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昨日井上山右的文章）
二、“文革”结束后《金瓶梅》的出版情况“文革”结束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公开出版《金瓶梅》的校勘本，所以也就有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金瓶梅》。但实际上早在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弥松颐编审就在《光明日报》发布了该社出版‘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消息，并公布了《金瓶梅词话》在内的首批六种书目。尽管弥松颐明确说明《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仍然引起了很大反响”。[1]一些学术期刊和报纸还争相发布这一消息。只不过，从1980年到1985年，中间相隔五年，而这五年期间其他几部小说都已相继出版。
从现在的解禁批文和戴鸿森先生的“校点说明”来看，这五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业务主管部门打过报告与批复的五年。因为戴鸿森的“校点说明”提到校点工作完成于1980年9月18日，而当时主管业务的文化部出版局之批文却在1985年初。这份文件的全称是“文化部出版局批复《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出版事”（1985年1月31日），内容如下：
“你社关于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的报告已悉。鉴于该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价值及当前研究工作的需要，经中央宣传部同意，可印一万部，内部对口发行，主要供给文学研究工作者，其它出版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排印发行《金瓶梅》一书的任何版本。”[2]文件虽然是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但还抄送给了中宣部、全国的地方文化局和出版社，所以此次《金瓶梅》的出版还是人文社的“专利”，其他出版社还是不能“碰”该书。只不过本次出版的印数大大增加了。
在人文社社长韦君宜的主持下，此次的《金瓶梅》出版“删去性描写的文字19061字，其中大描写36处，小描写36处，挑选无性场面的图36幅迁入正文”，共分上中下三册，故有“洁本”之称。[3]书在出版之后，很快遭到部分人士的责问，索性人文社有文化部出版局的批文这口“尚方宝剑”，韦君宜也是延安时代成长起来的老干部，政治素质过硬，加之人文社算是老社、大社，而此事的出发点恰恰是“供文学研究工作者”不至于毒害青年，风浪自然过得去，但全国范围内《金瓶梅》出版的门已经被敲开了。
两年之后，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汝梅教授点校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这是张评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出版。当然，在此之前，齐鲁书社也获得了一口“尚方宝剑”，即国家新闻出版局（86）456号文件的批准函。[4]批文肯定张评本在回目、文字上自成特色，有学术参考价值，所以同意出版王汝梅整理的删减版，但印数不得超过一万部。1987年1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印数一万。此次出版的张评本删去字数，合计10385字，相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洁本”来说，王汝梅先生专门保留了性风俗、性文化遗产等内容，以供学界研究。[5]
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的做法被诸多出版社效仿，可见文化部出版局1985年的一纸批文并没有打消各地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念头。所以，1988年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1987年正式成立，2001年升级为总署）发出了《关于整理出版<金瓶梅>及其研究资料的通知》。
《通知》首先说明“近年来，《金瓶梅》研究日趋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并引起国际上汉学家的注意。因而学界对《金瓶梅》及其研究资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但随即话锋一转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先后有十余家出版社向我署提出报告，分别要求出版《金瓶梅》的各种版本及改编本，包括图录、连环画及影视文学剧本等。我们认为，《金瓶梅》一书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该书存在大量自然主义的秽亵描写，不宜广泛印行” 。
但“不宜广泛印行”不是不印行，在《通知》里，新闻出版署分四种类型加以批示。
一对于“足本”，署里批准北京大学出版社申请影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两千部，批准山东齐鲁书社于1989年内整理出版《金瓶梅》崇祯本的校勘足本五千部。“以上两种，均须内部定向发行，以保证教学、研究用书。”
二对于“节本”，《通知》说“浙江古籍出版社提出清初戏剧家李渔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申请将该书纳入《李渔全集》出版。考虑到对李渔文艺思想研究的需要，同意该社要求，可于1990年以后，将崇祯本纳入《李渔全集》出版少量删节本。印数不超过全集其他卷别的最低印数，配套内部发行，不得另外印行单卷本”。
三对于“改写本、改编本”，《通知》说“《金瓶梅》一书无普及的必要，改写亦属不易。因此不安排出版该书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影视剧文学剧本。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连环画，更不应改编《金瓶梅》出版”。
四对于“续书及资料”，《通知》说“山东齐鲁书社经认真筛选，提出其中三部：《续金瓶梅》《金屋梦》《隔帘花影》，1987年经我署批准，出版少量删节本，内部发行。以上三书，不再批准其他出版社重复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三续金瓶梅》抄本，从未见流传，具有一定的版本及研究价值。批准北京大学出版社申请，可于年内据以影印两千本，内部发行。尔后，凡整理出版《金瓶梅》续书及前人的有关资料，需严格选择，并事前专题向我署报批”。[6]
就目前来看，20世纪80年代新闻出版署的这一通知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其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力避副作用的产生。而上文所说的十余家出版社，在《通知》里仅能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齐鲁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三家，至于还有哪些出版社当时提出了申请，现在不得而知。在此值得指出的是，齐鲁书社申请到的“1989年内整理出版《金瓶梅》崇祯本的校勘足本五千部”，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自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排印本，且是足本，繁体竖排，没有删减文字。但在印刷时，齐鲁书社印了八千部而不是批文上的五千部。不到半年，八千部《金瓶梅》就已售罄。一年后，齐鲁书社再向新闻出版署申请印刷，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八千部的足本《金瓶梅》已经足够学界研究之用。
[1] 董兴杰：《1985年版<金瓶梅词话>出版发行考察》，《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 《出版工作文件选编》，辽宁省出版总社编（内部文件），没有具体的出版日期，但所收录文件的下限时间在1986年1月。
[3] 严真：《小议<金瓶梅>出版之坎坷》，《河南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2期。
[4] 王昊、张羽：《金瓶梅学术之旅——王汝梅先生35年研究历程扫描》，《华夏文化论坛》第15辑。
[5] 宋春丹：《“禁书”<金瓶梅>的脱敏之旅》，《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0月31日。
[6] 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图书出版管理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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