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其中，仔细梳理，整部文本还是相对完整地勾勒了一代诗圣杜甫人生的来龙和去脉，综合把握，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作者重在以诗文为主线。作者以杜诗和杜文为线索，勾勒出杜甫从出生到交游、从困守到飘零，到最后悄然凤落，每一处的着笔无不从诗文中求得踪迹，在诗文中树立坐标，没有主观推测和臆想，这也是作者作为一个学者的基本品格体现。最大的感触就是作者依靠当时当地的诗文创作，来合理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给予文本以生动的叙述和故事再现，以期给予本书最大化的可读性，从阅读体验来讲，作者的这一目的基本实现。另外，文中作者并没有更多的评论，而是合理合情地从诗文中来，到诗文中去地娓娓道来，这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二是以飘为故事主线。文学评论家李敬泽201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文章中称杜甫为“人民与大地的诗人”，在整个叙述中，作者抓住了杜甫一生行走广袤大地，从家乡出发历经飘零的人生际遇。杜甫行踪东至山东、西至甘肃，南到四川、湖南。行万里路，于今是等闲事，于古是千难万险。但就是在这不断的一次次行走中，一首首事关苍生的诗文，《诗经》之后第一次呈现在历史的最深处，上千多年华夏历史中的只知埋首耕耘，而无声响的黎明得以被朴素地投影。这种飘零，有时是主动的，因为诗人“每依北斗望京华 ”，诗人长期漂泊, 壮志难酬, 长安是唐王朝的首都, 是国家的象征, 借北极星在天空中的永恒位置来表达诗人对唐王朝的坚贞之意，诗人始终情系国家；有时却是被迫的，“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吃野果子、搭窝棚，诗人迫于安史之乱，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也正是这种飘零，造就了这位行走大地的伟大诗人，是诗人之不幸，也是诗人之大幸，是时代之不幸，是我们后世之大幸。
三是以忧为感情基调。可以说作者写忧，主要来源还是杜甫诗风之忧，杜甫人生之忧。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生不逢时，尤其遭遇安史之乱动荡，而其又迫切建功，报效皇朝，效仿祖辈。理想的丰满，少时的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与后来的现实跌宕，国运衰微，壮志难酬，两者的差距使杜诗诗风转变为“沉郁顿挫”。我们在杜甫的生涯中很难寻觅到李白的洒脱，也难以感受到苏轼的那份超然，跟多的是屈子那种重重块垒积压下的“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封建士大夫的执着。杜甫忧己、忧家，更忧国、忧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三吏三别”中的悲天悯人之忧，让人切肤之痛，剜心之怨。杜诗之写实，也来源于其忧思，杜甫之伟大，也源于其忧深。这一点，作者在阐发时还是把握到了。
四是以苦为乐贯穿全篇。在许多诗文中，杜甫仍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这短时期主要集中在杜甫在西南漂泊，在成都、梓州、阆州、夔州、湖北、湖南的历次漂泊中，杜甫难得偷闲，也被迫得闲，《春夜喜雨》《登高》《登岳阳楼》》等写出杜甫的不同喜悦。诗人感叹世事的多舛，但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感受身边的一草一木，雨雪星辰。同时，这种苦中寻乐的来源，还有与家人的绑定，《江村》里“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是天伦之乐，《江畔独步寻花》里作者终于得以在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暂时有了安身的处所，心情比较舒畅，是安居之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是复归京华之乐。
不足之处就是，作者创作比较保守、拘谨，忠实于诗文，没有丝毫的突破和合理合情的联想。若从学术而言，是其可贵之处；若考虑到阅读的兴趣，适当的想象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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