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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兴起，从唐朝开始。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得以进入官场，参加政权管理。这种变化必然从唐代文学中反映出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社会地位的一种折光。
以唐代文人作家队伍主体之社会地位的变迁为脉络，唐代文学仍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唐是文人承袭作为皇帝或王室的文学侍从的时期；盛唐是他们开始摆脱文学侍从的依附关系、积极以文从政的时期；中唐是文人广泛从政、开始士大夫化的时期；晚唐则是文人们理想破灭的时期。从文人作家社会地位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许能说明一些不易说明的问题。试论述初唐时期。
南朝文人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存在，《南史·文学传序》说：“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要投合主人的需要。《南史·陈后主纪》载：“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日猬客。先令八妇人璧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
这种文学自然是淫靡的，所以南北一经统一，便遭到有识之士的抵制。隋文帝朝，文风改革的呼声甚嚣一时，但却随着炀帝的即位而烟消云散。推其原因，则如《隋书·柳吾传》所云：“王（晋王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胃、朱场等百徐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情况与南朝毫无二致。
唐代文学是从反对绮艳开始的，如王通鼓吹：“学贯道”、“文贯义”（《中说·天地》）；魏徵也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的作品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但收效不大。唐初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仍是“承隋、陈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杜甫传赞》）。
产生这种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文人同样没有摆脱文学侍从的身份，上官仪、沈、宋、“文章四友”即其代表。唐太宗本人的态度颇能说明问题，他害怕亡国的危险，当从政权的存亡着眼时，反对南朝文风；但当安居宴乐时，又从感情上接受这种文学。所以他不退《玉树》、《伴侣》之曲，自己也作宫体诗，还要虞世南和。
唐太宗未曾放弃过以文学为弄臣的传统观念，他赞赏上官仪的诗“以绮错婉媚为本”，又好大喜功，屡屡让臣下奉和，歌功颂德之声不厌于耳，连魏徵也写了不少这类应制的作品。律诗的兴起正适应了统治者的这种需要。武则天也延揽一大批文学之士在自己周围，作为歌舞升平的点缀，沈、宋便是这样的宫廷诗人。
宋之问赋诗夺袍，沈栓期舞《回波乐》，文人地位如同徘优，于此可见。沈、宋又都谄附张昌宗、张易之，李娇、崔融、杜审言也都作过二张的门客；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也曾分别依附过沛王、邓王、道王。这类事较多出现在初唐，说明初唐文人仍然处于文学侍从的地位。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为他人而作的特点，既非言志，也非缘情，而是作为一种任务，一种为他人服务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自然具有摆设、装饰的特点，其风格绮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初唐文风绮艳而不放荡，教化说也正在暗中兴起，并有取代娱乐说之势，因为初唐文人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这种文学侍从的地位了。王勃批评当时风气：“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批评文学承继南朝遗风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故而“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子安集序》）。
他们对南朝文风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对文人侍从地位的不满，他们的兴趣已从趋奉官府转向立功边塞了。这种志向的产生也是十分自然的，唐太宗戎马半生，终于君临天下，这事实本身就是对建功立业精神的提倡。
武则天大批耀用庶族，更是在现实秩序中打破了门阀世胃对权力的垄断，必然在中下层文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杨炯声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骆宾王、崔融、陈子昂等皆有实际从军经历。骆宾王后来参加徐敬业的起兵反对武则天，多少也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在起作用。陈子昂对于新诗风倡导最力，标举“风骨”，主张“兴寄”。所谓“兴寄”，就是要求作品寄托功名志向等重大政治思想内容。所以陈子昂文学主张的核心乃是树立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是对于积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要求。
《感遇诗》三十八首中颇有议论时政之作，便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但是在陈子昂的时代，这种要求尚不现实。唐太宗、武则天虽然各自打击了一批旧的门阀士族，但同时又形成了一批新的门阀士族，朝政仍然把持在这些人手里，中下层文人参与政权管理谈何容易！陈子昂就因得罪武氏集团，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将其害死，一生是悲剧性的。
《登幽州台歌》表现了陈子昂满腔的郁愤和强烈的孤独感，是一个先驱者的悲哀。如果说《登幽州台歌》是对未来的远眺和期待，那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是未来那充满梦幻的奇异境界了，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淡淡的哀愁，是对未来无法预知的迷惘。总之，初唐作品无疑已在预示着文学的一个更为辉煌时代的到来，而文学从宫廷王府中走出来的重要契机则是文人作家已不甘心于文学侍从的地位。
参考资料
《南史·文学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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