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往北约六十里处，坐落着德清县城，南苕溪从德清县城四围城墙穿过流入太湖。清乾隆三十三年，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需要重建。
阮知县从紧挨的任和县雇请了一位石匠，名字叫吴东明。正月22日，吴石匠带着他手下的一帮人员开始打木桩入河的工作。水位很高，工匠们夜以继日赶工以尽快完成任务。一直到三月初六，木桩终于打到了河底，吴石匠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厨师汇报吴石匠伙房的大米不多了，需要采购供给。
吴石匠亲自去自己的家乡---三十里外的运河岸边的重镇塘栖采买。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邻居们告诉他，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陌生人打听他的行为举止。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为一件十分蹊跷吓人的事情，要吴石匠帮忙。
沈士良四十三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同住一个院子。他的这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经常欺负他，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他年迈的母亲。沈士良觉得在阳间没有讨得公道的希望。便决定诉诸阴间的力量，他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阴状。
当地有个传说，石匠们只要将活着的人的姓名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撞击木桩添加神秘的力量，当地人称之为“叫魂”。木桩顶部写上名字的人就会丢掉了精气神，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沈士良听说吴石匠回来了，便在纸片上写下了两个侄子的名字，（沈士良不认识字，费劲很多周折在鱼行的账册上描下来的）找到吴石匠问到：“叫魂”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吴石匠其实什么都不会。但是他知道，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石匠和木匠们都拥有不一般的神秘法术。吴石匠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中，他随即向当地保长汇报了这件事，将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门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士良重责二十大板后给与释放回家。
虽然这件事结束了，但是过了没多久，他又卷进一场更大的麻烦中。
正月的一个傍晚，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正在邻村帮忙料理丧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几杯酒。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他叔叔怀疑他在外面赌博输了钱，不由分说便将他打了一顿，计兆美既羞又怕，从家里逃了出来。一路跑到了杭州城，打算在这里乞讨为生。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杭州西湖不远的净慈寺，当地的一个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
当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自德清的时候，已被一大帮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他们抓住这个外乡人，拳脚相加地殴打他。打过一阵后，他们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保正将计兆美捆在一张板凳上，恐吓他道，如果再不讲实话，就还要拷打他。
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厉声喝道，“从实招来，共叫过多少魂？”计兆美说，他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两张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编出来的。
第二天，计兆美先被带到了营里，又从营里被带到了杭州府钱塘县衙门。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兆美盘问：“你是从哪里得了这符咒的？又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的种种谣传，诸如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魂力来为他们的大锤加上神秘力量，等等。他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并隐约记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明”字，便回答说：“是吴瑞(?)明给我的。”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当他被传唤时，吓得惴惴不安。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人群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德清县的石匠们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个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县衙邀功请赏。郭石匠知道后大怒，带领弟兄们合力揪住穆方周，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县衙里，穆方周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刑，并带枷示众。
这些事件搞得真个省城人心惶惶，浙江巡抚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巡抚熊学鹏命令杭州府召集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共同审理。计兆美又一次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衙役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了逐个检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值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姓穆的采药人、沈士良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相信传言的老百姓的一种警告。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轻信这样的传闻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就得出了这种否定性的结论。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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