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为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首次是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所使用的，它出现在1919年5月18日致其他社团的电报《罢课宣言》里，详见第五章。胡适认为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中，笔名“毅”的作者（按：即罗家伦）所写的236《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见胡适199，《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期（1935年5月5日，北京），页4。
广义五四运动大体来说，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
5月4日的抗议示威则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新兴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平了道路。
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最终使得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此番运动的态度因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广：它推动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这场运动还加速了旧式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此外，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包括，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起初学生们和出版物所采用的“五四运动”一词并不包括所有上面列举的事件，它仅仅指5月4日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同样地，1919年6月3日及以后所发生的大拘捕则被称为“六三运动”。随后几年，一般人提到五四运动时，固然并不一定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狭隘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整个运动和“五四”事件本身与后果混为一谈。因此，在过去许多例子里都可见到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和“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被交替使用。
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呢？
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而且彼此没有多少关联。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
鼓吹这种见解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行动是和他们的思想发展息息相关的。这派人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夸大其他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例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凡是细心研究过五四运动史的人，多不曾接受他们的观点。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做专题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这无法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另外还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的学生活动与新文化运动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一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更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他采纳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学生活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而胡适则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问题。由于胡适及其他持相同见解者发表的英文著作，使不少西方人形成一种印象，认为这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白话文的采用固然是五四运动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然而我们应当认清，文学革命实在只是这段时期里多方面大进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新观念的出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白话文的推广。此外，我们不能把五四运动只当作是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现在中文惯用的“学生”一词，仅仅指在学校里求学的人，与英文“student”一词的意义不完全相同。“student”可包括学者，或校外自修的人。当然，学生和青年是五四运动中最大的推动力，然而，成年知识分子，例如大学教授和新思想的作家，却肩负过领导和灌溉“五四”新思潮的责任；而且青年知识分子和成年知识分子二者也都曾参加过学校范围之外发展的活动。这样看来，虽然我们可以从学生运动或青年运动的角度来适当研究五四运动，但却不应该单单从这个小角度来讨论它。
关于是否应当强调“五四”的文学方面，或是强调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论问题。1939年3月，当中共支持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的时候，会中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纵按：我后来见到一份早期文件记载，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
除了上述诸种观点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一词采取更广泛的观点。他们对这个名词的一般用法同时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层含义。在这一意义下，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一切思想变动的各方面。例如，冯友兰所论及的五四运动，是指当时的新思潮和西化运动。倘若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随便挑出一位水平一般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五四运动，他准会回答，它同时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和新文学、新思想运动。而每当有人讨论“五四”时代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主旨时，很少有人会不提“民主”和“科学”。“五四”以后，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政党的领袖，也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纳这种广义的观点。一位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作家说：“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1919年5月4号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这种对“五四运动”一词所采广义的用法，是有很充分理由的：第一，那些鼓励大众进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或自称为固有传统的代言人。第二，当时思想改革家的反军阀、反强权活动的根据，正是早期一群知识分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来，“五四”的示威活动的确是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第三，许多与示威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他们活动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他们所关心的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在示威事件发展以后，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最终，1919年至1920年间的运动留给人最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他们在思想界掀起的革命和社会上推动的改革；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思想则是对社会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破坏。由于上面这种种事实，我想我们应当采用五四运动的广义含义，并且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影响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对“五四运动”做如下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希望能依据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多不同观点主导的活动汇合而成，虽然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此外，五四运动所指代的时间段也出现了混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往往被作者们滥用。它有时是指紧接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几个月，有时是指“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另外一些作者认为这一时段始于1915年或1916年，终于1923年注1。还有一些作者则把“五四”时代延长到1925年，因为那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注2。陈独秀在1938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甚至认为“五四”时代一直延长到“现在”。在本书里，由于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个多面性的现象，所以没有把它的起讫日期做严格的断限。虽然如此，仔细研究“五四”的主流，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间。1917年，新兴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的政治行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段之内，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一些新兴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了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已超出了纯粹的思想界。
注1 胡适同意张奚若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1917年和1918年发展的新思想运动，也包括“五四”事件以后的那几年。何干之主张五四运动应始于《青年杂志》创刊的那一年，终于科学与玄学论战结束的时候，即1915年9月到1923年12月。
注2 1925年5月30日，2000多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在上海游行示威，抗议一名中国工人于5月15日在该市被日本纱厂卫兵杀害。游行中，至少有11名学生和工人被英国巡警枪杀，有20人受伤。6月1日，10余万名中国工人进行大罢工抗议，导致20余艘外国兵舰开进黄浦江，5个国家的海军在中国登陆。5月30日以后，中国人至少再有8人被杀，44人受伤。“五卅惨案”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留存着五四运动的痕迹，对中国社会有着极深远的政治影响。
不过我们也不应把“五四”时代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之内。有些民族思想和新思潮早在1915年就已成雏形，因为这一年的“二十一条”促使大家觉醒，感到国耻沉重；这一年不少学生已开新风气，严肃地考虑中国问题，而且《新青年》（当时还称为《青年杂志》）就在这一年开始发行。我们也不应当认为，五四运动在1921年就宣告结束了。许多“五四”期间发展起来的思想论争，仍是当今最重要的事件。1922—1923年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若是忽略这些，我们便不能对五四运动做出彻底的了解和评估。总之，五四运动应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倘若我们认为上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适应变化的进程在这段时间会加速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即使只解答一部分，也必须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情况的各种变化，以及国际大势对中国的影响。
在与现代的西方世界接触之前，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工业未曾发展。在这种经济下，她财富的大部分由地主和商人拥有。他们通常以下列四种主要方式来积累财富：将农产品中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更多土地、经商、民间借贷，从公职中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由于在20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财富积累的方法也都往往取决于农业生产。结果，以土地投资方式作为资本积累的观念，左右了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下面这两句谚语式的民谣，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观念：“隔着玻璃亲不了嘴，穷就穷在没有地。”《大清律例》中有“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出自卷7《卑幼私擅用财》条例——译者）。由于清朝时大多数的例子都是爵位每传一代就降级，或者只由限定数量的后代继承，因此即使贵族的财产，也不能得到长期的累积。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废除了长子继承遗产的制度，因此也防止了土地过度集中和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发生，使家庭和乡村成为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半商业半家庭式的、靠学徒制度维持的各种手工业店铺是中国仅有的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大部分由地方性的同业公会来处理。这一切办法和习惯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规模工业的发展。
自从19世纪西方势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制度便开始发生变化。1863年中国设立了第一间工厂，是一家兵工厂。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工业仍旧很少有发展的机会，部分原因在于，列强通过暴力或外交手段攫取特权，将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产品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
这种外国商业竞争的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减轻，因为那时西方列强都正专心致力于军需品的生产。从那时开始，由于入超量的减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到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1914年到1920年间，纺织厂、面粉厂和其他轻工业所生产的国货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年的繁荣景象，后来回顾起来，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至少和以前相比，情形确是如此。
由于这一次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侵入，中国传统的自足农业乡村经济的崩溃更加速了。土地投资已渐渐显示出向工、商、金融等企业投资转移的征兆。培育工业发展的新兴组合股份公司比起以前发展得更快。1920年前的那几年，中国的国币“银圆”已大半取代了墨西哥银洋，于是国内部分地区获得了币制统一，促进了金融活动的发展，大城市里开办了更多的新式银行，许多旧式的钱庄也改组为银行。1912年、1915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都是现代中国货币与信用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而资本的集中和都市经济的成长等倾向，也都日益显著。然而，这些经济的变化仍属于雏形阶段，而各处发展不均。虽然一些中国大都市的经济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与20世纪的西方都市一样，但是内陆辽阔的乡村地区仍然保持着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经济特色。中国的农业经济制度正在开始分崩离析，但是还没有被一种现代的经济制度全盘取代。20世纪初期，中国必将产生一种社会经济转变程序的模式，从破坏到废物清除、重建和改革，这是早就可以预期到的。但是相反地，事与愿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上述培养了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的国际局势也宣告结束。由于日本对华影响的增加，以及其他列强纷纷重回中国市场角逐，中国初具雏形的工业举步维艰，浮沉不定。[插图]中国和列强经济势力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这些相继出现的经济变革、国内繁荣、危机，以及存亡的挣扎，在不同的时段显著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活动。
伴随着经济方面的变化，许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在发生。中国旧有的寡头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三股社会势力的联合：一方是皇室和军事集团，另一方是地主集团，在这二者之间还有士大夫集团。可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一传统社会的均势联盟已经严重失衡。科举制度已在1905年废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铨叙制度尚未确立。具备能力的有志青年，大都不能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公职。在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中国社会通常依靠家庭或乡村的各种自给自足及合作方法来补救，以渡过难关；但由于这次危难的无比艰巨，已远非那些传统的方式所能救济。再者，随着新兴都市迅速发展，新式商人、企业家和城市工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城市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例如，1919年“五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约有60万人口；到1923年，即4年以后，北京的人口数便增至110万，几乎是1919年的两倍。由于内战（1915年到1922年间有10次严重的内战，它们的持续时间总计48个月之久）、灾疫以及农村经济的崩溃，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的人数大增。他们变成穷人之后，很多人背井离乡，成为职业军人，有些则沦为土匪或流氓。这批不安的人口，滋养了军阀主义，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是军阀主义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同时，一个根本且长期重要的因素，开始在中国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地主和士大夫的逐渐式微，一群掌握了一定现代西方学识的新式知识分子出现了。这里我所用“知识分子”一词比西方的intelligentsia含义较广，我用它来指代稍富于流动性的知识分子集团，包括一定程度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教师、学者、中学大学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以及新士大夫阶级，并且包括其他职业性的新闻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和律师等。在以后的讨论里，我们将采用旧式士绅阶级（old gentry）来指拥有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只受过传统教育的人群，他们构成了全国各地方统治势力的一部分，或者是官僚职位的候选人；而“新式知识分子”（new intelligentsia或new intellectuals）一词则指那些多少受过新式教育，或有西方学识的人。因为在五四运动期间，大约80%的中国人仍旧是不识字的，所以这些名词的应用特别富有意义。自1907年新式的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大规模施行以后，此后的10年内，大约有1000万人曾经或正在接受各种方式的新式教育。（统计见本书附录一。）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接触，与传统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能带领其他不安的民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五四运动正是反映了以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重新组合。
同时，1915年以后，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局势也是培养革命的一片沃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亚洲地区。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理想主义，例如他所提倡的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都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欧洲政治新思潮的转变，新兴共和国的增加，女子选举权的争取，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民权的确立，以及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等，都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情绪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都爆发了革命，显示出借群众起义来改变大局的可能性。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加上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属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及其他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影响了东方的政治趋势。日本在1918年8月爆发了“抢米风潮”，朝鲜在1919年3月1日发生了也是以学生为主的“三一运动”。“五四”事件的前两个月，第三国际（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并且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与这些国外的革命狂潮相比较，中国人当时却活在一团漆黑的国内政局中，共和政府虽然试行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党政治，而实际上则完全被军阀操纵。1914年，军阀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和1917年相继发生了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政体，自1916年元旦起，到3月23日止，改称“洪宪”帝制，前后共83天。安徽省督军张勋拥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由于他的辫子兵在北京被驱散了，只支持了12天之久（1917年7月1日至12日）。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实权都落在互相对抗的督军手里，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落在袁世凯的旧部段祺瑞手里。段氏就是受日本经济支援的军阀官僚政治集团——安福系——的领导人。
为了反对这样的北京政权，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从此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胜负不定的南北内战，举国为之骚动。“五四”事件之前不久（1919年2月20日起），北京和广东双方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鼓励下，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拖延的、徒劳无功的南北内战和谈，这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所建议的类似和谈的讽刺性预演。上海和巴黎两处和议的忽起忽落、惊疑不定，在心理上给予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以极度的干扰。
我们应该记住，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这些政治上的混乱和落后现象，更坚定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信念：为了使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必须实行大规模的基本改革。同时，段祺瑞之所以拥护徐世昌当总统，本是皖系想利用他来对付直系和其他军阀，徐上台后则企图通过与南方议和来节制段派，因此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反对段派亲日，不但有南方和国民党及进步党的支持，并且有北洋政府内反段系势力的制衡。“五四”的成功，可说时机难得。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后9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子产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而是虚心接纳了批评。他说：“（毁乡校）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他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包括孔子在内）的赞赏。
在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1000多名太学的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领导之下，抗议朝廷惩处一位刚正的官吏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
在公元2世纪东汉时，太学生郭泰和其他人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后来数百官吏和学生被当作“钩党”关入牢狱并判处死刑，造成“党锢”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要的党争。班固，《汉书》，卷72，《鲍宣传》；范晔，《后汉书》，卷97，《党锢列传》；并参见江文汉166，《中国学生运动》，页8；柳诒徵，《学潮征故》，《学衡》42期（1925年6月，南京），页1—14。
在宋朝（960—1279），学生运动更趋于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学生陈东（1087—1128）领导太学学生，请求皇帝处死宰相和部分军事领袖，控诉他们处理国事失误；但是这次上书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年，即钦宗靖康元年（1126），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起用李纲为相，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抵抗北方来的金人的侵略。皇帝的内侍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被杀死了数十人。结果朝廷处死了与这次暴力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数人，但也受到民意逼迫，改变了一些外交和内政政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后来陈东和许多其他学生也都被处死了。然而，在宋朝后期仍然发生了五六次类似的学生运动，并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载。在宋代的历史里，也可以找到教师们鼓励或支持学生运动以反抗朝廷的事例。
依循这些先例，明朝（1368—1644）的学生运动，更连续不断地卷入党争的旋涡。
这种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
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民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群体想要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例如17世纪，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实际上就曾主张过一种政治制度，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论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构；并且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上古的“三代遗风”。
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接受了这种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可以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再三强调这一观念作为证明。但是20世纪的学生运动和它们的传统模范，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校”和“学生”二词在中国古时的用法，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般用法，事实上，也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制度已逐渐改向西洋方式时的用法。传统的官办学校，套用现代的制度来比较，大致从中学阶段开始，它们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这些学校既是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处，同时也是学习机构。因此，它们比起今日的学校来，入学的成年人似乎较多，而年轻的知识分子较少。这些官办学校的成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切，又超过一般散布各地、在私人教师教导下年纪较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私塾由于它们多半是独立的，组织规模也比较小，所以很明显地，比起公立学校来，不太能够参加学生运动。不过一些规模较大的私立或半公立的“书院”，有时候却对民意发生过影响。
同样地，“五四”时代的文学和思想变动就某方面说，在历史上也有先例。
周朝（约前1046—前256）的后期，文学和思想都有非常重大的进展。当时文字的语汇里加入了许多新的地方语成分。
唐朝（618—907）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文学改革，就是所谓“古文运动”。新的诗体和新的散文体的成就都很大，佛教的禅宗也逐渐发展。
随后，宋朝（960—1279）出现理学，以对抗中世纪精神。
在元朝（1271—1368），新的戏剧形式发展欣欣向荣。
明朝（1368—1644）时，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大为流行。
后来到了清朝（1644—1911），研究古典学术的考据学兴起，以填补过去理学、心学的空虚。
尽管有上面那些先例，五四运动在活动的广度和意义的深度两方面说来，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国文明。在与现代西方接触以前，除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之外，中国文明从来不曾严重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全面挑战。佛教虽曾密切地触及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对中国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却较小。由于西方在科学和其他方面超前了几百年，加上其他许多由于双方社会殊异而产生的因素，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远非过去那些外来影响可比。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西方列强势不可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开始觉悟到中国确实有学习西方科学的技术的必要，尽管他们仍旧认为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比西方高明，因此不需要改革。
经历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她对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反应阶段也宣告结束。从那时起，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认为除了要学习科学的技术之外，中国还应当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他们仍然坚持那些他们心目中认为更基本更实质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和传统社会的基础原则，不应当被改变。张之洞在1898年用一句话简单扼要地表达了这个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可是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无法把倡议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改革付诸实现，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势力的抬头和两次复辟帝制运动的企图都证明，倘若只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不做其他方面的变更，一定难以取得进展，于是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四运动时代。在这一运动期间，新兴的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还宣称传统的中国哲学、伦理观念、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不同于前一时期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
五四运动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觉醒。它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速了中国循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形态而达到统一。当然，中国的人口众多——恰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人类的四分之一”（a quarter of the human race）——他们想要达到个人解放，促进民族国家意识和社会平等，即使再过几十年，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然而，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因循这些方向所加强的自觉和活动，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义的事。这也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的。更进一步说，由于这场运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也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因此它成为解现代中国过去40年（这是从1959年倒算起。——译者）的首要关键。
由于随后几十年绝大多数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都是由这场运动所触发，若是不研究它，我们必然会误解这些真正论争的渊源和性质。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由这场运动发展出来的结果。“五四”的余波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可能指向将来。
不但如此，近代中国大多数领导人物，从文学、哲学，到经济、政治等各界，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与这场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心理。虽然一些守旧分子把所有中国后来发生的灾祸全都归罪于“五四”，但是年轻一代几乎全都认为“五四”对他们始终有着“深厚”的恩惠。一位重要的报纸主笔曾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无论如何，‘五四’在我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
综合以上所有事实，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若是不知道这场运动的主流，绝不能充分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情绪。
最后，在我们评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更不能忽略这个运动。我们都知道，这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的面目出现的西方思想。西方各国的，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受到苏联快速发展的事实的激励，伴随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后的几年里，社会主义思潮变得更具影响力。西化重点在此时从自由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可以用下列各种原因来解释：中国需要急速工业化，多次屈辱地战败，同时具有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加之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对一个基于合作、而非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还有国民党在这场运动期间和随后的种种政策。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争取中国经济利益而采用种种遭人厌恨的帝国主义手段，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错误政策和低效率，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大缺点。除此以外，若是仔细研究西方各国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政策和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这次思潮起落转变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以上我简短地陈述了五四运动的范畴和意义，尤其着重它发生的背景。后续章节对运动中种种事件和观念的评述，希望将能呈现一幅充分的图像，以显示这曾撼动了中国的根基，而40年后仍然余波激荡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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