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寅初寿辰的报道，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下。《新华日报》在周恩来指示下，采取了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头版显著地位登出一个加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令免登。”既向广大群众透露了有强烈反对情绪的祝寿会举行了，又揭穿国民党压制言论的卑劣行径。检查虽有意见，也无可奈何。
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强大，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8月释放马寅初，但仍将马教授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他去教书，使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对当时在南方局宣传部工作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
《新华日报》即派一名记者去访问，拿回文意。周恩来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 《新华日报》用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给最高的稿酬，以这种特殊方式给马寅初予接济。
马寅初非常感动，十分感激周恩来在他危难中鼎力相助。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中，进门就喊：“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寅初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问道 “什么好消息？”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响书桌，口中吟哦道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有鑲解之日了！”马寅初精神为之一振。接着郭沫若又说：“周公说他将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恢复你的自由。” 马寅初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拉住郭沫若，又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
不久，经周恩来和各界人士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自由。此后，马寅初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更积极地投身到反蒋斗争中。他特别把周恩来视为知己。
建国以后，马寅初发表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对周恩来仍是一往情深。周恩来去世时，马寅初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下肢瘫痪。他坐着轮椅在家中面对披着黑纱的周总理像老泪涟涟，内心极度悲痛。他对子女说：“我要去向总理告别。” 子女们担心他看到总理遗容，会悲伤过度，老人受不了，劝阻了他。老人固执地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儿女们只好遂着老人的心愿。从中看出马寅初对周恩来多么敬重，感情多么深厚！
周恩来对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关心、帮助和爱护，真是书不胜书。“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党与非党干部及和我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周密的研究，拟出撤留安排的名单，仅1至5月，安排离开重庆的有一百多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就沦陷，在港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面临遭到日寇杀害的危险。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他们将在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有的可去马来亚。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大批文化人于1942年1月初起，陆续隐蔽集中澳门，分批由武装人员护送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送内地。从香港抢救脱险的文化人共有300多人。
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在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剧作家洪深在政治压迫、贫病交困中全家服毒自杀遇救，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作家王鲁彦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从重庆发出唁电，并嘱冯雪峰送去资助费。
许多文化人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交往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在回忆周恩来时说：“他让我在困难中看到光明。他把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曹禺说：“周恩来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许多文化人认识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是由于他们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形象，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正确。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越来越困难，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民族资产阶级大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正统，敢怒而不敢言；对共产党则怀着恐惧心理。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不容忽视的。 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就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
19391月25日，他刚从武汉到重庆，就去参观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他赞扬工商界对抗战的贡献。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的那次演讲，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参加，他号召工商界为抗战贡献出人力、物力和财力。
1942年1月15日，周恩来、董必武与四川著名企业家康心如参观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应邀作了“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的题词，充分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同志对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一些老党员也有抵触情绪。
有一次，周恩来找一位同志谈这个问题。这位同志说：“资本家是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阶级立场那里去了呢？”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他反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
这位同志说：“当然拥护。”
周恩来又说：“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他们搞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
说得这位同志心悦诚服，有类似看法的同志思想也通了。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当组长。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都交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
重庆经济、实业界在1930年成立一个叫 “四南实业协会”的组织，它的成员很广泛，有500多人，包括工商金融界和部分经济界名流学者，声势很大。
这个协会的理监事中，既有国民党政界的重要人物，如张嘉、吴鼎昌，张笃伦，翁文灏等，也有金融界的巨头，如钱新之、陈光甫等。吴蕴初，穆藕初、胡西园、李烛尘、范旭东，候德榜是从上海，天津来的企业家。刘航琛、卢作孚、康心如、胡子昂、古耕虞、缪云台是四川、云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理事长是张群。他把协会的实际会务让给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常务理事张肖梅主持。
张肖梅是张嘉璈的弟媳，留英的经济学博士，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西南实业协会”的政治背景就是国民党的“政学系”。它所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四南很有影响。但张肖梅自称是无党派人士，对邓颖超很敬佩，和史良也往来密切。她 把会内所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和《四川资料》定期寄给邓颖超。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做这些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他们还请周恩来去演讲，后来不少人和我们关系很密切。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争取经济民主，周恩来亲自写文章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
1940年6月，他写的《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1941年6月15日，他写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等文章，都把矛头指向官僚资本，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日报》也经常刊登黄 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国民党官保资本的掠夺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