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城南 藉水流焉
往昔垂杨夹道
风景殊胜 清宋琬有
"碧云草色合 素练波光明"之句
可见昔日城南气象
水月寺（今秦州区公园小学）即建于城南水木佳处。作为佛教寺院，水月寺和瑞莲寺、南郭寺等同属临济正宗，清朝时，寺内佛事由专设的“僧正司”管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秦州知州费廷珍主纂方志，记水月寺甚略，仅“南门外临南湖”一句，但水月寺建寺逾两百四十余载，当无疑问。光绪元年（1875年），浙江秀水人陶模（陶子方）任知州后重新修葺水月寺。光绪十四年（1888年），余泽春主编《秦州直隶州新志》“地域卷”中有关于水月寺最详细的记载：“南乡出南门，逾南湖，有水月寺。东为文昌宫，宫前为宋公祠，祀巡道莱阳宋琬者。祠前为荷塘，其西为鱼塘。南为藉水新堤，旧有宋公堤、费公堤、玩芳亭，今皆废。”
宋公祠，即宋荔裳祠，是水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琬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时分巡巩秦阶道，驻秦州，地震后重修州城，有德政，秦州士民遂设宋荔裳祠于水月寺缅怀之。水月寺改建为城南公园后，冯国瑞先生有《谒宋荔裳先生祠》一诗：“传遍阑干故老知，萧疏衰柳旧花池。人民城廓公应见，亭榭壶觞我已迟。词赋清初表东海，关河塞外俯南施。风流最是谭公子，低度山云说李词。”谭公子即谭壮飞，曾随父官秦州；李即临洮人李榕石，能诗工画。谭李二人交好。另按冯国瑞先生所记，宋荔裳祠配有一副楹联：
北枕坚城，劳公百堵经营，不放山云低度；西襟萧寺，为我一池写照，顿教水月通明。
此联嵌“水月”二字，绝佳。余泽春方志中所记费公堤，是以费廷珍之名作记的堤防。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费廷珍为防藉水夏秋间泛滥危及城垣而修堤，士民建坊以志之。费公堤东西横亘三百六十丈，面宽一丈，底宽一丈二尺，是古秦州城南之屏障。
水月寺自清顺治(17世纪中叶)以降，除设过宋荔裳祠外，还设有陶模祠、董文焕祠、丁体常祠等。陶模光绪年间任知州时也修筑过藉水堤，有功地方，光绪三年（1877年）秦州大旱，赈灾办理尤善。董文焕，字研樵，山西洪洞人，咸丰丙辰进士，分巡巩秦阶道，光绪二年（1876年）创设陇南书院，聘任其昌主讲，大兴秦陇文风。丁体常，字慎五，贵州人，任巩秦阶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平河湟回变，民赖以安。此四者皆有功社稷，设祠于水月寺，可见水月寺已是缅怀先贤之所。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邵力子先生捐赠的16000多册（5万余卷）图书运回天水后，天水县政府成立了天水县图书馆，馆址即定于水月寺西侧花木扶疏、藤蔓掩映的王公祠，门庭是两层木楼，楼下为门道，寺内分前中后三个院子，后院新建大厅为书库和阅览室，中院东房为于右任先生题写的“邵力子先生纪念馆”(据金勇、王枢《邵力子先生与天水图书馆》文)。解放后，图书馆迁出，原址又被作为天水市九中的校址。水月寺渐废。
想百年之前，秦州城南一寺静处，水月澄明，清溪浣纱，秋菜连堤，童稚提蟋蟀，老柳拂荷塘，何等的宁谧惬意，真应了苏东坡那句词——水连芳草月连云。是的，天水城南水月寺，坐于水木佳处。
水月寺遗址出土唐代水月观音鎏金铜像（现藏市博物馆）水月寺遗址出土唐代水月观音鎏金铜像
1952年，公园水月寺后边是天水市文化馆办公之地，这年秋天阴雨连绵，水月寺后墙即将倒塌，窦建孝先生在清理墙角时，发现被掩埋墙角处有一尊唐代鎏金十一面铜观音，当时交放文物室，至今还陈列在天水市博物馆。
水月观音，又称水吉祥观音，或水吉祥菩萨，是观音菩萨三十三个不同形象的法身之一，因一般画作观水中月影状，故称水月观音，见《法华经·普门品》。
张彦远在其所著《历代名画记》的前言中提到，周昉（740—800）在长安圣光寺画了一幅水月观音，他是画水月观音的第一人。那幅画描绘一轮满月将观音团团围住，周围有片竹林。
最早有纪年的水月观音是在敦煌发现的，那是一幅现藏于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的绢幡（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年）。
由画面上可见，在千手观音像下方右侧的题记中，可以辨识出这尊菩萨是水月观音菩萨。他右手持杨柳枝，左手持净瓶，以“如意坐”的姿势悠闲地坐在水中的一块岩石上，水中长满莲花，他的左脚踏在其中一朵莲花上，在他的背后有片茂密的竹林，这景象使人想到观音就在他神圣的岛屿家乡——普陀洛迦。虽然佛经中的普陀洛迦岛是在印度南方的海上，但五代时的中国人却认为普陀洛迦就是在浙江外海的普陀岛。这个新图像最独特的特色，无疑是包围着菩萨像满月的祥光。对敦煌的画家们而言，水月观音是平易通俗的主题，在完整的敦煌石窟壁画目录（1982）中，水月观音占了十五幅，其中六幅完成于十世纪，其他的则完成于十一至十三世纪。
另一幅著名的水月观音作品是由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唐代供养绢幡南无大慈大悲水月观音菩萨，采用传统观音造型，观音并不是如意坐姿，而是结跏趺坐于莲台上，手持杨柳净瓶，端坐在圆月中，整个场景布局仍延续普陀洛迦山的山水意象。
唐代的水月观音是男性造型，脸上留有胡须。到了宋代以后，水月观音逐渐出现女性造型。元代颜辉的水月观音，背景依然有圆月、湖水、杨柳净瓶以及瀑布，观音却是身披长袍、坐姿优雅的端庄女性。此时，水月观音也完全变身成为女性观音的造型。
榆林窟水月观音壁画【宋荔裳祠】
水月寺曾设宋荔裳祠。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清初著名诗人，“八大诗家”之一，顺治时分巡巩秦阶道陇右道兵备佥事，驻节秦州。康熙十一年（1672年），授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翌年进京述职，适逢吴三桂兵变，家属遇难，忧愤成疾，病死京都，时年59岁。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宋琬分巡陇右道。分巡陇右道相当于今陇东南地区主管行政、军事的最高长官，应是一个正四品的官员。天水市政府后院现存两座古代建筑，分别用作接待室和会议室，这就是当年巩秦阶道衙署的大堂和二堂，也就是宋琬分巡陇右道时办公的地方。
宋琬到任天水不久，秦州发生了一次特大地震。“年余不止，凡城垣、官署、民房崩圮殆尽，压死男妇万余口。”宋琬目睹惨状，忧心如焚，他在一首记事诗中写道：“板屋尽丘墟，坚城无遗堞。余也对残黎，呼天眼流血。”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宋琬一面组织群众重建家园，一面采取措施赈济百姓，他还告天祭神，祈求“顾恤下民”。国库不足，除了拿自己的俸禄救济外，他还给莱阳的家人写信，毁家纾难，“出家财，从莱阳邮致，以恤其灾”。因其救灾有功，清廷“钦赐蟒服加一级，优升永平副使，管军饷”。
宋琬诗名很盛，他的诗入杜、韩之室，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说，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等合称为“燕台七子”。著有《安雅堂集》《二乡亭词》等。
宋琬在天水政声极好，在任三年，主持修筑了秦州城南河堤预防水灾，时人称之为“宋公堤”；重修了因地震而城崩楼倾的秦州城墙，并撰《重修秦州城垣记》一文以记，文录入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十一艺文中；编修了天水清朝时期的第一部州志《秦州志》；主持镌刻了后来被称作“二妙轩”的秦州杜诗石刻，功莫大焉。因其有德政，三年后宋琬任满离开秦州时，吏民感念不已，恋恋不舍。宋琬走后不久，秦州百姓在城南水月寺东侧为他建了一座生祠，刻石画像，永志纪念，祠堂匾额题“宋荔裳先生祠”。清光绪年间，秦州知州陶模为宋琬祠撰联：“北枕坚城，劳公百堵经营，不放山云低度；西襟萧寺，为我一池写照，顿教水月通明”。这副对联不仅描写了城南水月寺周围优美的景色，还巧妙地把宋琬在秦州筑城墙、修河堤两大功绩蕴含其中，成为一代名联。
民国年间，冯国瑞先生曾有《谒宋荔裳先生祠》一诗：“传遍阑干故老知，萧疏衰柳旧花池。人民城廓公应见，亭榭壶觞我已迟。词赋清初表东海，关河塞外俯南施。风流最是谭公子，低度山云说李词。”
诗载《绛华楼诗集》卷三。注曰：“天水城南有水月寺，寺东为宋祠，又东有山云阁。光绪间，秀水陶子方模重葺焉。桃花世界，杨柳楼台，春夏之交，景物尤甚。临洮李榕石（景豫）与谭壮飞善，壮飞少时尝从父官秦州，榕石能诗工画，其遗诗散见浏阳笔识中。”又云：“宋荔裳官秦州时，政多伟迹，详《州志》。”
【陶模祠】
水月寺曾设陶模祠。
陶模（1835—1902），字方之，一字子方，秀水（今嘉兴）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任甘肃文县、皋兰知县，光绪元年（1875年）冬任秦州知州。官至新疆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
陶模自幼家贫，一边读书一边操劳家务，把母亲纺织的丝绸拿去市集上变卖，以维持生活。早年刻苦读书，诸子百家无所不窥。文宗桐城派，不喜八股文章，以为“祸乱之基由于人心不正，空言文章”，立志治国。入仕后专心务实，以清廉干练知名。政声甚好，自知县至总督30余年，尤以治理西北边疆政绩最著。任甘州知府时，左宗棠向清政府奏称陶模“治行第一”；在对待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民起义的问题上，以安抚为主。甘肃文县当时编的县志立有陶模生传，兰州、迪化建有专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病逝广州后，赠太子少保，谥勤肃，归葬嘉兴郊区荷花乡顾店桥，墓今已无存。著作有《陶勤肃公奏议》12卷、《养树山房遗稿》2卷。
陶模任秦州知州时，天大旱，饥民数十万，他于是拿出积累的俸金并公款四万余两设立粥厂，修建养济院，增义田抚恤孤儿寡妇以救济灾民。又在州南筑堤浚池，兴修水利，并在堤上广栽树木，人称“陶公堤”。
据《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载，陶模于光绪乙亥年（1875年）冬抵任，丙子（1876年）春捐廉八千余缗修藉水废堤，亲临督工。丁丑（1877年）大旱，同绅民步祷累月。“自县令至开府从未携眷，身后老屋萧然，无千金产，尤近今循吏之罕睹者，州人请于朝建专祠于三台寺。”
水月寺原有《陶公堤碑记》一通，现迁至伏羲庙西碑廊，嵌于墙体。此碑为光绪三年（1877年）立石，高113厘米，宽50厘米，记载陶模兴修城南藉河河堤之事。碑首“德政”二字为篆书，余为行楷，正文以“昔苏文忠公牧杭州浚二河”起首，内有“国初莱阳宋公以监郡驻节”“宋荔裳先生遗像”等字样，碑尾辍人名数行，余皆漫漶不清，字不成句，句不成文，识读困难。
《德政陶公祠碑记》(现藏伏羲庙)
创建陶公祠碑记
【清】任承允
古之官之去也，闻卧辙攀辕矣！其殁也，闻巷哭立祠矣！读史者验其民情，想象其盛意，特古风之厚，今世则乌有也。虽然，今吏之良者抑有异焉，有仁心仁闻矣。而煦煦娖娖，不泽民，反殃民者，政不达也。廉无奢取，敏足集事矣，而爱人之诚挚又不足以结物。噫！是实心实政之无交尽顾致疑于甘棠之爱欤。
胡不观吾陶公，以光绪乙亥来牧秦州。越一年，政通废举。丁丑，关陇旱荒，祷而筹赈，瘁力焦思，活居民以万计，流民以数千计。捐俸移粟于山岔、两当，又以数千百石计赈，余缗钱厥用保嫠哀茕，经远风教是维。及政之成，士服其训，农工商遍其德。以宽以严，良安剔蠹，轻役免徭，与民休息。州城南有藉水，又有吕二沟水，灌输交涨，啮蚀隍堰，为居人患。旧有宋堤、费堤，废矣。公下车之明年，筑藉堤，堤北建祠，祀宋公。又明年，以工代赈，筑吕二沟堤。工浩用博，咸自官出，民不知役而知利焉。水灾之淡，迄今三十年。
壬寅秋，淤沙壅水，吕二堤始决。不两月，公讣自粤至。逾年，周本斋孝廉监修堤傍冲没之菩萨洞。州人士走而告曰：“昔公炙日淋雨，旰食执扑，躬相版幹，成堤以惠民，曷辟寺南隙地立祠，识遗爱，且企后政目断堤而心惕乎？”佥谋曰“宜”，闳构乃立。凡建正殿三楹，拜庭称之，斋、息、庖、濯之所备焉，基石移木，幽邃敞爽。经始之日，百匠献技，子来欢洽，万牛之栋，轻如槁叶，若有神助。经营不日落成之日，冠裳络绎，士庶骈阗，陈牲设醴，密饵朱筵，苾苾芬芬，于万斯年。吁！公精神之鼓舞吾民者，岂偶然哉！
昔公去秦也，民借寇君不得，则相与刻石纪德政，送者白叟黄童挤道周。讣闻，家吊巷哭，而又祠而祭之，以崇报于久且远。大学引诗，终不可喧释以盛德，至民之不能忘。公位方面，久历他省矣，凡秦人晋谒，虽贱者必召见慰劳，问年谷丰歉，官吏之贤否，与其河堤、恤嫠诸政。及移督陕甘，首檄筑东关城，又颁洋炮若干，为桑土绸缪备。是公于吾民，尚未能一日忘之，而谓吾民，或能一日忘公，岂情也哉！
公归葬于浙矣，然白沙绿柳之间，风车灵旗，俨然有呵护吾民者在，万里虽遥，当不弃我奉尝，则朱邑桐乡，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公德业在天下，姑述吾州政绩与祠之沿起以记。
【董文焕祠】
水月寺曾设董文焕祠。
董文焕(1833—1877)，字尧章，号研樵，山西洪洞人。清咸、同年间名诗人、诗律学家。同治十一年(1872年)分巡巩秦阶道。
董文焕著述甚富，计有《研樵山房文集》《藐姑射山房诗集》《集韵编雅》等，《声调四谱图说》被学术界评为“清人声律研究之集大成者”。其书法瘦健有柳氏风骨，行草亦动峭名隽。更特异者，董文焕还精通武艺，能超越丈高障碍。
董文焕在天水的最大功绩是择“丰裕仓”为院址兴建书院，光绪二年(1876年)落成，取名“陇南书院”，董文焕作《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敦请秦州进士任其昌(士言)先生为书院山长，陇南文风由是大振。次年乡试，道属中举至三十名。
陇南书院东西斋房门楣上所书“含英”“茹实”“研经”“敷文”皆为董文焕所题，他还为书院题写过一幅楹联：“有民心焉，可与共学；非吾徒也，不得其门。”
陇南书院落成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年(1877年)，董文焕殁于天水道署，年四十五。秦州吏民在水月寺为之立祠。
【丁体常祠】
水月寺曾设丁体常祠。
丁体常(1841—1909)，字慎五，今贵州织金县人，山东巡抚丁宝桢长子。曾任分巡巩秦阶道、广东布政使，为官甚有政绩，工书善画，所作花鸟画取法恽寿平，设色清淡素雅，其楷书主要取法初唐褚遂良，形成自家风格。
1889年，丁体常分巡巩秦阶道。据任承允《前任巩秦阶道丁公专祠碑记》介绍，丁体常“驭吏以廉，不为骄伪刻激之行；抚民以安靖不扰，弗求赫赫名。采风问俗，重闼洞开，士氏上谒，晋接不倦而将之以诚，故利弊周晰，设施裕如。居秦七年，政以成，民以大和。”1895年，河湟地区撒拉族暴发反清事件，丁体常为预防巩秦阶道出现民族之间的战乱，一方面编保甲法，严禁谣言传播，一方面约见本地回族首领，开诚布公，“怵之以威，申之以大义”，保证了地方安全。丁体常后升甘肃按察使，天水百姓极力挽留，一年后才到任新职。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一《敕建丁公专祠》条目如下：“河湟之乱，前巡道丁公练团募兵，和辑回汉，地方得以无虞。宣统元年公卒。二年，京朝官奏在秦州建立专祠，至三年世局骤变，谁暇及此，然朱邑桐乡岂可无奉尝之所，群议以山云阁陶勤肃公神位归并三台寺之专祠，即以此殿祀丁公，一时权益，盖不得已，世运隆平之日相地经营，俟后之君子。”可知在丁体常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10年，在京的天水籍官员上书都察院，请求在天水建立丁体常专祠获批，并请任承允做文以纪念。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世局骤变，谁暇及此”，于是把山云阁陶勤肃公的神位归并到三台寺之专祠，以腾出之殿祀丁公，并说明这是“一时权益，盖不得已”。
【文昌宫】
文昌宫在水月寺之西，是费廷珍任秦州知州时，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主持兴建的。
光绪年间余泽春主编《秦州直隶州新志》地域卷载：“南乡出南门，逾南湖，有水月寺。东为文昌宫，宫前为宋公祠，祀巡道莱阳宋琬者。祠前为荷塘，其西为鱼塘。南为藉水新堤，旧有宋公堤、费公堤、玩芳亭，今皆废。”
民国《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载：“水月寺，在城南。内有文昌宫、宋荔裳祠、山云阁等处。今改为城南公园。”
【山云阁】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之一记山云阁：“在藉水堤之内，宋公祠之东，州绅苏统武以修云章阁、关帝庙、文昌宫余材，河堤每岁节省余赀，罄十余年之力，陆续成之。西一院分二层，后殿祀巩秦阶道董研樵，前殿祀陶勤肃公，再东之群庙则祀前知州李宗笏、王镇镛，前主讲天水书院卫淇园、蒲修政暨其妻王烈妇。门楼之上前位托刚烈公像，后位二龙王像。极东之院为八蜡庙。”
【南湖】
南湖是明清民国时期天水城南的一处重要湖体。已故资深文史工作者李振翼先生认为，南湖实际上是罗峪河故道与藉河交汇形成的一片湿地，东至吕二沟入藉河的饮马巷(天水电视台)南口，西至后寨，北抵南城外的官泉、水月寺，南抵藉河均为南湖区域。因为湖边多柳，所以这里又叫柳荫村。
天水自古以湖出名，南朝郭仲产《元和郡县志》称“郡前有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北城中有湖水”。但南湖的出现则要晚于上述史籍记载。
南湖形成于何时？
民国时，冯国瑞先生在其辑佚的《秦州记》中认为，“唐宋以后”南湖即已出现。此外，部分当代志书和研究论文认为，南湖于“明初”已经出现，其根据在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千户鲍成筑大城时，南以南湖为界。但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通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巩昌府志》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直隶秦州新志》等方志均无“明初筑大城时南垣以南湖为界”的相关记载。较晚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地域卷最早记载州城“东西北有壕，南南湖水界焉”。此后民国《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民国《甘肃通志稿》之建置等沿袭了这一记载，但均没有指出时间是“明初”。可见，“明初已有南湖”一说成疑，故文史学者刘雁翔先生认为“此湖清代之前不见记载”。
刘雁翔先生认为，南湖“所在低洼，经藉河水侵，地下水位升高，自然涌漏而成”。也有学者认为，南湖的形成不仅是由于城南藉水的北侵，还有罗峪河贯城的泛滥之功。南湖出现在史料中的时间是明末至清乾隆，这正好是罗峪河泛滥侵城最为严重的时期。因此可以说，罗峪河在泛滥侵城的同时也塑造了南湖。
清顺治十一年(1655年)，山东莱阳人宋琬(1614—1673)分巡陇右道，驻秦州，创作了多首和南湖有关的诗歌，如《雨后湖亭》《雨后南湖即事》等，“柳重低颜色，荷枯碎雨声”“凉云依岫断，秋水照衣明”“碧云草色合，素练波光明”等优美的诗句使我们领略了南湖风光，说明南湖在清初是天水城区一处重要的水体景观。这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巩昌府志》所附《秦州境图》中的“南湖”图上也可得到证明。由此可知，南湖的形成应在17世纪中叶前后。
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费廷珍知秦州时，南湖已经有所淤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费廷珍“既筑堤御藉河，因复南湖故迹，开池种藕”，并“于池北创建(文昌)新祠”。此时的水月寺在州城南门外，“临南湖”。(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三建置)根据南湖、文昌祠(即文昌宫)和水月寺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直隶秦州新志》卷首所附“秦州城南门外”图上，我们可以大体确定此时南湖的范围。此时的南湖已经演变成若干池塘，而非一个整体的湖泊。
清乾隆以后，南湖面积不断萎缩，这与天水城市水灾应对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九年(1744年)，罗峪河河道治理，使其主流从城东北注入藉水，仅留支流穿城而过以“济用”。支流水量较小，不仅大大减小了水灾发生的可能性，也减弱了水灾塑造城市水体的功能。与此同时，天水城南防洪堤坝的建设，在抵制藉水北侵的同时，也消弭了水灾营造城市水体的可能性。
天水城南堤防的修筑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天水城南的藉河，古称洋河，自甘谷的石鼓山发源流至天水西郊。“其两涯畦圃布列，沟浍相望，运舂磨，灌菘韮，为利滋大。”但也常常发生水患。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分巡陇右道宋琬为“障籍水”在城南主持修筑河堤，即“宋公堤”。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知州费廷珍为防藉水夏秋间泛滥危及城垣，又修堤，士民建坊以志之，称“费公堤”。费公堤东西横亘三百六十丈，面宽一丈，底宽一丈二尺，是古秦州城南之屏障。余泽春方志中有记。
至光绪初年，“宋公堤”“费公堤”皆毁，秦州知州陶模再筑“陶公堤”防洪。
光绪元年(1875年)冬十一月，陶模莅任秦州知州，“阅视城垣，谯门之外，弥望皆坎，水道北冲，啮城隍十几去二三，心悯焉，欲为堤以障之”；三年(1877年)春，陶模亲自督工在城南开始修筑藉水新堤，“凡费缗钱若干，皆出廉俸为之，未征役”。“堤以内旧有禅刹曰‘水月’，于其东建一亭为休息之所。”此堤修成后，“而兹堤也，绿杨白沙，吾民日往来游嬉其上，似有所甚乐者”。(任其昌代陶模撰《藉水新堤记》，碑佚，文存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陶模还在南湖一带植柳：“内外各树柳数百本，冀其根虬结，可以坚堤址也。”光绪三年(1877年)，陶模又在城南宋公祠(文昌宫南)外“凿两池，种菡萏，当花时，与民田瓜瓠红绿相影涵”。
可见，乾隆至光绪期间，随着藉河治理进一步完善，南湖进一步淤塞。
民国时期，城南宋公祠“拜庭槛外原有方池，宜莲宜鱼”，但不知面积几何；而八腊庙故址“迤南、迄西则设滑板、秋千种种体育之需”，可见八腊庙故址前已经没有池塘了。(民国《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
建国后，南湖地面水体减少，但地下水仍然非常充沛。李振翼先生说，“南湖一带地下水饱和着呢，你随便一挖，水就出来了，小娃娃手一挖，都比赛着挖冒眼，你的五个、我的六个地比赛着哩，你挖个池子它就是水。”
李振翼先生在天水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描述：“出了天水城的猪羊市也就是中城，从中城的水城门一出来到城外，就都是南湖的范围，也就是大城的城巷巷，以后叫光明巷嘛，光明巷以南的这些地方就都是。一出城，两面就是几个人抱不住的大柳树，一直通向公园。在这里面大致有四五道水渠，人工改的水渠，迂回地在公园里流着，一般那个水渠都是一丈开外的，靠北边从西向东有一排寺院，这一排寺院第一个寺院就是水月寺，水月寺一进是两院……”
南湖现在虽然不存在了，但天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还保留着“南湖电影院”，现在仍存“南湖车站”，且在南湖故址上，人民公园湖泊犹在，这一带仍然是天水城区除人工天水湖之外唯一的水体，且杨柳楼台，环境清幽。
【城南公园】
人民公园民国时也叫城南公园、中山公园，是在原南湖的基础上设立的，以前水量流盈，现在则靠人工蓄水。
民国《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载，城南公园“由制革厂改造而成，西端构北庭三间，卷棚覆檐，下缭栏楯，前为圆池，积水空明如镜。池前建楼三楹，楼前有亭，形成八角，檐牙高啄，相映成趣。四周花园沟洫纵横。此皆清神祇坛之旧址也。楼东则水月寺，再东则宋公祠。拜庭栏外原有方池，宜莲宜鱼。祠左则山云阁，今已稍更旧制矣。阁左则八蜡庙故址，现改为病院，盖伤兵养疴处也。迤南迤西则设滑板、秋千种种体育之需。”
上世纪五十年代，整个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城内尚有芦苇坑、白家坑、后杨场、漆家坑、石家坑等地名，足见昔年天水城区水源之丰富。故过去天水民间有“半城寺院半城湖”之誉。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南城外自双桥均为渠溪茅滨，户户绿荫，“西堤烟柳”的景色，令人至今难以忘怀。1946年霍松林游览当时的城南公园后，写下了“逍遥出城来，成树拥高榭”“盈盈一水滨，亭亭几茅舍”的诗句。
【天水县图书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天水县政府成立天水县图书馆，馆址定于水月寺西侧王公祠。王公，似指前知州王镇镛，同治末、光绪初在位。
门庭是两层木楼，楼下为门道，寺内分前中后三个院子，后院新建大厅为书库和阅览室，中院东房为于右任先生题写的“邵力子先生纪念馆”，收藏邵力子先生捐赠的16000多册(5万余卷)图书。
1950年2月，天水市政府将解放前的天水县民众教育馆、天水图书馆、天水国术馆合并为天水市人民文化教育馆，馆址设在原图书馆即公园王公祠内，将民众教育馆的馆址划给大城玉泉小学，后改名公园小学。
文化教育馆的大门是三间两层楼阁式建筑，楼下靠东三间大厅为宋琬纪念馆，檐下悬天水名人汪剑平所书“片石千秋”匾额。东为水月寺，仍为二层楼阁式建筑，寺旁有三间水榭为宋公祠，门庭挂着甘肃名人李景豫先生撰写的对联：“北枕坚城，劳公百堵经营，不放山云低度；西襟萧寺，为我一池写照，顿教水月通明”。水榭前为一个很大的荷花池，寺门两侧还有两株高大旺盛的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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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天天水网|高洼文房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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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姚宇丨编辑：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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