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父亲,写于四周年祭前夕。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写父亲,第一次是写悼词。

我对父亲的认识,来源于我的儿子。儿子出生前,不知道“父亲”两个字的含义,父亲去世后,我知道了,那就是一座山。

起初,父亲对我而言,是一座山,不动如山,沉默似山。

在人生初始的道路上,父亲与我,没有什么交流,大多是沉默。父亲爱看《新闻联播》,我也看。半个小时的新闻,父子之间没有一句交流。干活的间隙,他可以坐在那一直抽十几支烟而不发一语。第一次去学前班上学,父亲送我去学校,往教室里一送就走。姐姐和我学习都还不错,经常拿“三好学生”奖状,他也从来不表扬。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陕北农村,就像遍地裸露的黄土一样,几乎可以用“赤贫”二字形容。但是,小时候并不觉得家里穷,因为在农村,大家都一样。我们这些孩子,穿的都是哥哥姐姐换下来的或别人送的旧衣服,能吃上一颗糖都感觉跟过年一样。

父亲年轻时候,参加过天桥水电站的建设,在马场放过马,挖水渠、挖煤,做装卸工,贩卖一些农副产品:猪毛、冬花、海红果等等,常年奔波,勉强养家糊口。

再次见到父亲(重新认识父亲)(1)

前排左一为父亲,右一为二姨夫,现在都八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

转眼,到了1991年,我到了上学年龄。入学报名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学校,交代了几句就回去了。结果,老师通知说只有交了费才能领教材。我因为没有交费,就一路哭着跑回家。家里没人,就又跑到地里。时维九月,虫儿叫,鸟儿鸣,路边野草仍旧繁茂,庄稼正在被收割,到处是丰收的景象。而我无心欣赏,只知道往前冲。到地里,父母正在收菜籽。我就抽抽噎噎把事情说了,父亲听了,沉默了半晌,什么也没说。

当天晚上,他去找修鞋的朋友借了300块钱,给我交了学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已经跟老师说好了,可以直接领发书的。

这件事的影响太大了,甚至很多年后做梦,都是嚷嚷着要去上学。我深知上学不易,进入学校后,就一直都认真学习,从不迟到,除非生病,也不请假。作业也从来不用家里操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永远都是完成作业。

村子里逐渐有家境超越别人的人,陆续开始有了电视机。每到晚上,全村人都往有电视的人家集中,我和姐姐也在列。母亲在喊我们回家无果后,和父亲种了一坡药材,利用冬天农闲时卖掉,用钱买了台14寸的黑白黄河电视。这台电视陪伴了我们十几年。

时间到了1994年。这一年的影响力非同小可,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一年,周星驰第一次执导电影《国产凌凌漆》,同时还主演了《大话西游》和《九品芝麻官》。王家卫导演了《重庆森林》和《东邪西毒》。李安则完成了他的《饮食男女》,随后前往好莱坞发展。张艺谋的《活着》在这一年上映,冯小刚的第一部作品《北京人在纽约》推出,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出现在这一年。在世界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之一:《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阿甘正传》都集中出现在1994年。

再次见到父亲(重新认识父亲)(2)

在1994年,这些电影都跟我无缘,我能看到它们,也有赖于1994年带来的改变。那一年对我们来说,异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真正摆脱贫困的起点。

贫困是一座大山,父亲开始了攀登。

当时的陕北,遍地黄土,沟壑万端,贫瘠的土地,种不出致富的庄稼。实行土地承包,也仅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了9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要提高到新水平,到本世纪末确保粮食总产量达到五千亿公斤,农村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农村改革要有一个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农村社会面貌要有新的变化。

再次见到父亲(重新认识父亲)(3)

落实到基层,就是各个粮站墙上印刷的口号:“钱粮双过千,三年达小康”。如果能年入万元,成为“万元户”,就会成为像孙少安一样远近闻名的“大人物”。

前面说过,父亲曾经做过各种小本买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到了1994年,机会来了。当时,姑姑家在县城附近开了家食醋作坊,生意不错。母亲和父亲商议后,就背上铺盖,前去学艺。吃住都在作坊里,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流程、每一项数据都详细记住。回来以后,父亲去信用社贷了款,在房后平了一块地,建起了家庭作坊。那时候,我已经可以帮着干简单的活儿,给泥水匠搬个砖,帮木匠拉个墨线什么的。

建筑很快盖起来了,酿醋所需的各种设备和粮食也逐渐齐备,正式投入使用。父母把全部精力都投到里面,尤其是母亲,在最关键的几个环节中,24小时都不离开。为了让麦麸尽快转化为麸曲,在制曲车间,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同时,还要保持相当的湿度。因此,在车间内,常年都烧着一个炉子,炉子上烧着一锅水,靠炉子的温度和水蒸气来促进曲霉菌的生长,等菌丝都长出来,麸曲结成块后,要立即降低温度和湿度,让它自然晾干。不足或超了,都会导致失败。这是典型的微生物工程,父母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只能在不断的试错中积累经验。

麸曲制成以后,就可以蒸粮食了。因为地处晋陕蒙交界,靠近山西,酿的醋跟山西老陈醋同根同源,一样的滋味。其原料,也用的是很考究的红高粱,辅以其他粮食,经过蒸煮、拌和、多重发酵、熏烤、淋醋等多道工序,历时四十多天方才出醋。

第一次出成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到赶集的日子,全家出动,早早就装好车,套上驴,护送着拉到乡镇的街道,找个块人较多的地方开卖。

父亲不会吆喝,母亲也不会,揭盖后的醋,安安静静地躺在大罐里,黝黑黝黑的,飘着陈醋特有的香气。1994年的醋价是4毛钱一斤,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醋价才涨了1毛。因为是新开张,所以第一次实际上只卖了60多块钱,这已经足够全家人兴奋的。

往后的日子,我的父亲母亲,除了在家搞酿醋微生物工程外,就是在周边的村镇赶集。近的过条河就到,远的要走四五十里路。最初的几年,家里的运输工具只有驴车,速度那个慢,比人走路能稍微快一点。因此,如果要到远处去,意味着要特别早起床。

父亲母亲往往凌晨四点多就出发了,走两个多小时,到地方七点多,无论寒暑。很快,驴车早已满足不了需求。两年以后,到香港回归那年,父亲花5000多块钱,买了一辆12马力的金蛙牌农用三轮车,一下子有鸟枪换炮的感觉。谁知乐极生悲,车刚买回来没几天,父亲在练车的时候,不小心在一处弯道上与迎面而来的卡车发生了剐蹭,崭新的车前脸被撞坏,父亲自己手臂受伤,被紧急送医院救治。

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正是似懂非懂的时候,看到被撞坏的车,心里难过,就去给父亲说了,他叹了口气。妈妈说,你这孩子,人要比车重要多了。

父亲养好了伤,车也被修好了。有了它,作坊经济算是上了一个快车道。经过几年的诚信经营,口碑越来越好,销量逐渐上升,运力提升了,市场一下子打开了。还有几家竞争者,往往只要我家的醋还没卖完,他们就休想开张。

再次见到父亲(重新认识父亲)(4)

农村集市,2011年摄。

尽管销路好,但我们并未由此实现暴富。原因在于,酿醋所需的原材料逐年涨价,煤炭价格逐渐上升,但价格基本不动。再加上父亲对品质的要求非常苛刻,只卖头两道醋,后面出来的淡醋,尽管也有酸味,但都弃之不用。他一生与人为善,看到谁家没钱了,或者钱不够,往往白送。当时穷人很多,很多人买不起醋吃,就拿地里产的各种粮食、土产来换,三五十斤,一百两百的,父亲都是来者不拒,让大家满意而回。

他在无形中竖起了一座山

我们逐渐长大了,再也没有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哭过,但是也从来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姐姐初中毕业,考入一所地区的中专院校,离开了家,从此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没几年,我去县城上初中,也离开了家。临行前,父亲找了个木匠,可能是怕我不够用,就做了个巨大无比的柜子,漆成深红色,像个陪嫁,托一个卡车司机连人带柜子拉到学校。这个柜子陪我度过了紧张的中学时光。

学校放假,除了完成作业外,我都会帮着父母在醋坊里干活。十几岁的小伙子,已经熟悉了所有的技术活,干所有的体力活。一道工序干完,往往汗流浃背,尤其是蒸料环节,一百多度的蒸汽中,要把几百斤的原料从蒸锅里铲出来,就跟蒸桑拿一样。

遇到赶集,就不需要母亲出去了,都是我陪着父亲出去。寒冬腊月,父子俩凌晨出发,开着突突冒烟的三轮车上路。刺骨的风呼啸而过,坐在父亲旁边,全身都冻僵了。到市场后,往往要跺跺脚,暖暖手,再哆哆嗦嗦地把醋罐的盖子拧开,拿着漏斗和一斤、二斤标准的醋尺子等着顾客。大家都是自己带家伙,一斤的酒瓶,三斤、五斤、十斤的壶都有。父亲打醋,我来收款,顾客们往往你争我夺,经常把漏斗撕烂,父亲也没让他们赔偿,反正只是每次都要备好几个。到中午的时候,所有的醋卖完,父亲都会带我去吃饭。凉皮、面食、饺子,不拘一格,吃完了就返程。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如何酿醋、如何卖醋,实在是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全家生计、带来希望、改变命运的全部。同时也因为,那样的日子永远都不复返了!

经过岁月侵蚀,山也有躺平的一天。

2009年3月初,父亲因姿势不太协调,在县医院找不到病因,就由我陪着去西京医院检查。住院8天,做了各种检查,仍旧无果,最后只能回家。8天里,挤在一张病床上,日夜不离。除了检查,就是买一日三餐。那是我跟父亲离得最近、呆得最长的时光。在熟悉的西安,我带着他逛了很多地方,城墙,大唐芙蓉园、野生动物园等等。

几个月以后,父亲开着三轮车溜坡的时候,因为反应迟钝,在水渠里翻车了,人被压在车下,骨头压断几根。我知道的时候,已经住在医院了。伤好以后,全家决定再去北京检查一次。

2010年3月,我从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到了榆林姐姐家,第二天,再由我和姐夫陪着父亲飞北京。那是父亲第一次坐飞机,我还给他拍了照片。在北京,漫天飞雪,我们住在大观园附近的酒店。第二天,我们就早早驱车前去宣武医院挂号。当时有一个医生姓丁,在看了我们带着各种片子后,很干脆的确诊了:是一种小脑萎缩,没办法有效治疗,只能维持、延缓发作,最多也就九年、十年的光景。

本来想着日子越来越好,结果竟然是这样!

医生没有开多少药,不是我们不让开,而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药。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在北京城里逛,从天安门进,穿过故宫,从神武门出,再到北海公园,在那个回响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湖边拍留念。我同学推荐了一个吃老北京炸酱面的地方,算是吃到了地道的北京味。再坐地铁八号线,近距离看水立方,逛鸟巢。晚上住在东直门附近,靠近使馆区。我穿过簋街,进入三里屯,在一个便利店里买很贵的进口啤酒,三个人一人一听,让老父亲间接感受了一下三里屯的酒吧文化。

此后数年,无数次求医,均无功而返,其中心酸,非一言能道尽。

每次回家,总发现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刚开始还能正常走路,但是已经无法干活,醋坊经艰难维持,最终在2010年彻底关门。慢慢的,父亲走路越来越不利索了,逐渐用上了拐杖。平路老往前倾,下坡犹如小跑,只有上坡算是正常。

父亲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会经常打电话给我们。只要我们回家,他就非常高兴,我们一走,他又很难过。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离家越来越远,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亲的唠叨。尤其是出不了门的时候,唠叨更多,一句话往往会重复很多遍。你看,人就是这样,以前觉得沉默不好,现在话多了,也觉得不好。

父亲在还能走的时候,经常去送我,看着我上车。有一次,看我快上车走了,就叫了声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等他嘱咐。但他只是张了张嘴,轻轻地摆了摆手,用那已经无法正常说话的的嗓音道:“没事,走吧,走吧”。车发动了,窗外,老父亲佝偻着背,拄着棍,依旧站在那里……而我已泪目。

2014年,我结了婚,父亲特别高兴,一天都没休息,精神头也特别好。但是,结婚后没几个月,父亲病情开始加速恶化。路早已走不动了,开始坐上了轮椅,再后来,轮椅也推不动了,只能在家躺平。晚上经常会出现呼吸暂停,母亲都不敢好好休息,一发现不对,就使劲去推,老半天才能恢复正常。尤其2015年以后,氧气瓶逐渐成了家中常备,医生随时上门,随时要面对突发状况。

2017年春季,我带着妻儿回家,让父亲看看孩子。肉呼呼的小家伙坐在爷爷的胸前,望着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竟生出了亲近之感,揪爷爷的胡子玩。

谁知那年五月,一天早晨,母亲来电:赶紧回来吧,你大快不行了!挂了电话,我跟妻子赶紧动身,把车发动起来,开始八百公里的奔驰!到家已经晚上了。父亲躺在床上,半清醒半昏迷,鼻孔插着氧气,屋子里围满了人,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医生已经没辙了,给我们说,实在已经没办法了。母亲和我商议之后,请医生大胆想办法,由我们承担所有的后果。

医生姓张,曾在兰州军医大就读,多年来无数次将父亲救治,这次又拼尽全力了。大家一夜没合眼,终于到第二天早上,主要指标降下来了,父亲逐渐能吃饭了,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几天之后,情况更有好转,我就回去上班。

结果,没过几天,又接到母亲电话,又有危险,再赶紧回来,这样反复几次,时好时坏。直到9月17日,凌晨3点多,母亲电话来了,父亲走了。我跟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又去岳父家带上儿子,一家人驱车往回赶。等我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装殓入棺。母亲说,他走到时候,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这辈子,他用完了所有的劲。

父亲这座山,倒了。

农村的白事,规矩多、程序复杂,我和母亲都不懂,很多事情都需要长辈们不断提醒。还有很多亲友、邻居的帮忙,尤其是二大爷,从病重到后来入土,所有的事情都深度参与。

母亲说:给他写篇悼词吧,大家都写呢。

我说:好,大家一般是怎么写的?

母亲说:一般都是四个字的。

我说:要写就写人所有人都能看得懂的,我写大白话。

写了2个小时,哭了2个小时,完成了2页纸。最后在亲友面前读的时候,又是泣不成声……

悼词很短,评价更短,只有十二个字,算是盖棺定论:勤勉务实、诚信为本、乐善感人。

下葬的时候,全村人都来了,大家默默的拿起铁锨,共同堆起了一座坟包。从此,枯草斜阳、满天星斗下,日夜守望它的,只有对面绵延不尽的长城上无数的烽火台,诉说着远去的传奇。

再次见到父亲(重新认识父亲)(5)

陕北长城

父亲是座可以爬上去的山

2016年,孩子出生,我成为了父亲。看到小生命出世,我开始尝试着扮好父亲的角色。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发现,我对父亲,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很深的误解。

在我往常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没有变化,他似乎没有年轻过,而是留在中年阶段。但是,等到我自己成为了父亲以后,看着自己的孩子,再想想父亲,我才发现,父亲在我这个时候,也才不到26岁。

26岁是个什么年纪?

我26岁的时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任性、多情,还留着很多学生的影子。而父亲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大大,面对着嗷嗷叫的孩子和穷困见底的家,内心是一种怎样的煎熬?

听母亲说,分家的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余粮,更没有存款,外公愁的要死,经常过来看看。但是他们都撑下来了。

我以为,父亲从来不会表达,也从来不管我们。但是仔细回想,他其实是很爱我们的,而且从来没有偏爱哪一个。在我能记事的时候,他总爱逗我们玩。早上起床,他自己躺着不动,总是伸手,叫我和姐姐:“来,把大扶起来”。于是,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背后推,姐弟俩吃奶劲快使完时,他才慢慢的坐起来了。每次从外地回来,他都要给我们带点吃的,那是我们童年里少有的幸福时光。

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也很少骂。父亲和母亲,激烈的争执不少,但是从来没骂过架,更没有家暴。母亲说,她刚嫁过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父亲也从来没有责怪,在她遭受不公时,仍旧一直站在她一边,让她少受委屈。

而我自己呢?儿子小的时候,一旦犯错,我定会严厉处置,一个巴掌下去,他能哭老半天。哭的时候也置之不理,等哭完了才逐渐讲道理。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孩子看见我就害怕。后来,他逐渐长大,我就逐渐不再体罚,而是耐着性子教育。只要没什么事情,就陪他玩游戏。比如,躺床上让他拉我起来。儿子很聪明,试了试,拉不动,知道我在跟他玩,就撒手了。

他喜欢爬在我背上,让我驮着他骑马马,也喜欢把我当城堡,在臂弯里钻来钻去。或者把我的后背变成滑滑梯,从上面滑下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念我的父亲。

父亲虽然是初中文化,但也很喜欢看书,家里书不太多,但也足够引起我的兴趣。有那么几年,父亲还订了几份报纸,不干活的时候,大家都拿起来看一看。他没给我讲过三国、水浒,却用自己的行动让我爱上了读书,这是一笔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现在,我又把这笔财富向下传承。

那些年,老外公经常来我家,一住就是几个月。父亲从来没有生过任何嫌弃,反而尽可能的给他好吃好喝。外公爱抽烟,父亲就整条的给他买烟,放着随便用。姨家的表哥带着他的邻居来学校借读,吃住在我家,父亲也从来没有二话。后来,他俩都出息了,每到过年时期都要从外省过来拜年。

父亲生病到去世后,很多人前来以各种形式给予慰问或悼念,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的自不待言,不认识的人中,大多是当年吃了醋没给钱的。每当说起这些,母亲就非常感慨: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快4年了,但我并没有感觉他离我很远。在我困顿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总能看见他:还是一言不发,但是,目光中流露着温情,透着坚毅。

我相信,我也会当好父亲,而且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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