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二十一)刘备伐吴必败

魏延康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称帝,改年号章武。六月刘备准备攻打孙权,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先灭魏,孙权自然臣服。现在曹操虽死,但其子曹丕篡国,我们应该在民心对魏不满之时,讨伐逆贼。不应该放下魏国而先与孙权交战。战事一起,则短期不能决出胜负,实在不是上策。”群臣进谏的还很多,但刘备就是不听。秦宓上书说此时攻吴不占天时,出师必定不利,刘备就将其下狱,于是再没有人劝谏了。

《孙子兵法》原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原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那么刘备该不该伐吴呢?从以上两段孙子兵法原文可以看出,显然此时不该伐吴。从赵云等群臣的劝谏,到秦宓上书,都认为于义于利,此时都不应该伐吴,而且没有胜算。

《孙子兵法》“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刘备完全违背了,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刘备也忽略了,只提出为关羽报仇就要伐吴,这不仅不是“明君慎之”,反而是情绪操控的感性的决策,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刘备伐吴,失败是必然的,如果侥幸胜了,那也是偶然的。为君者,不能如此处置军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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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二十二)朱桓濡须败曹仁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仁带数万步骑兵准备进攻濡须,却扬言要向东攻打羡溪,于是朱桓分兵去救援羡溪。朱桓的援军派出去了,但曹仁大军直扑濡须。朱桓赶紧派人去把派往羡溪的援军追回来。援军还未回来,曹仁的大军已经到了。

当时朱桓手下士兵只剩五千人,诸将都心存恐惧,朱桓对他们说:“两军交锋,胜负取决于将领,并不在于兵多兵少。你们认为用兵打仗,曹仁和我谁强?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曹仁非智勇之将,其属下又十分胆怯,而且是千里跋涉而来,人困马乏。而我们则是据守高城,南临大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劳,这是百战百胜之势,就是曹丕亲自来也不足为惧,何况是曹仁呢?”

朱桓于是偃旗息鼓,示弱于曹仁。曹仁就派儿子曹泰攻濡须城,另派将军常雕、王双乘涂了油的牛皮船袭击江心小岛。朱桓部曲妻儿都在这个小岛上。蒋济说:“敌人盘踞在西岸,船舰都在上游,我们进入江心小岛,这是自取危亡之道。”曹仁不听,自己带一万人留在橐皋,为曹泰等做后援。朱桓派其他将领迎击常雕等,自己亲自迎战曹秦,曹泰不敌,烧营撤退,吴军斩杀常雕,生擒王双,魏军阵亡及溺死一千余人。

《孙子兵法》原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原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强?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此战曹仁开始的计谋与《孙子兵法》“倍则分之”,曹仁先是扬言要攻,朱桓得到消息,就分兵去救,结果曹仁大军到了濡须时,朱桓手下只有五千兵了,可以说是曹仁此战有个很好的开局,通过分兵之计,使得守军数量顿时减少。接着就看双方实质性的战斗了。

但《孙子兵法》又说了:“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强?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进入实质性战斗阶段,就是硬实力的比拼,“将孰有能?”朱桓在中了曹仁的分兵之计后,在以五千对阵曹仁数万人的情况下,他能通过分析双方优劣势,激发将士们必胜的斗志;而曹仁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不能听取内部正确的建言,形成合力,在这种情况下,曹仁不如朱桓;“天地孰得?”吴军占有天时地利“据守高城,南临大江,北靠山陵”;“士卒孰强?”吴军以逸待劳,曹军千里跋涉而来,人困马乏。从这几方面比较,曹仁都没有胜算。

但此时曹仁因朱桓示弱,不听蒋济之言,没有集中兵力攻打濡须城,却分兵去攻朱桓部属妻儿居住的江心小岛,不仅失去了使朱桓分兵带来的优势,反而是进一步激起了吴军的斗志,以牛皮船战东吴舰船,去攻江心岛,更是放大了自己的劣势,此仗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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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二十三)贾诩论伐吴蜀两国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问贾诩:“我准备统一天下,吴、蜀先讨伐哪一个?”贾诩说:“靠攻取的人,应先考虑军事权衡;而建立根本的人,则崇尚仁德教化。陛下应命受禅,君临天下,如果绥之以文德,以待其变,则平天下也不难。吴、蜀虽然都是小国,但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懂得虚实之道,陆逊善用兵势。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战,才能算无遗策。我看群臣中没有谁是刘备、孙权的对手。就算陛下亲征,也不见得有必胜把握。当初舜做干戚之舞,而苗族归服。臣认为,当今天下,也应该先文后武。”

曹丕不听,结果攻打东吴的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孙子兵法》原文:“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兵法》原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对照贾诩给曹丕说的话和以上两段《孙子兵法》原文,我们发现他其实就是在给曹丕讲《孙子兵法》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兵法五事之首是“道”,孙子兵法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让人民与君上,士兵与大将,意见一致,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同欲者胜”。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魏国显然不如吴、蜀两国,吴、蜀创业团队尚在,都会拼命保家卫国,而魏国大将主要是已功成名就的老将,战斗意志已经衰退了。天时地利方面,吴、蜀是保家卫国,占主场地利。量地论将方面,魏军中没有人能力比刘备、孙权强。所以贾诩认为没有胜算,就不要打。但贾诩也不是说没有胜算就不管吴、蜀两国了,而是“先文后武”,也正应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修内政,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观察等待,抓住敌人露出败象的时机,在胜中求战,而不是战中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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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二十四)诸葛亮北伐难成功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各军进驻汉中,准备北伐,临行前上书刘禅,就是著名的《出师表》,我们摘录如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诸葛亮于是率大军出发,进驻沔水北岸阳平关石马城。

曹叡听说诸葛亮在汉中,准备发兵攻击,就咨询散骑帝侍孙资的意见,孙资先说曹操征汉中张鲁虽然侥幸成功,但仍对斜谷地形之险心存后怕,而且曹操不继续征讨蜀、吴,是因为没有见到胜机而知难而退。孙资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进军汉中,道路险阻,所需兵力巨大,加上粮食转运及镇守南方四州的兵力需求,即使把遏制吴军的十五六万人都调过去,恐怕还需要征调新兵和物资,必将造成天下骚动,消耗巨大。战争一起,进攻方需要投入的兵力至少是防守方的三倍。我们不如以现有兵力据守险要地形,就足以让敌人打不进来,可保百姓平安无事。数年之间,中原越来越强盛,吴、蜀二虏自己就要垮台了。”

《孙子兵法》原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兵法说的是,善战者先要使自己不可战胜,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则取决于敌人的情况。善战者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不能确保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所以说,胜利可以预知,但不可以强求。

要说诸葛亮不明白《孙子兵法》这一段的含义吗?显然不是,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为了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和光复汉室的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不是在有打败曹魏的胜算的基础上出兵,而是想在战中取胜,万一曹魏出现稍纵即逝的可战胜的机会呢?当然诸葛亮还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我们称为“蜀汉”的政权,其实他的定位是“汉”,如果不提北伐中原,回归旧都,政权存在的法理性就存在问题等等,这也不难解释,后来诸葛亮的多次北伐为什么都是浅尝辄止,稍有不利立即撤军了。

而孙资给曹叡的建言,则深合《孙子兵法》要义,而且后来的形势也是按孙资的计划发展的,魏国不犯错,诸葛亮就没有任何机会。而后来蜀、吴都出现了“可以被战胜”的机会,于是也分别被灭图了。

因此,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分析,诸葛亮北伐很难成功,或者说,只要魏国不犯大错,内部不出大问题,诸葛亮北伐就没机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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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三国历史学孙子兵法(二十五)孟达大意失城丧命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达因曹丕去世,桓价、夏侯尚也死了,在魏国失去依靠,心存不安。于是在诸葛亮的策动下,秘密答应回归蜀汉。但魏兴太守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了。

孟达得到消息后,就准备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他,诸葛亮则提醒孟达要防备司马懿奔袭,但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从宛城距离洛桑八百里,距我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得到我要举事的消息后,等他上报天子,再奉旨出征,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我这,到时候我已修固城池,做好了备战工作。而且我这里是深远险要之地,司马懿一定不会自己来。若其他将领来,我也毫不担心。”

而司马懿在得到孟达要反的消息后,在孟达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未经请示魏帝,就已秘密出兵,倍道兼行,八天就到了新城,孟达因准备不足,措手不及,被司马懿十六天攻破新城斩杀。

《孙子兵法》原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此战孟达从反面很好的解释了本篇引用的《孙子兵法》原文,兵法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就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等敌人来;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是我已经做好了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而孟达却不是做好迎战的准备,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司马懿要请示完皇帝再出兵,一来一去要一个月时间,这个时间足够做备战准备,孟达还心存侥幸地认为司马懿不会亲自来,于是既没及时做好防守的准备,更没有做好应对司马懿亲自来的准备。于是结果就是兵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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