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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家
—— 一张《户口准迁证》的故事
作者：施大光
经过了十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锻炼，“知识青年”们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子，越走越窄。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的知青们，连贫下中农的影子都没有接触到，无从谈接受再教育的辉煌成就。知青们越来越觉得十年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样的偏僻山沟里，是自己人生中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的最大错误。
当初来这里吃点苦，生活上苦点，工作上累点，业余时枯燥点，如果真的只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话，知青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人们以为所谓接受教育应该只是暂时的。因为，既然是受教育，那这个过程一般都是短暂的，时间长了是可以结束的，暂时的艰难困苦，都是可以克服的。但形势却对知青们越来越不利，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还没结束的迹象，却又有新号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
一辈子？知青们急煞了。那时的知青年龄大多已经达到二十六、七岁，已经到了国家提倡的晚婚晚育滞后的年纪，也是谈婚论嫁的迟到年纪。在这样的时期，人们不得不面临人生的抉择，到底是准备埋葬在这里几辈子还是回自己的家乡开始新的生活？
童年是人生最灿烂的时代，家乡是人生最依恋的地方。知青们多么期望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家乡啊。即使是再进步的知青在这个关乎自己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的问题上，大多迷茫了：难道当时号召的接受再教育，现在真的要我们扎根边疆几辈子？真的要我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不，我们还是要回家！
于是，大多数知青抱定宗旨，不回家就不结婚（不办结婚手续和结婚仪式）！因此，那时的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们未婚同居、未婚先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知青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跳离农场这个可能使自己陷入几辈子苦海的流放之所。
女知青还好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性别优势，专门挑选外单位尤其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大企业里工作的男人成家。即使是找本系统的男人，也要挑选是干部或有一定职权的男士。而不少“门当户对”、甚至青梅竹马的男知青，却因此被一些女知青们冷落在一边。
男知青们要跳龙门交好运，离开农场，要么是上调到有关的地方部门，要么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读中专。但这种可能性对于一般的知青来说，大多只能望洋兴叹。
比较轻松地回家乡，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搞“病退”。病退，即“因病退回”知青原籍所在地（家乡）。这是当时知青返城的一条政策。病退，不需要修炼数年的进步、先进，只要有一纸疾病证明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成功回家。
这在当时没暴发知青返城风之前是绝对简单而有效的回家之道。
于是，知青们都动起了搞疾病证明、争取以“病退”方式回家的脑筋。
于是有不少弄巧成拙的搞假疾病证明、争取假病退的事情在知青里流传。
有一知青家长与其儿子不断地通过书信联系，及时把在上海与云南两地同时搞病退的进展情况进行沟通。一次，父亲同时写完了给儿子与给领导的信。但大概是老昏糊涂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给儿子的信纸装进了给领导的信封；相反，把给领导的信纸装进了给儿子的信封。结果，领导看到的来信内容大致是：你应该继续装病，假装病情严重以博取领导的信任云云。而儿子看到的却是：我儿子病情严重，必须退回上海治疗，否则产生的严重后果，你们将难以承担云云。
事情败露后，这知青倒也坦然：我无非是要回家乡而已啊，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嘛。但如果没有后来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可能他将几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有这样弄巧成拙的事情，却也有不弄巧也成就的事情成功病退的。
我有一位知青同学因恋爱问题，一段时期心情不佳。一天半夜里起床出去散步解闷。同一个班里的知青发现他不见了，以为他有什么自绝于社会的行为，马上报告连长。连队领导怕这个知青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难辞其咎，于是全连出动搜索寻找他。事后他说，当时他看到了全连人在搜寻他。而他却躲在一个角落不吭气——让他们去找我吧。后来他的孤僻、郁闷行为被领导与知青们认为他患了忧郁症。这倒引起了他的灵感，他就更加孤僻，郁郁寡欢不合群。结果他病退成功——连队领导也怕：如果这忧郁症知青有什么生命之虞，领导也有责任负担的哦。
他病退成功后，把这段经历当作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知青们这才知道，原来回上海回家乡也可以这么容易的，也可以轻易得逞的啊！
这就给了知青们一个极大的启迪——装病搞病退。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于是有知青专门动脑筋想办法，研究怎么样才能骗取医生的信任，使自己无病装成重病从医生那里开出重病证明来的办法。因为后来，农场方面也觉察到，有知青在弄虚作假搞假的重病证明。于是在办理病退手续前，农场规定，一定要知青反复到不同的县团级医院，不同的医生手里去检查病情、开出证明。即使知青有一两个医院和医生可以开后门弄到虚假证明的，也难过几道医院、几个医生的鬼门关。
于是有关可以装病的做法在知青里流传了开来。有说，可以在X光检查以前，先猛抽烟，使肺上出现大量阴影，这样就有肺结核的可能；有说，在医生检查前，大运动量地跑步或运动，这样可以检查出有高血压；有说，在X光透视时，悄悄地贴一片金属物在某部位，这样可以检查出有异常；甚至有说，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什么液体，可以检查出患了严重疾病（但我觉得这是万万不可做的，血管里有其他液体，不就是自杀吗）……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对病退回上海的诱惑，我想逃避都逃避不了。
于是，在1977年的那次探亲假回上海时，我也没事找事地到我家附近的一个部队医院检查身体去了。因为，我以前感觉腰部常常疼痛不止。在云南雨季来临天气潮湿时，这疼痛尤其厉害，厉害时候，影响到我的行走，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我去找医生看病，有医生认为我是肾病问题，有医生认为我是腰肌劳损，也有医生认为是肌肉萎缩……我主要是想趁此机会彻底检查检查，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毛病。但我对能检查出什么大病来根本没抱什么希望的。
一位军医在我化验血、尿等常规检查后，没检查出什么病来，于是要我做一次X光摄片。
第二天，我到医院去询问检查结果并准备拿走我的X光片。
正是医院下班前，有几个小青年在军医那里闲聊，我也不便打断他们，就在一边等他们。
聊着聊着，一个青年佩服地说；你们医生真神了，可以把别人不知道的病情都看出来的。
这军医好象要卖弄一番似的，打开旁边读片机的电源开关，插入一张X光片，指着屏幕上的解释说：“你看这张片子，这里有几块小骨头，而且有陈痂了，根据陈痂程度，可以判断这是十多年前的陈旧性粉碎性骨折……”
聊了一会，那几个小青年走了。我就对军医说，我来拿片子并询问我的检查结果。军医顺手取下那读片屏幕上的片子给我，说：你有陈旧性粉碎性骨折。
啊？怎么可能啊，我怎么会有这病的呢？不会是军医和别人聊天搞错了，把别人的片子当作我的了吧？我要求军医重新读片给我看。我怀疑的眼光看到了那片子上有两个特征：一是片子里有一个钥匙；二是片子里有两枚硬币。看到这两特征，我顿时明白，这片子肯定是我的无疑。钥匙，是我探亲回家后，父母给我的家门钥匙。那上面只有一个而不是一串钥匙，而一般人大多是一串钥匙的；硬币，是昨天拍片时，我衣袋里留下的。我当时想把它们拿出来，但后来医生说不拿出来也无所谓，就没拿出来了。现在这片子上，这两特征都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这肯定是我的X光片子没错！
我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啊——难以形容！我用不着假装生病，也不怕到哪个医院、由哪个医生检查，肯定可以随时随地检查出我腰部这陈旧性粉碎性骨折出来的。——我已经具备病退回上海的必要条件了！
但我这粉碎的小骨头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起来了，那是在文革期间，我没事做，跟随别人练武术的时候，也可能是我打篮球的时候，摔跤跌伤造成的。因为那段时期，我的腰非常痛。曾经连续痛了几个月。走也痛，坐也痛，睡也痛，站也痛，整天都痛。我也不敢告诉父母。就那样忍了下来。直到过了十年多，经过这次检查（以前从来没检查过），我才知道我有这“陈旧性粉碎性骨折”的大病的啊？！
于是，我凭借着这“货真价实”的大病，坚持不懈地在上海与云南之间申请要求，终于在1978年底获得成功：我可以以“病退”的理由退回上海家乡了。我家乡的“知青办”开出了给我们农场、同意我病退的函件；县公安局于1979年1月19日，为我开出了户口《准予迁入证明》。我流浪在外十年的灵魂（户口）终于可以重新回到家乡了！
当我回到云南农场去办户口迁移手续时，云南知青大罢工返城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场里，办理户口迁移的大印，知青们很容易就可以盖上了。回上海的手续无须知青提出要求，不需要什么组织证明就可以办好。户口迁回上海，已经变得难以置信地容易。
于是，我回上海就有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途径：一是继续以病退名义回城，但回上海后就是被安排到我们的镇办小企业工作；二是以顶替我妈妈退休的名义，可以到县属大企业里工作。我当然托母亲的福，办理顶替妈妈退休的手续，回上海后到我妈妈单位去上班工作。
这样，我的这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准予迁入证明》最终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留在了我的抽屉里，成为我永久的纪念。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我的这张《准予迁入证明》，流落在知青个人手里的极少。一是因为，那时办理病退需要的知青办开出的商调函、公安局开出的《准予迁入证明》，都是通过组织函件而不交给知青个人手里办理的；二是因为，即使在大返城期间，有个别知青自己个人办理，那也是到了上山下乡所在地以后，这证明必须交给迁出地的农场和（勐腊县）公安局留作卷宗作为档案保存，不会散落在个人手里。否则，是没依据办理病退回上海的。
因此，这张《准予迁入证明》，是终结我的上山下乡历史的见证，也是终结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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