因；大众对于明知故犯将疾病传播给他人者少有耐心。就好像现今有人故意使人暴露于艾滋病病毒或结核病的环境中。
1910年2月19日，玛丽承诺换工作，并接受卫生部门的监控，因而获得释放。但她没有一样做到，因此造成更多的小型疫情。索珀再次逮捕了她（1915年），她又再度被拘禁。她的余生就在河畔医院的检疫所度过。1938年，她死于中风，她的半生都在幽禁中度过。
玛丽·马伦个人必须为至少53例伤寒与三例死亡负责。她死的时候，纽约市还有349名伤寒带菌者，但她是唯一被监禁的；其他人都改变了习性，并接受卫生部门的定期监控。虽然其他带菌者，如来自英格兰福克斯通（Folkestone）的挤奶工N先生，也传播了不少伤寒病例（接近两百人），但玛丽·马伦却是最恶名昭彰的。
在卡茨基尔消防员爆发的疫情里，水源与饭店管路系统皆经过检查，并排除为细菌根源。只剩下失踪的早餐厨师，结果他比玛丽·马伦更难寻获。
孔德拉茨基说：“一整个暑假，大学生在卡茨基尔打工的时间都过去了（仍未寻获）。那位离职的早餐厨师来自中美，在当地，伤寒是地方特有的传染病，而且带菌者更为普遍。我们怀疑，但无法证实他就是传染源。他在疫情披露前就离开了格罗夫斯。我们通过许多方式试图找出他的下落，一名操西班牙文的公共卫生护士甚至在他最后已知的纽约住所堵他，但他再也没出现在那里。我们也跟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人员联系，依然遍寻不着。”
虽然找不到那名厨师，孔德拉茨基还是十分确定，自己知道细菌是如何跑到柳橙汁里的。“每个人对访谈的反应不一，”他回想，“第一次我访谈沃特金斯（受感染的洗碗工）时，他人在厨房，老板也在场，他守口如瓶。稍后，他老板不在时，我再度跟他交谈。我带他到大楼外面逛逛，我们坐在草地旁的野餐桌边吹吹凉风。当他明白我不是警察之类的人后，他才松口。他告诉我，他们用两英尺长的金属搅拌器搅拌柳橙汁。我记得他说‘应该是那支有绑线的’，虽然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当我回到厨房，墙上挂着三支金属搅拌器。其中的一支有条线固定着把手与棒子，我没收了这支搅拌棒，尽管我知道在洗碗机一百八十度高温下，我是培养不出细菌的。当我驶出城，在街角碰见沃特金斯。我靠边停车、打开车厢，问他那支绑线的搅拌棒（我没收的那支）是否是他跟失踪厨师所使用的。结果是。”
“我问他，为什么有那条线？他说是要把把手跟棒子固定在一起，没有线会一直掉。”孔德拉茨基说，“你看出关键点了吧。当棒子掉进柳橙汁，他必须伸出手把棒子捞出来。我在心里建立了之间的关联性。他的工作站就在员工厕所外面，里面没有肥皂、水或纸毛巾。我有了似乎可信的生物学解释。”
最终确认出45个病例，而卡茨基尔事件堪称近十年来美国国内最大型的伤寒疫情。除了确诊病例外，还有24人被强烈怀疑具有相关性，但没有获得证实。这两组人员加起来，格罗夫斯房客的染病率达到百分之十一。
其中21名患者必须住院；四名有并发症：两位胃肠道出血，两位是需要动手术的肠穿孔。幸运的是，在此次疫情中无人死亡。
罗伊·哈维在输血四次、住院十天后，终于存活了下来，虽然四周无法工作。至于丽塔，从未发病，她的丈夫解释：“她就是不爱喝果汁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