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节后的四五月间，人们都能在洛阳的王城公园及中国国花园等景区欣赏到盛放的“洛阳牡丹”。
作为我国既定的国花，牡丹又是因何与洛阳这古都密切关联着呢？说起来，这当中不但有着许多美丽传说，而且在这些传说的背后、还有着跨度达四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花卉植物学概念上看，牡丹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大约有1500年；不过若要追溯它背后的历史与传说，那就要从“中州”时代的周王朝时期说起了！传说周文王拿尺子丈量大地，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均位于洛阳之地，所有草木精华在这地方都能尽得天地间的“中和之气”，洛阳与牡丹的“姻缘”自那时期起就已被牵好了红线。
不过，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将花瓣当药、将其荆棘当柴火来用，这似乎跟牡丹的高贵形象大相径庭。
追古溯源、牡丹花形象的最初构建来源应出自“三河才子”曹子建，而洛阳正是位于三河间(河东、河内、河南)的“中州宝地”。
古代洛阳以据“三河之中”富甲一方
宓妃：从洛神到牡丹仙子的凄美之神在上古传说中，宓妃是伏羲氏的女儿、嫁给了古洛阳地区的部落首领洛伯。貌若天仙、能歌善舞、聪慧过人的宓妃引起了周边部落们的垂涎，各部落间为此大动干戈，洛伯不敌众部落的围攻最终落败。
其实，古时候的许多战争都跟美女有关，古今中外多的是类似例子，宓妃也是如此悲情结局的缔造者之一。为了免受屈辱，宓妃投进了洛水，被天帝封为洛神及牡丹仙子。这传说就是在告诉世人：洛神之美、牡丹之美正是宓妃之美！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的妻子文昭甄皇后姓甄名宓，她在宫廷斗争中被赐死后，引起了曹子建的深深同情，于是在他的《洛神赋》中，宓妃的形象与甄宓的命运就似乎有着难以言喻的隐隐对应，故被后人引申出“子建感甄事”之说。
任率英《洛神》图
曹子建对甄宓的同情肯定有，但若说感情之事，就纯属后人的臆想之谈了！实际上，曹子建时期的洛阳跟牡丹还挂不上钩，宓妃被封牡丹仙子一说，则源自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牡丹花形象的中国古画。我们据此推测，东晋时期的洛阳已有了牡丹花种植，顾恺之就因其华美、将花朵的形象绘到了宓妃身边。
当时的顾恺之或许尚不知道这种花的名称，后人也是从画中看到了牡丹花之后，宓妃才又成了“牡丹仙子”。由于《洛神赋图》中的牡丹形象比较模糊，加上原作早已逸失，今人已难以看清上面的牡丹形象是怎样的。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述：“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品名、而“牡丹”只是一个种属通称。
《洛神赋图》画卷局部
《本草纲目》说，“牡”因结籽而根上生苗而名，“丹”则因花为红色而名。作为本草药物，牡丹在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记录，但若作为种植花卉、最早则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不过，东晋时的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就只有牡丹之形、未署牡丹之名，这或是因为，两晋时的牡丹种植尚远不及唐宋时普及吧！
在《洛神赋图》之后，直到唐朝、有关洛神和牡丹仙子的传说体系才逐渐成型。武则天时期先是出现了牡丹仙子转世为女儿国公主阴若花的故事，唐文宗时期又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杜秋娘，她同样被人们喻为牡丹仙子的凄美化身。
武则天“催花诏书”与洛阳牡丹的兴起唐东都洛阳城里的上林苑(又称西苑、神都苑)种有百花，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天授二年、公元691年)腊月，部分意欲谋反的大臣们以赏花为名、邀请武则天驾临上林苑，实际上是另有图谋。武则天何等聪慧？她很快就觉出了当中蹊跷，因为寒冬腊月时的上林苑哪来鲜花呀！
“武则天赏花”是目前洛阳旅游中常见的项目
武则天不愧是刚毅果断的女皇，于是她忽发奇想、以诗的形式写了道诏书，这就是著名的《腊日宣诏幸上苑》，又称“催花诗”。
诗中说：“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翻译为当代女性口吻的朋友圈白话就是：“明天早上朕就要到上林苑游玩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派使臣通知春神、号令百花务必连夜盛开，免得第二天早上光秃秃一片，怪难看的！”如此霸道、敕令神灵式的诗作，恐怕也只有皇帝才写得出来。
除以上属史实之外，余下的就纯属传说了，因为腊月期间的洛阳城确实不会开什么花！传说中，第二天的上林苑果然百花齐放，图谋不轨的官员们认为武则天果然有上天神助，从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也是武则天此诏书里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诗歌属文学范畴，武则天以诗为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是为了迷惑天下人心，不得不说、这实在是高招呢！
”百花仙子“与武则天《催花诗》
这传说中还衍生出了女儿国公主阴若花的故事，被明朝李汝珍写进了《镜花缘》当中。据说当天屈于威权听诏开花的百花众仙们就因错乱阴阳、被天帝集体贬落了凡间，牡丹仙子化身的正是阴若花；而且那天早上、“百花齐放、独缺牡丹”也惹怒了武则天，清明季春后盛放的牡丹花就被武则天焚之以大火。
武则天想不到的是，灰烬中的牡丹却换来了第二年的更加繁盛，欧阳修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基于的正是该传说。描述杜秋娘的诗句中也有“杜秋在时花解语，杜秋死后花更繁”(罗隐《金陵思古》)，与“牡丹被焚后更加繁盛”亦是异曲同工。
民间典故里的“上苑”就被谬为长安城，因为牡丹花没有听诏开花而被贬到了洛阳，这跟《腊日宣诏幸上苑》就有矛盾了；估计是为了“从长安贬洛阳”，故意将上苑挪到长安了吧！《事物纪原》中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正是该典故的出处，典故自然当不得历史记录。
自隋炀帝在洛阳兴建西苑(即武则天时期的上林苑、神都苑)、诏尽天下名花，牡丹就开始进入了皇家园林当中，自唐武周时期后开始被大规模种植。周敦颐《爱莲说》就提到“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在周敦颐眼中，牡丹与莲之间第一次有了“普世与个性”的分别。
古籍中“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这只说明了洛阳百姓有爱牡丹的风俗、没有说明这产业从何而来。北宋的周师厚也著有《洛阳牡丹记》，里面详述了各名贵牡丹花的品名及特征；欧阳修更是举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钱五千，今尚直一千”(魏花，牡丹品名之一)，可见洛阳的牡丹花种植业收益不菲。
唐宋时期的洛阳市井上，牡丹也是价值不菲的商品
《唐国史补》也有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以“姚黄”为例，宋朝时一根接头就值钱五千，在秋天时立契购买、清明后开花再付钱。由于这花非常名贵，有些权贵甚至不惜为此伤人害命、只求一尝心头所愿。
繁盛的牡丹产业基于盛世的民生基础，为“一尝心头所愿”的种种爱花所为、也是唐宋期间常见的市井之事。当代也有许多人为心爱之物一掷千金，支撑该行为的前提都是钱呀！自唐至宋以来，洛阳牡丹的兴盛状况无不跟当时的某段盛世息息相关，洛阳至汴京有六驿之遥、“姚黄，魏花”等名贵牡丹品种就用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
古时候快马加鞭的所送之物，除紧急文书之外恐怕就只有“荔枝、牡丹”了，这两种状况的发生背景分别为唐朝和宋朝，均是太平盛世之下的特有现象。在那时期，牡丹图案也开始深入民间的各角落，几乎是当时无处不在的装饰纹样。
古时候的牡丹发簪
欧阳修和周师厚都是宋人，他们所著的《洛阳牡丹记》，均是盛世宋朝下的产物。周师厚还著有《洛阳花木记》，作者当时正在洛阳为官，市面上稳定太平，周师厚就难得有闲心地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出各种名花异卉的种植方法，对牡丹种植的叙述尤为详尽(牡丹109种，芍药41处，杂花82种)，这或许也是洛阳牡丹能“甲天下”、成为“盛世花王”的原因之一。
从“花王”到国花，牡丹的民意支持率一骑绝尘唐代刘禹锡诗中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的“国色天香”自唐代开始就深入民心了。随着国家形象的发展需要，2019年时中国花卉协会曾有一项民意调查得出，当代中国人对牡丹为“国花”的支持率高达79.71%，可谓是一骑绝尘！现在就只等最终结果的公布而已。
清·李鱓《墨牡丹》
说起国花，最早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希腊的“油橄榄树”，通过大量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的传播，人们一看到佩戴橄榄枝的雅典娜就会想起希腊。由于国花是象征一个国家的符号，世界上已有百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国花，可惜尚未包括当代的我国(1903年，清朝慈禧太后曾“钦定”牡丹为国花)。
正如唐宋盛世时期洛阳牡丹花深入人心一样，“以花喻国”得有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等前提条件，201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才有了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国花”投票。
每年清明后就开始正式进入“季春”季节(农历三月)，天气日趋温暖、百花相继盛放。自然界各色花朵本都有自己特定的盛放时间，春夏秋冬、早上、夜间皆合自然规律，要让它们步调一致、在同一时刻盛放是不可能的。
武则天以“催花诗”宣示她的帝王威权，最终结果只能昭示出牡丹英勇不屈的性格；那么，以牡丹为国花的话，自然就能起到“花中表率者“的作用，与它的“花王”之称完美匹配。
春日间当我们徜徉于鲜花绿野之时，可千万别被“乱花渐欲迷人眼”所迷惑了！须知道，“花王”只有牡丹，国花也是牡丹，“五环之歌”唱的本来也是牡丹……对此，梅花仙子、兰花仙子、荷花仙子都因当年曾“软过一次骨头”表示赞同，其余百花更是只有热烈拥护的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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