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邹人，曾就读于鲁地，后游学于金陵，现落脚于无锡。以“孔孟之乡”后人自居的我，对孔孟之学知之甚浅，也并没有身体力行。虽不至于坐井观天，但真是到无锡后始知有泰伯，后数次前往梅村泰伯庙、鸿山泰伯墓瞻仰凭吊，却也没有认真地深入理解之。
无锡清名桥古运河
无锡虽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以“县”治，但在百年前的民族工商业和三十年前的乡镇企业大潮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兴盛，逐渐站稳脚跟，也敢于在城市竞争中发出振聋发聩之音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现在的通过文化的发掘、整理与重建，来提升城市的精神品格与文化内涵，也算作是“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从政府的层面讲，着力成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范例，从而形成历史文化保护的“无锡模式”；并提出“尚德、务实、和谐、奋进”的城市精神。为之提供历史文化支撑的，就是被无锡拿来做文章的“吴文化”了。而无锡之所以敢于以“小邑”身份来言“吴文化”之事，比如说年前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所作的专题片《说吴》，多是因为“吴文化”的始祖泰伯。
而在民间的层面上，因为行政区划的缘故，加上民众自有的地缘主义，通常在“谁大谁小”、“谁住谁次”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泰伯奔吴之梅里到底是否“去无锡东三十里的梅里平墟”，此处是属无锡，还是位于苏州；再如阖闾城之争，一方面是苏锡常三地围绕着 “大小阖闾城”争得不亦乐乎，一方面锡常二地也争着做交界处的“阖闾城遗址”的主人。孰不知，在被人为分割的行政区划后面，更多是衣食住行等风土人情都接近的地缘文化。
在搜集资料时，看到一篇名为《吴文化的背影：无锡城市精神批判》的文章。对无锡新提出的八字精神赞不绝口，而对千余年来的孔子、司马迁等“儒家”视角下的泰伯“三让”之“至德”精神提出质疑，很是不满和愤懑。作者认为，“泰伯三让”是一种无原则的“为让而让”的不作为行为，正是这种精神导致了吴国的灭亡；无锡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城市精神。这种积极的想法本没有错，但把孔子看作是“文化裁缝”，无视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品格，却是大谬了。
我不是政客，也非土著，不会着眼于地区发展视角下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没有考据的功底，不愿从书袋中抽出一些陈年旧事来充作文物，以博得世人新奇的眼光；只希望从一种文化还原和发展的视角下来看“泰伯”和由其衍生发展而来的“吴文化”，并在这种追根溯源和抽丝拨茧中窥探泰伯精神的奥妙，也不至于辜负了一向自以为“向学”的心。
锡惠公园泰伯殿
漫步锡惠公园，至映山湖畔，东北处有一间大殿，轩昂豁达，东西向，前后均有平台，边沿均设石栏石柱，中为石阶。正门上挂匾额，上书“泰伯殿”三字，正堂内亦有“至德无上”的匾额，两旁对联云：“草昧造三吴，自南河阳城箕山以来，无锡此士；豆登延百世，立君臣父子兄弟之极，民无能名。”殿正中绘制泰伯像，并配“断发纹身、荆蛮义归、建都梅里、开发江南”等四幅古朴典雅的摹化壁画。
那时，我初来无锡，尚不知有泰伯，更不晓得何为“至德无上”。但在锡惠名胜之处，苍柏翠松之间，看着映山湖中的碧波倒影，听着“二泉映月”古迹旁隐约传来的音乐，竟有些心旷神怡，不知身居何处了。
吴国始祖泰伯
一个远古的至德贤者，叫做泰伯的人。穿越千年的历史，穿越沧海桑田，从西岐山下，跋涉到江南荆蛮之地，以至来到这个公园，静静地供游人瞻仰凭吊。于是间，古今相连，遥远的贤者与今日的俗人相逢，游玩的游玩，感叹的感叹。
不知泰伯的人很多，不知《封神演义》和姬昌、姬发、姜太公的人就不多了。《封神》故事流传千百年，只知有文王、武王，却没有给予泰伯一二点缀。孰不知，若没有泰伯三让，“东吴”早就是“西吴”，一番历史就要重写了。
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古称“西岐”，《封神》中是有此处的。此处相传是炎帝生息之地，也是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国人自称“炎黄子孙”，若是写家谱的话，大概都要从炎黄二帝算起了。周王朝和远据东南的吴国，都是周太王的后裔。
泰伯就在封神演义的时代
周，姬姓。周太王，即古公亶父，据《梅里志·吴泰伯世系》，乃后稷十一世孙，也是追溯到三皇五帝了。太王有三子，曰泰伯，曰仲雍，曰季历。“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
中国古代的世袭制度，通常是嫡长孙继位的。然而在长幼贤愚的世袭制度争辩或王位更迭中，是很难做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国人更熟悉的《三国演义》中，刘备避居荆州，就劝刘表切勿行“废长立幼”之事，以免乱了邦国根基，自取灭亡。电视剧《雍正王朝》等清宫戏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王位更迭时的明争暗斗，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功名利禄，欲望无止境，谁人能轻易放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泰伯，足以看出其德行和明智。
曹操雄才伟略，一代枭雄，统一北方后，在王位的传递上，也难免犯下“长幼贤愚”的错误。新版电视剧《三国》中，就把这一段宫廷斗争戏处理的极其到位。曹操曾告诉司马懿，脚为什么比人身上其他部位白，是因为“藏着”。曹冲之死，即在于其聪明过人锋芒毕露；曹植之败，凄然中七步成诗，也在于其外现的才华横溢。而曹丕，深晓“藏着”之理，抱朴见素，终成一代王业。
《吴越春秋》中说，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泰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由是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太王看到季历的贤能，看到姬昌的“圣迹”，从周的整体利益通盘考虑，欲传位于季历。这实在是违背了其时的王位更迭制度，若是处理不好，势将造成“周”的衰败和崩溃。泰伯应该是看清了政治格局，退避三舍，确实是明智之举。时古公病，泰伯、仲雍二人托采药于衡山之名，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示不可用”，实为韬晦之略。王位更迭或者是政治夺权中，岂容你暂时的退避，恐怕以后的“留得青山在”，所以多是斩草除根，多为“赵氏孤儿”。“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通过对身体发肤的伤害，对宗教礼俗的违背，来呈现“自辟害耳”，从而消除误会以达自保。
然而在“历史”之中，我这种想法自是多余的，一切的“明智”皆因季历之“贤”迎刃而解了。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泰伯，而三让不受。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以至到“天下归之西伯”。
对于这种反复的“让国”之举，朱熹是这样看的。“大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之事。就死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邪？曰大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季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何谓“至德”，不仅在于泰伯“三以天下让”，更在于其审时度势地从邦国利益出发，“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以使“天下归周”。
在历史上，无锡多属于常州府管辖。然而在远古的一个时间，常州却应该是“吴”的一个封地而已。现今常州红梅公园内，有一处“嘉贤坊”，两旁对联云“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季子，就是季札，乃泰伯的二十世孙，为让国逃到延陵乡下，长兄诸樊只得将延陵封给他，季札因而号“延陵季子”。
常州红梅公园嘉贤坊
泰伯三让，季札亦如是。季扎父寿梦有四子，以其贤，欲立之，其让不可；“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王余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
泰伯三以天下让，本为储君，却不贪恋君位，概以有能者居之；季扎贤良，不行“废长立幼”之国家大忌，概以家国稳定为己任。《易·谦》有言，“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国人对“君子”的阐释有很多，“谦让”就是对君子的一种严格要求。
而承载在泰伯身上的思想，则源于孔子《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千百年来，文化学者对其的阐释、证明和质疑，各代王朝对其的加封冠冕和追谥，从多角度、多层面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泰伯”。泰伯已经不是“自我”意义上的那个人，而成为一个承受着“他者”寄予的文化理想的思想或政治概念了。
从西岐到荆蛮，遥遥数千里，即使在当今，徒步而行，也要历经千辛万苦，方能完成。试想当年，舟车不行，泰伯和仲雍二人，或许还有几个家人及奴仆，背负行囊，一步步走来。那是何等的壮举，又是何等的伟大。
今天，无锡古运河清明桥段，有一东向的河流，谓之“伯渎港”。伯渎港，相传为泰伯所开，约为江南最早的人工运河，故又称“泰伯渎”。《寰宇记》载：“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故后人立庙于渎侧。”又有民云：“当季开之，以备旱涝，一方居民，始得粗食。”旧时江南地势低洼，水灾严重。泰伯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惠泽乡民，与“三让王道”相比，却是实绩了。
伯渎港
从泰伯渎，搭一叶小舟，东行三十余里，即到梅村，也就是当年泰伯驻足停留的地方。“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泰伯于此地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以防中国侯王用兵。
在伯渎河畔，靠近梅村老街处，可以看见一片祠堂庙宇，就是“泰伯庙”，也唤作“至德祠”。东汉桓帝永兴二年，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在泰伯故宅立庙。经过历代修建的泰伯庙，是一组庄严辉煌的群体建筑。现存的泰伯庙为明清建筑，庙前有立照池，池上架单孔拱形石桥，名“香花桥”。桥北立花岗岩石牌坊，上镌“至德名邦”四字。石坛北为棂星门，竖有六根石柱，高6米，有云龙、仙鹤雕饰。棂星门为泰伯庙第一进建筑，面阔三间。后有院落厢旁，东西各九间。今天的泰伯庙前，老街已被拆除，一大片的仿古建筑“泰伯文化商城”拔地而起，已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无锡梅村泰伯庙
沿着伯渎河继续前行，有鸿山，山西南侧就是泰伯墓。还是那一年，敕令糜豹督办，把吴王墩扩建为皇陵，墓呈圆弧形，全由青石砌成罗城茔门和墓墩、墓碑。泰伯墓座北向南，依山而建，占地约三亩。墓前有七万平方米的吴文化广场，每年的吴文化节和公祭泰伯大典，都在此举行。广场南侧也有一大片仿古的“鸿山吴文化商城”，却是冷冷清清的。
我前往泰伯庙时，适逢孟春；凭吊泰伯墓时，却是仲夏了。炎炎烈日下，我驱车前行。走进去，才发现里面仅我一人。虽然整个景区干净整洁，在东西回廊里，却不时有蛛网扑面，想来是久许没有人来了。沐浴心灵，拾级而上，泰伯坟茔周围的蛛网已然清晰可见。每年四月份的吴文化节上，泰伯被抬出来，供某些宏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运用一下，就回去安然歇息了。想想，文化商城越盖越多，文化节也越办越大，在这个经济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历史文化究竟还能值几个钱。
三千余年过去了，沧海桑田间，“故吴”古城早已沉入地下，不知几何。而当今的梅村，遥想着泰伯，回忆着过去的农桑耕作与金戈铁马，应该是别有一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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