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我在专栏“王阳明教你知行合一”中说过，阳明心学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知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解释“知行合一”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
王阳明说“知”“行”，认为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二者是合一的，但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知与行的规定是相互包含的。“知行合一”正可以从“知”与“行”两方面进行阐释。
知是行之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首先是要纠正世人对“知”的错误认识。一般人往往将“良知”视为一种理性认识，所以会将“知”与“行”分离开。
王阳明则认为不可能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以《大学》中的一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解释真知行：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
这是王阳明所谓“知是行之始”的真义。人一旦对某物产生“真知”，必然同时生起好恶之心，此好恶之心便是“行”，正是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而此“行”是与“知”合一的。后来王阳明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
良知只是个好恶，而好恶又属行，可知良知便是知行合一之本体。“知是行之始”，“知”便是良知，它天然地包含了行在内。
王阳明用“行之始”去释“知”，首先说明了良知并非知识，因为知识并不天然地具有转化为行为的需求与欲念，将良知当作知识只会导致知孝知弟而不能孝不能弟的后果，这是将知与行分为两件了。所以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知”必然会驱使人去“行”，因为王阳明说的“知”指意念、意识、意欲等知觉形式，他对知行的讨论已大大超出了认识论哲学的范畴。王阳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也。”（《传习录》）
良知并不完全是理智之知，更多的是属于本体的喜好与欲求。良知既是道德理性原则，又是道德情感原则，是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的统一。所以王阳明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传习录》）
在弟子陆澄担忧儿子之病时，王阳明劝导说：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传习录》）
可见情之中和即天理良知。
良知并非预先有什么知识或认识，如果认为良知是先于行为或事物的知识，则必然会产生一种错误认识：
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生不行,亦遂终生不知。（《传习录》）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破除这种错误认识。
王阳明将良知比作明镜，认为圣人之心就像明镜一般，其性质只是一个“明”,所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已经过去的事物的影像不会还存在于镜子中，镜子中也不会映照出还没出现的事物。也就是说镜子中并不预先存在事物的影像，只有事物在镜子前时才能反映出真实的相貌。
同样的良知也不预先具有对事物的知识，只有事物来临之际，才会自然生出如何对待事物的意念，如见善事自然会生起喜好之心，见恶事自然生起厌恶之心，见君主自然生起欲忠之心，见父兄自然生起欲孝弟之心。而人有欲行之心必然会付诸实践，成为现实的行为，就如同人渴了必然会喝水，饿了必然会吃饭一样。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的心全无人欲，完全是纯粹的天理（也就是良知），是个诚于孝亲的心,那么冬天时自然想着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如何使父母温暖的道理；夏天时自然想着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使父母凉爽的道理。有此知必有此行，一切出于自然，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义。
行是知之成
人的良知是先于外物而存在，因此也就先于“行”而存在。但是在遇事物之前，良知只是个虚无本体：
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所以“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
只有在与事物相遇感应后，良知才会以“行”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真实的实践，良知也就无由体现。
不能体现于行的所谓“知”不是真知，而只是闲说话，正如王阳明所说：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
可见，人的良知不仅必欲表现为行而后快（知是行之始），而且只有当它表现为真正正确的行为后，良知才真正实现和证明了自己，所以王阳明要说“行是知之成”。
人人心中都有先天良知，这良知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即对善恶的好恶。王阳明认为人心本来是喜爱道德的，就像眼睛本来就喜欢美丽的色彩，耳朵本来就喜欢动听的声音。但当人的心被私欲遮蔽时，人对道德的喜爱就消失了。人的先天良知会被后天人欲所遮蔽，这个时候人的良知虽然并非不存在，但却不处于明觉的状态，就如同青天被浮云遮住了，此时良知往往是自发而非自觉的发生作用。
要使良知从本然状态走向明觉，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欲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以镜譬之，则如王阳明同黄绾、应良所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玄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以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有一点明处，尘垢之落，固亦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传习录》）
王阳明早年讲学，教学者静坐，在心上下功夫。四十三岁至南京后，发现有些弟子从此流入空虚：
客有道自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亦有渐背师教者。先生曰：‘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传习录》）
因此王阳明改就笃实践履，教人作省察克治的功夫。正如王阳明所说：
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
事上磨练，正是“行是知之成“的另一层意思。若没有事上磨练的行的功夫，使良知由本然状态转变为明觉状态，则良知必然变成口头上的学问，可能平时的思想是好的，但遇到事情时便会犯糊涂。
《传习录》中记载了这么一次对话：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传习录》）
据此，可见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练，虽然是进行道德践履，但并非要在事物上求理。与后世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并不相同，只是要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要磨炼自己的良知感应，便如磨镜一般。人的良知本无不明，只因为私欲所阻，因此不在明觉状态。而事上磨练就是在实践中时时处处于具体的事情上存天理去人欲，使良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即“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因此认为不能离了日常的行去讲学求知，如《传习录》曾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
看来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练，所谓行，还只在一个“存天理，去人欲”，要使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有所偏倚，不要过分。这便是“中和”，便是“心体”，便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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