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尽心上》）
这是孟子所提出的君子三乐，这其中第一乐是父母俱存，兄弟没有什么变故，尽到了孝道和友爱；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没有做对不起人、对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父母兄弟，情深义重，乃人生的起点，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故此乐居三乐之首，也是情理之中。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疼我者父母，念我者父母，儿行千里父母担忧！我们刚出生时，就如草木的嫩芽一样易于摧折，难于培养。父母时时刻刻将之记挂心上，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风、遭到骤雨。所以，他们用尽心力保护那懵懂的性灵。
与父母为乐，与兄弟也是一种乐。兄弟本是同根所生，不过是时间先后之别，原是一脉同气，却多有为分财不均争利，以致手足相残、情义断绝者，岂能无碍于良心？即使你做到极品高官，而他却瓦灶绳床，乐又从何来？若能父母寿且安，双双俱在堂上，兄弟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承欢父母膝前，身处富贵自有富贵处的欢乐，身处贫贱自有贫贱处的自在，这种天伦之乐真是在陋巷可以傲至尊，在豪门可以傲神圣。所以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
这二乐之中坦荡的是清白正直的人格。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抒弑杀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一怒之下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他的弟弟仍然如此写，崔抒又杀其弟，后来他的另一位弟弟，写史书时，仍然是“崔抒弑其君”，崔抒无奈，只好由他去了。故事还有一段插曲，“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即书矣，乃还”。一个同样是写史书的人听说两位太史被杀，竟然拿着“崔抒弑其君”的书简，前去声援，在半路听说这件事情已被写入史册，才在中途返回。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用鲜血换来了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齐国“太史简”体现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无愧天地也。
在齐太史简
所以人们常说问心无愧，确实，我们在这世间，面对任何事情，当不问成败，只问是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当得起“问心无愧”四个字了。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绝非取决于片面，唯有尽心尽力，俯仰无愧，谦冲自牧，有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能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则，短视近利，纵然叱咤一时，仍会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涟漪。人生一世，不卑不亢，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如此，夫复何求？足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第三乐之中虽隐隐透出孟子欲揽天下入怀的理想和一点大丈夫的自负，但是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是一份将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这样的快乐是众乐之乐。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思想家，总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惠及天下苍生。而其唯一的途径就是“传道授业”，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发展并最终使天下百姓获益，这是真君子所为，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祖父，史书上称他为“名儒”。他自幼喜好读书，学习十分刻苦。据说他曾有6年时间不脱衣睡觉，困倦难耐时就躺一会儿，起来再学。后终学有所成，因怀才不遇，便返回家乡河东教授学生。当时慕名来他门下求教的弟子多至千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他的学说在当时流传很广，名气很大，为此，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一些古书上还说，正是因为王通给魏征、房玄龄等唐朝初年的著名臣相们讲学论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后将近300年的大业。
从王通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讲进则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若不能，则退而教书育人，为天下培养英才，又何尝不是人生又一大乐事。这种做事处世的大仁之心，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王通，这个儒家学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国的最强音。确实也称得上能真正体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处。桃李满天下，人生若此，岂有不乐之理。
尽享天伦，无愧于心，且与天下苍生同欢乐，孟子的“君子三乐”，从个人而天下，真是道尽人生最大乐事。人生不满百，求的就是一快乐。快乐有很多种，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绝不会局限于自身之乐，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人快乐，我就会更快乐。“三乐”孟子认为这是生命中三种简单的快乐，是君子的事业，可以突围人生之苦，这是儒家给我们的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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