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剑 钧
一个人的脚印，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政党的脚印，是一个政党的历史；一个军队的脚印，是一个军队的历史；一个国家的脚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题记
北大红楼
一
去年春三月的一天，天上飘起小清雪，雪花纷纷扬扬的，身后雪窝留下两行浅浅的脚印。我走进坐落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从楼上依稀可见故宫东北角的角楼，在瑞雪中，飞檐斗拱肃然，宛若静静的历史见证者。
北大红楼是座百年建筑，没有故宫的宏伟，也没有故宫的气魄，却积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精华和共产党先驱者的脚印。漫步红楼，倾听脚下红色地板的声响，犹如一脚踏入百年前的北大校园。我眼前仿佛有位身着长袍马褂，椭圆脸庞留着八字胡，戴着圆形眼镜的先生，在对我自信而深沉地微笑……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烈士
儿时，先生的形象就定格在脑海里了。小学历史老师指着黑板前挂的画像告诉我们，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那会儿，老师给我们讲的是，他身为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月薪起步为120块银元，后增加到240块银元，却过着俭朴，甚至寒酸的生活：冬天一身棉袍，夏天一件布衫；一顿饭也常常是一个大饼，卷一根大葱。客人到访府上，见他小女儿穿着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都油光锃亮的，这哪儿像北大名教授的千金啊。要知道20世纪20年代，一块银元足以买16斤大米，四、五斤猪肉，120个鸡蛋，6尺棉布的。
几年前，在李大钊故居的陈列柜中，我看到一张发黄的薪酬表，方知李大钊的薪水再加上稿费，每月可达300块银元。即便这般高薪,他夫人赵纫兰却时常为柴米油盐而发愁。原来丈夫将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余下的还要抽一部分来接济贫困的进步学生。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植在心田的种子，由心灵的热土培育，是血管的热血浇灌，从发芽的那天起就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了。
北大红楼1918年落成，适逢北大成立20周年。那年李大钊29岁。那会儿，他人在东城的红楼上班，家在西城的石驸马后宅35号（现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租住一套三合小院平房。每天清晨，从西城到东城，他要步行六七公里，一路脚印也就留在了那里。
我想北大红楼是幸运的，落成伊始，就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策源地，也留下无数仁人志士的脚印。这里有李大钊的办公室，有毛泽东工作过的图书阅览室，有鲁迅授过课的大教室……当他们的脚步声从这里响起时，全中国都能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办公室
我怀着崇敬之情走进红楼119室，这是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尽管讲解员坦言室内除墙上那个旧式壁挂电话机外，所有摆设都按那个年代特点仿制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去推想当年壮怀激烈的场景。李大钊是为真理而播撒火种的人，他的青春和北大的青春都在这里燃烧过。我似乎看到1919年春天，他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在中国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我似乎看到了1920年秋日，他在这间屋子发起成立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让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李大钊慷慨就义时的绞刑架
伫立红楼，我肃然想起在国家博物馆看到的一幕，展览大厅摆放的那件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慷慨就义时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的李大钊和十九位共产党人被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刽子手的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看着锈迹斑斑的绞刑架，我不禁想起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李大钊登台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信心满满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
寻着李大钊先生的脚印，我又联想到共产党人于方舟的名字。他没有李大钊那么大名气，但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是天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和李大钊的渊源就在于他是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1927年12月30日，李大钊壮烈牺牲八个月后，他也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于方舟烈士
2013年春日，我在天津宁河七里海，寻觅到于方舟留下的脚印。那次，我与几位北京作家受史学家、书法家郭景兴先生之邀来到七里海。记得同行的有柳萌、峭岩、李炳银、王宗仁、顾建平等人。郭景兴和柳萌先生都是宁河人，谈及七里海，他俩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于方舟的名字，称他是宁河人的骄傲。郭景兴告诉我，于方舟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1924年他与毛泽东、瞿秋白等十七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为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春，他主持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为书记。
天津宁河七里海
我们在七里海游弋，游艇划破湖面，溅起的浪花与湖心岛的芦苇丛相映成趣，真的很美。柳萌先生聊起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寻路》，说剧中就有七里海的镜头，展现了陈庚受周恩来委托来津与地下党同志接头的场景。
我当时在写长篇传记文学《守桥翁的中国梦》，书中提到这段往事。我在宁河档案馆查找到，早年周恩来和于方舟曾在七里海和裱口村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两人的脚印也遍布了七里海各个角落。裱口村是于方舟老家，离七里海有12公里。为避免暴露行踪，他们在七里海总要划船到芦苇荡深处，在碧水绿苇之间谋划革命策略，研读马列书籍。他们有时举起手枪对掠过的野鸭瞄准练枪法，有时触景生情吟诗作赋相互切磋。两人形影不离，一出去就一整天，中午都是于方舟夫人和族中一位长者驾船过来送饭。
有一次，于方舟陪周恩来到裱口村头的潮白河大堤散步，举目望去，洪水泛滥，田园淹没，一片凄凉，不由黯然伤神。他对周恩来说：“等将来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一定得在这里修座扬水站，变水害为水利，造福老百姓。”周恩来连连点头说：“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那天，我们的游艇在芦苇环抱的七里海穿行，眼前仿佛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一个于方舟虽然倒下了，但千百个于方舟站起来，昂首走上救国救亡之路，而今先辈的梦想一一实现了，那是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小时候，我无数次到过七里海，在这里游泳、划船。我那时的梦想只是想喂饱肚子，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耄耋之年的郭景兴颇为感慨地说，“长大后，听了地下党老师讲于方舟的故事，我眼界一下开阔了，抗战胜利那年，我十七岁，也参加了革命，有幸成为了后来者。”
信仰是一片天边的云朵，停不下来脚步，只为追求天边那一缕早霞，那是生命的颜色，那是人生的火炬，那是明天的畅想。我在想：“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足以支撑起一个人，乃至一个党的命运。到了和平年代，信仰也需要传承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产党人是不是也要继续新的‘寻路’呢？”
“五人行”在黄河边上的黄河人家
三
2019年春日，几位作家朋友以延安为起点，沿着红军东征的路线，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永河采风，在参加了当地盛大的槐花节，游览过壮美的乾坤湾，参观过红军东征纪念馆之后，主人盛邀我们去参观红军东渡黄河时路过的赵家沟，听说赵家沟就坐落在永和梯田下的山坳里，毛主席当年还曾在那里住过，大家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
车子沿盘山公路行进在白云缭绕间，眼前是一幅永和梯田的水墨画，层层叠叠，郁郁苍苍，分明是用汗水砚墨，用智慧挥毫的壮美长卷。一道道梯田，犹如一层层涌起的波涛，成排山倒海状，大有让我倾倒的磅礴气势。那黄土的本色，让我想起一路所见的奔腾黄河。 追溯历史，是寻着秦皇汉武的脚印，还是寻着陈胜吴广的脚印？是寻着唐宗宋祖的脚印，还是寻着梁山好汉的脚印？从古至今，有几人说得清？唯有伟人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诗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和胆魄。这首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适逢运笔在他统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的日子。红军将士从2月20日出师东征，到5月5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图谋，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我党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脚印。
孤岸上的绽开的无名花
我们车从山路盘旋而下，如游龙走蛇缠绕山梁，绕了一圈又一圈，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槐花，完全颠覆了我对黄土高坡的印象。来的路上，我也目睹过祼露的黄土沟壑，骨瘦嶙峋，给人几分幽远的苍凉。陡然间，我诧异地发现一枝无名花，开在寸草不生的孤崖上，枝繁叶茂格外惹眼。我迅即拍下来，很想知道它如何生存，又如何盛开的。当地友人告诉我，这种花的生命力就出自坚韧而耐旱的基因，许多花草由于土地贫瘠和缺水无法生存时，它却能破崖而出，迎风绽放。我顿悟：这不正是红军东渡黄河，勇于绝地逢生的精神吗？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陕甘苏区仅有一万余人，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也不容易。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蚕食鲸吞，国民党又纠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对苏区“围剿”，堪为危急存亡之秋。85年后的今天，回看红军东征的壮举就可发现，红军东征确为挟百战余威，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
“五人行”走进赵家沟
我们走进赵家沟，村口墙上绘着红军东征的一幅幅彩画，生动再现了红军与赵家沟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我们走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感受着伟人谈笑间指点江山的豪迈气魄。友人告诉我，红军东征期间，毛主席率总部人员两次进驻永和县，十三个日日夜夜，有五天是在赵家沟度过的。在简陋窑洞里，主席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正是这一战略决策促成了半年后的“西安事变”，至此，中国革命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新阶段。 我走出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望着远方的永和梯田，但见一层又一层的郁郁葱葱，带着乾坤湾的神韵，铺展在黄土高坡，伸向飘着白云的山野。哦，多美的黄土地，我看到了红军的脚印仍在向前延伸，她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像九曲黄河百折不挠，像孤崖的无名花自强不息，像我们今天共和国的脚步一往无前……
“五人行”在赵家沟窑洞前
四
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国家的脚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工矿、在田野、在科研院所、在边防海疆，亿万行脚印连缀起来就是一幅共和国的壮美画卷。不过，我想说说和平年代，留在青藏高原的军人脚印。
在王宗仁老师家中采访后合影
2019年10月的一天，去采访军旅作家王宗仁，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一入伍就去了青藏高原，可有什么撞击心灵的故事？”宗仁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啊，我1958年在青藏高原当上了汽车兵，没过多久就听战友讲起了‘唐古拉山的25昼夜’。”
那是1956年12月24日，王宗仁所在团一营的204名官兵在副团长张功，营长张洪声带领下，出动近百台车进藏，当车队行进至唐古拉山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袭来，10级狂风，伴着零下40多度低温将车队困在山路上，进也难，退也难，外界联络彻底中断了。25个昼夜，断粮断水，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面前。危难关头，营党委在唐古拉山坡的军车旁，顶着凛冽风雪，站着召开了特殊的党委会，做出与风雪搏斗，继续前进的决策，并传达到每一个班排。当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风雪突围战打响了。极寒中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军车。他们不约而同地撕下棉衣里的棉花，蘸上汽油烧烤发动机的油底壳，棉絮撕光了，就撕工作服；25个昼夜，恰逢赶上1957年元旦，饥寒交迫的战友不改豪迈的革命热情，敲起锅碗瓢盆来欢度新年；25个昼夜，战友们用铁锹和双手生生挖出一条冲出死亡线的“雪胡同”，随着脚印一寸寸延伸，死神在英雄们面前退却了；25个昼夜，50多名官兵被冻伤，却没冻坏一台车辆，没损失一件承运物资。当他们走出没膝的雪地时，前来救援的战友们落泪了，只见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脸色黝黑，像荒野里走出的野人。
青藏高原，一个冰雪的世界，鲜有绿色，缺少鲜花，但却不缺战士的脚印。他们的脚印深深浅浅，是军旅生涯的印记；他们的脚印密密麻麻，是报效祖国的音符。在青海玉树曲麻莱县有一个海拔4415米的五道梁，被称之为“生命禁区里的禁区”。由于特殊的海拔和地势，不但空气含氧量很低，而且由于土壤含汞量高，植被少，极易发生高原反应，人说能安全过五道梁，再过唐古拉山口，问题就不大了。 为避免无谓牺牲，守在五道梁的军人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佼佼者。为解决缺氧问题，部队为每个战士床头都安装了供氧装置，以保证他们晚上能够入睡。即便这样，我们的战士仍不时面临生死考验。当刺骨寒风从五道梁吹过时，氧气似乎也被吹跑了，许多年轻战士在五道梁无法避免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永远留在了那里。两千多公里的高原线上，布满了军人们的英魂，几乎每三公里就有一位战士长眠于此。 在青藏高原，军人的脚印就是生命之花，开在兵站，开在哨卡，开在千里运输线上……共和国的军人在用双脚丈量祖国版图中那博大而美丽的青藏高原，他们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将幸福的阳光洒在了共和国的城市、乡村、山野与江河……
百年风雨，百年巨变。历史的脚印验证了一个政党的成长：从嘉兴南湖的脚印，到井冈山的脚印；从杨家岭的脚印到西柏坡的脚印；从天安门广场的脚印，到深圳湾的脚印，历史的脚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 生命里的脚印也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凤凰涅槃：从刀耕火种到两弹一星，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日出东方，是历史的必然，夸父逐日，追赶的是明天的太阳……
本文系“在党的旗帜下”主题征文，首发于2021年4月2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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