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度过的。我爸爸少年时在烟台当纺织工人，上世纪30年代又到大连经商，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们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山东牟平林家口子村，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儿童团长。
跟妈妈回老家
爸爸的店铺在大连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仍是野狼出没的山区旅顺，住的很简陋，吃的更是粗茶淡饭。那时中国人吃饭只能配给高粱米和橡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难消化，大便很困难。我们都不愿意吃，可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孩子，不吃怎么办？粮食都被日本人控制了。”
日本人在大连横行霸道，对中国人施行高压政策，欺压百姓。所以我们对日本人都很仇恨。但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小孩看见日本宪兵就像看见恶狼似的，怕得要命。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在东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更加疯狂地欺压百姓。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中国人难以生存。我们一家走投无路，无奈之下，妈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山东牟平大窑林家口子村。
这里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山塂薄地，主要作物是地瓜。人们世世代代除了种粮糊口，主食地瓜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以物换物。男人和孩子们夏天都不穿上衣，除了小脚妇女，男女老少夏天很少穿鞋子。我刚回老家的时候，对这样的环境有些不习惯。街道崎岖不平，下雨后到处泥泞难行。与街上的小朋友说话口音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他们会爬树，光着屁股赤着脚，我好像不入群，感到有些隔阂和孤独。
1941年前后，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经济封锁。爸爸的店铺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也返回老家，弃商为农了。天长日久，我们逐渐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生活习惯。
记得我们家在林家口子村北台上，是个四合院。大门朝南，院子不大，分南北院，中间隔了一道墙。院子里有一棵大苹果树。砖瓦房，有东屋、西屋、南屋和堂屋。西厢房是平顶的，可以晒粮食，有人怀疑是八路的粮库。东山上的二鬼子也曾来检查过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功而返了。后来听姐姐说是西村贺家庄一个汉奸捣的鬼。
我的姥姥家在离昆嵛山九龙池不远的山脚下。那里山深林密，到处是青松翠柏，郁郁葱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支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活动。神出鬼没，宣传群众，发展革命武装。
那时，我在姥姥家经常接近一些游击队员，知道他们是打小日本鬼子的，从内心敬佩和羡慕他们，暗暗下决心自己立志要当个像他们那样的游击队员。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的前身就是于得水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当儿童团长
回老家不久，我7岁了，上了林家口子村小学。
学校非常简陋，设在本村林氏家庙里。一个老师，一个教室，两个年级复式教学，共计三十几名学生。教师是一位私塾老先生，是邻村窑口人，也姓林。上课时老师领读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反复重复直到下课。二年级上课时也是此种方式。我们到二年级时学校由村办转为政府办。学校正规多了。政府派来了校长。学生也多了，有了正规的课本。有了算术课，也有了儿童团组织。
电影《鸡毛信》剧照
我们的小山村有个传统习惯，每逢过年，正月里闹新春。我上小学时，村里有个小剧团。民兵大多是剧团的积极分子。剧团的道具很简单，就是几把二胡和锣鼓。小学老师自编节目。如“小放牛”、“花子拾金”、“土匪赵保元”等抗日歌剧。
记得我与一位女同学顾善英演“小放牛”。我演牧童手拿马鞭在舞台上边舞边对唱：“牧童开言道，大姐你细听，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在华中，抗日救国立下大功，全世界都闻名…….”一次，我们的小剧团在村民兵的带领下去养马岛演出，不巧与国民党孙进先部相遇。在民兵的带领下，我们趁夜色机智转移才得以脱险。
过了不长时间，我学会了这里的说话口音，好像又较土生土长的小朋友们更显得活跃些。因此，老师们都喜欢我，所以我很快就参加了儿童团。
记得学校校长本来姓曲，为了掩护自己改为姓林，叫林喜。他30多岁，高高的个儿，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待学生很和蔼。除了日常上课以外，还经常给我们讲八路打鬼子的故事，教我们唱歌。
他组织大一点的学生学军事操练，每人自备一长木棍当枪，课余时间学步伐、学刺杀。有时星期六下午把学生拉到山里搞演习，分对立两方，我是一方的队长。由于演习成绩好，不久我就当了儿童团长。
我们这些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也经常参加当地民兵的一些活动。有时民兵派我们站岗放哨，有时派我们送信。
电影《鸡毛信》剧照
有一次，我们三个儿童团员奉命到10里以外的小山村去送次日开会的通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晚饭后，我们三个小伙伴碰头后，便带上通知出发了。
途中隔着一座大山，我们默默地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一阵阵的大风吹动着树叶，发出唦唦的可怕的声音，心里确实有些恐惧。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吓得哭了起来，我就鼓励他说：“我们三个人一起你怕什么？要是姥姥村的那个小八路呀，他一个人就敢来。八路军可勇敢啦，你不是也想当八路军吗？想当八路军就要学习八路军。要是我们完不成任务，以后怎么当儿童团呀！”就这样我们手拉着手，互相鼓励，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我们终于翻过大山，将通知送达目的地，又赶在天亮之前返回。路上我们高兴地唱起儿童团之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员……”因我们胜利完成任务，回村受到了民兵队长的表扬。
小山村夜里经常开会，小学校长是主讲人。讲抗日形势：八路军百团大战，太平洋小日本打了败仗，小日本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每次会前民兵、妇救会、儿童团、拉拉队互相喊口号。我是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喊口号：“妇救会唱一个。”那边喊：“儿童团唱一个。”这边又喊：“民兵队唱一个。”儿童团这边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嘹亮的革命歌声此起彼伏。
自造小手枪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造小手枪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3年秋，日本鬼子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经过我们村时宿营。我们村的东山上有伪军二鬼子的碉堡。这一带属于敌占区，但村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农、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晚上，八路军部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听说鬼子要“扫荡”，早就实行了“空舍清野”（就是把粮食和大牲畜都藏在山洞里）。青年和妇女都转移到山里隐藏起来，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
日本鬼子来了，既找不到人又搜刮不到粮食，很恼火。后来找到了小学校长，“叽里乌拉”了半天，校长也听不懂，只是摇头。鬼子手握指挥刀，一步步逼近了校长。校长无奈，只得把他带到我们家，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从年轻时就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做买卖，懂点日语。在爸爸的多方周旋下才免去了一场灾难。
那天中午，一个鬼子军官在我家吃饭，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椅子上。我在一边两眼盯着这把手枪，羡慕得不得了，心想我要是有这样一把手枪就好了。我情不自禁地想伸手去拿，被爸爸发现了。他瞪大双眼，怒视着我，示意我到里屋去。进屋后，爸爸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你不但拿不成，还会给全村惹来大祸。”
捞不着摸真抢，从此以后我就整天琢磨着自己造枪。
有一天，我到姥姥家，找到八路军叔叔去看他的枪。可是，他的枪太大啦，是装在木盒子里的那种匣子枪，我扫兴而回。
后来，我又见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八路军叔叔，腰里别着小手枪，我伸手顽皮地去摸。八路军叔叔先是予以制止，然后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让我玩他的手枪。他高兴地问我：“小鬼，喜欢吗？”我说：“喜欢！”他又说：“等你长大了当八路军会有枪的。”我高兴极了，拿着手枪，摆弄来摆弄去，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真是爱不释手。
回家后，我凭着记忆，根据八路叔叔那支抢的结构准备材料。首先准备子弹壳、弹簧、铅块、木头和工具等。然后整天刀割锉磨，日夜赶制。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制小手枪有了雏型以后，又找民兵队长要造地雷用的炸药，然后用黄土做模具，化铅造弹头。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加工修改，我心爱的小手枪终于做成啦！小手枪可以打五六米远。我整天自豪地把它别在腰上，美得不得了，别的小朋友都很羡慕。
掩护地下交通员
1943年的冬天，牟平连续下大雪，昆嵛山一片白茫茫。
一天，姥姥村的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冒着大雪来到我家找我姐姐。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大门外有敲门的声音。妈妈和姐姐立刻提高了警惕，一面让那位交通员平心静气地继续吃饭，一面要我赶紧把交通员的小布包和手榴弹藏到大院内的雪堆里。
我虽然不知道那位交通员和我姐姐的具体任务，但我感受到他们是在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于是，我放下饭碗，赶紧跑到院子里，将那个小布包（那时没有背包，所有的材料都是用一块方布包起来捆在腰里）和手榴弹埋在苹果树下的雪堆里。因为雪在继续下着，一小会儿便盖住了痕迹。
这时姐姐不慌不忙地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谁呀？”打开大门，不出所料，迎面进来了四个提着长枪的伪军。我们都称他们为二鬼子。
这四个家伙瞪着滴溜溜的贼眼在院子里扫视了一番，又到东屋和西厢房的平台上转来转去，没发现异常，领头的二鬼子和另一个交头嘀咕了几句，就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加入了共产党，是地下党员，听她说这准是村里的汉奸给东山据点里的二鬼子报的信。从此以后，再有姥姥家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来我家，姐姐就让我到门外佯装玩，去放哨，并嘱咐我：“一旦有情况，就敲东邻伯伯家的门，连敲三下为信号。”
那时，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保护了党的地下交通员。
联络同伴去当八路
1944年秋,日本鬼子大“扫荡”。我村东山上炮楼里的二鬼子也经常出来骚扰欺压百姓，因此激起了周边各村人民的抗日怒火。在一次本村民兵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攻打东山上的鬼子碉堡失利以后，几个参加攻打碉堡的民兵秘密地离开了家乡，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即产生了当八路军的念头。
电影《闪闪的红星》海报
于是，我与伯伯家堂弟秘密地策划如何去找游击队。经过多次商量，决定我先去姥姥村探听一下消息。当知道了八路军游击队(县独立大队)的行踪以后，便进一步做了走的准备。
首先是把我们的两人队伍扩大到四人，那两人也是我们儿童团员中最积极的。我们四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立即行动。每人准备了一个本子一支钢笔。记得我的钢笔是在我家西院的大杏树下捡的。那时的八路军战士大多没有文化，所以要有钢笔和本子，要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文化。
一天凌晨，村庄还在沉睡中，我们四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家，经过近半天的路程，跑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屯圈村，找到了县大队队部。
一位年轻的战士接待了我们，说明了来意后，那位战士就回到屋里去报告。不一会儿，一个背着盒子枪的年长者从屋里出来，我们心里猜他可能是个首长。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对我们进行了问话和目测，还幽默地说：“先留下两个大的，你们两个小的（指我和堂弟）背不起枪来，回去长长再说吧。”
我们四个人一听，顿时都哭了。那首长又劝我们说：“哭鼻子还能当八路打鬼子呀？”我们央求了一阵，还是不行。我和堂弟无奈，只好告别了两个同伴回家了。
第二天，那两个同伴的家长找到我，问他们的儿子哪去了？我不敢透露实情，只好违心地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同伴是独生子，爸爸早已去世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后来直到区政府送来了军属证，才真相大白了。
他们两家门上也都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享受军属待遇。他们家的地由村里派劳力给他们代耕。后来才知道那两位同伴，一位当了司号兵，一位当了通讯兵。我非常羡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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