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起源于何时？
这个问题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早期人类对历史知识的传承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所谓传说是也。但声音不能持久，传说容易失真。后来文字创生，传承知识可以诉诸视觉载体，后人从中获取的信息较为可靠。当然早期的传说经过后世史家整理，编入史书，便和信史一同以文字的形式来到我们的面前，以致真伪杂糅，分辨起来就成为一大难题了。
我们认为，文字产生以前是为传说时代或史前时代；文字体系一经确立，便进入历史时期了。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文字体系大约创建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是有考古材料证明的，国际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充分。古代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时期的印章发现了不少，但迄今不能释读，是否文字还有争议。后来的雅利安人文献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商之交。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年代，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疑难问题。战国以后多种文献都记载了仓颉造字之说，而且仓颉的年代被认为可早至黄帝时代。现代学者一般只当他是一个传说人物，且以为文字不是个人创造，而是群众创造的。考古所见最早成体系的文字是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最早的属武丁之世，约当公元前1250年。此前都是零星的文字资料，如郑州二里岗的带字甲骨，能够明确和殷墟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往前二里头遗址仅发现二十多例陶符，其中有几例当为文字。山东龙山文化丁公陶文虽然连刻十几个符号，但与汉字不类，真假难辨。近年所谓的骨刻文名声鹊起，也不被古文字学者认同。公元前2000年左右确切属于文字的，是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与汉字接近，或为同一系统。也就是说，目前汉字的起源只能追溯到4000年前，可惜材料太少，当时能否成立系统尚不可知。再早则有南方良渚文化陶文，具体年代难以论定，与汉字的关系也不清楚，而且并未准确破译，只好存而不论。
联系到文献记载，《尚书》里面的《尧典》、《舜典》和《禹贡》等篇基本上被认定为写于战国时期。夏商两代的史书也许有一部分保存在《夏书》和《商书》之中，属记言性质，有一定的史实素地。《夏书》中的《甘誓》有可信的地方，但疑点也很多。如五行、三正的观念可能到周代才有，马拉战车可能晚至殷墟时期才会出现。《周书》则基本上是当时的记述了。周代各国包括王朝的编年体史书可见的只有《春秋》和《竹书纪年》。后者全书完成在战国，一般认为记事起于夏，可知夏朝的历史转折地位。太史公《史记》记事始于黄帝，但五帝事迹的基础是儒家的《大戴礼记》，非史家系统。我们看《夏本纪》几乎没有具体的事迹，只有简单的世系，对《五帝本纪》很多荒诞不经的地方就可以理解了——司马迁手中确实没有五帝时期的确切史料。可是因为他对儒家的信仰，造就了一篇《五帝本纪》。
可见，在《史记》或者汉朝人的观念里，五帝时期属于传说时代。
不但汉代， 战国时期人们的历史体系中，五帝时期与后来夏朝也是不一样的。
战国时期禅让传说非常流行。记载尧舜禹禅让的典型文献比如儒家的《尚书》、《孟子》，似乎言之凿凿，相当详细。《论语》只简单提到了尧对舜的期望及舜对禹的嘱托。墨子尚贤，现代史家有将禅让制的发明专利归之于墨家的。总之当时很多人以为上古时期君主道德高深，不以私害公，为天下着想，主动将天下让给贤能之士。到了夏禹之后，王位世袭制确立，人心逐渐坏了。所以，夏禹实在是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儒家著名的《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绘了理想中的两个时代：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小康时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一个是举贤禅让，一个是大人世及，截然不同。
道家的《庄子·骈拇篇》认为，仁义非人之本性，上古之人任性而行，“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胠箧篇》也说，“甚矣，夫好知（智）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可见在庄子心目中，三代以上是道德淳朴、人心未乱的时代，三代以下崇尚仁义礼智，但道德亏缺，人心不古。
法家的商鞅见秦孝公，论及古人治国之道：尧舜之道是为帝道；禹、汤、文、武用的是王道。帝道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王道即儒家大肆宣扬的德治仁政。
综上可知，在战国时期学者们的历史知识体系中，五帝时期和三代时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者崇尚道德，物质文明程度不高；后者道德败坏，物质文明却蒸蒸日上。孔子整理前代文化典籍，《尚书》独载尧以来，无说黄帝之语。上文已经指出，尧舜事迹言论实为后世假托。即便是神秘的《三坟》、《五典》，也毫无着落，恐怕并非后人所猜想的三皇五帝之书。《墨子·明鬼下》明确引用了夏商周三代的文章。《夏书》往往散见于战国典籍，《竹书纪年》有夏史编年，可证夏朝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五帝时期文字可能处于萌芽期，不足以产生书面文献，正是我们所说的传说时代。至于传说时代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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