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婆硕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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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日本近代思想史为例，从佩里叩关为起点，到战后20世纪50年代为终点。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思想活跃不过几代人，可是这几代人活跃的年代既有接续状态，也有重叠状态。很难说清谁就是谁的传人，或者谁是谁思想的先导。
东京的樱花盛开
▌短短一百年，思想能否成史？
日本近代思想一词指向19时间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日本人创造的思想，如果从日本在二战中罪大恶极的表现来看，这些思想应该很值得怀疑。人们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从这些思想中纠错，认为一定存在哪些问题，促成了二战时日本狂热的军国思想和暴力美学。
这其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我们戴着唯结果论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的。可我们忘记了日本战后无论是经济恢复，还是战后文学，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茂盛的图景。
思想是一个有趣的词汇，当一个人上升到思考、思想或哲思一词时，我们几乎就不能用“坏”或“烂”去定义他了。这也与我们现实经验相符合，当我们评价一个朋友时，我们会说，他这个人想法挺幼稚的，挺肤浅的，或者他是一个很深邃的人。但是每每当我们去看待一个很宏观的东西时，比如一段历史，或者一个政体时，却又忍不住用一种非黑即白的评价体系做出描述。
看起来，我们对历史的改观速度比我们对于一个具体人要慢多了。那么该如何改善这一点呢，如果有改善的必要的话，我想就是把每一个特定的思潮单独拿出来，去脚踏实地的倾听其背后语境。
《日本近代思想史》
[日]鹿野政直
理想国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鹿野政直这本新出的体量不大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印象中，一旦涉及到思想史或者什么史，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部头。从这个角度和其实际内容来说，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日本近代思想选读》更为合适。事实上，这本书的日文原名也正是这个意思——《日本近代思想案内》，案内为日语词汇，意为指南。
有文科教育经历的人都知道，文学作品有选读课，历史文献有选读课，但是思想和历史却不能选读。无需赘言，历史是以时间为线连续流动的。此时就有一个问题值得发问，思想是可以断掉的吗？我们太习惯于习读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时一环扣一环的思维模式，这一点真的能够轻易做到吗？拿日本近代思想史为例，从佩里叩关为起点，到战后20世纪50年代为终点。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思想活跃不过几代人，可是这几代人活跃的年代既有接续状态，也有重叠状态。很难说清谁就是谁的传人，或者谁是谁思想的先导。
第一遍通读完本书，觉得前半本到大正时代的叙述都不错，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大正到二战的此起彼伏，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是如何滋生出来的，作者却鲜有描述。我在阅读之前会有一种期待，比如对北一辉的详细介绍，但显然作者并没有满足我。我便计划将之归为本书的一个缺点，即没有很好的连接，不像是思想史。
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写法最大的意义在于，戳破我们期待思想史的“野望”。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作者：【日】丸山真男著路平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8-01
▌唯独立之思想
有近代史学者认为，明治维新有三个思想条件，第一是朱子学的衰落；第二是华夷观的崩溃；第三是锁国观的破灭。
这三种概括基本全面且合理，鹿野先生在书中陈列的思想上的努力，如果从目的论来反推，也基本符合以上三点。
我们几乎无法为这三点排列先后极其重要性，但三个思想殊途同归，最后都走向一个词——独立。我们都记得陈寅恪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独立之精神，思想之独立。可真执行起来，却像空中之鹅毛，又轻又难抓住。在当时，从大中华的思维框架是东亚所有国家最难做到的地方。要知道脱离政治语境和统治正统性去讨论思想独立，均是一厢情愿且不切实际的。
朱子学是江户时代日本官方政治哲学，以“理”本源说和“天人合一”论为依据，将封建伦理道德绝对化、天理化，也将社会统治阶级关系固化。可后来的事我们都从电影中知道了，江户时代后期这一秩序被经济结构的变动打的风雨飘摇，大量曾经荣耀的武士如同丧家之犬在社会的交楼中流浪。
华夷观则是整个儒教世界传统的国际秩序观念，以孔孟之道为价值标准，将整个世界划为华夷两极，内夏外夷为文化分界，贵华贱夷为基本精神，用夏变夷为终极目标。但是黑船事件的发生显然为定义国家的边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锁国观是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原则，这点读者们应该都很熟悉了。
三种思想可以用几句话概括，但是条目毕竟只是概括。实际情况中一种思想的产生却可能是两种或多种思想的触角。
比如发现西洋这一过程，福泽谕吉曾三次随使节访问欧美，他的著作有一部《西洋事情》，是他幕末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福泽用简明的语言讲述了构成西洋社会的制度和理念。在福泽看来，文明政治有六个必要条件：自主任意；信教自由；奖励技术与文学；普及教育；法治；社会设施。
表面上来看，西洋概念的产生必然来自西洋本身。但实际上，西洋的产生也与我们上述夷夏观，也就是中国观有关。这个转折点便是1840-1842的鸦片战争，简而言之，这场战争给日本人最大的冲击就是——天朝完了。
这件事情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与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变革不同，日本还多了一个更复杂的事，即国体问题。无论清朝还是清国，大一统毕竟是一个已经较为成熟与具象的概念。而日本，当时甚至还没有日本。尽管日本的国号已经在7世纪后半期以组合的形式与天皇的称呼一起被确定下来了。但在当时，天下的概念反而更通用一些。
比起能明确区分本国与他国的“日本”这一称呼，“天下”是一种极为模糊的空间意识。当时若称国家，则一般指向“藩”。藩是武士阶层效忠的对面，也是民众所处的最近的行政单位。从制度来看，很难从藩的对面看到日本的影子。
但18世纪后半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对照“外国”时，人们产生了清晰的“日本”意识，这点也伴生锁国论。那么第二点，就是对中华的摆脱。以本居宣长为集大成者的国学异军突起。本居宣长在其著名代表作《古史记传》种揭示，国学就是为了去除覆盖于日本的“汉心”（凡以汉为尊者之心），从而探求日本的古语、古意，古道，树立与唐国相对立的“皇国”意识。
进入19世纪，水户学将海防意识和皇国意识结合在一起。在会泽安的著作《新论》种，会泽称日本为“神州”，并将尊王和攘夷结合起来，提出了“国体”的观念。在本书写成的前一年，英国捕鲸船的船员登上大津口岸，会泽曾与英国人交谈。这些经历明显是会泽危机感的来源。
到现在，我们已经同时在西洋概念形成的过程中看到了锁国的危机感，和华夷边界的重新议定。在这一小小的概念中，我们能否找到朱子学的消亡处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在寄给土佐藩的武士瑞山的信中写道，“尊藩也好，破藩也好，即便灭亡，大义存而不忧”，说难听了是旧主子看着快要没了，说好听了是，虽然纠结，我们活着总得效忠个谁。他们以身为志士的自我认识支撑，已经开始超越了藩的框架，这其中的必然有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原因，但我们只谈思想即可。伊藤博文在偷渡英国之际曾作短歌，“正是为了皇国”。
在这个效忠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如果转换的如此轻松，那么为何《七武士》中还有那么迷茫的武士，皇国是你想效忠就能效忠的吗？
在原有相对空间比较小的空间中，一个武士无论品级高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根据朱子学的洗礼，这身份是永恒不变的，虽然没什么活力，却也给一众武士提供了内心的宁静。这种心理可以从中国某些人在改开后极度不适应中推出。
随着旧“藩”空间的极度扩大，甚至迅速生长成一整个国家，如果不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便只能成为遗落在历史角落里的灰尘。此时转变思维的关键就在于，打破身份制，打破身份制的路径又几近全盘西化。这就是兰学替代朱子学的背景，坂本龙马所著《藩论》中有这样的主张：“人固以智愚分贵贱，以贤不肖分尊卑。”
以上就是幕末时代，明治维新前的思想主题，三个思想任务杂糅在一起，共同产出一股合力，基本完成了独立的目标。
日剧《龙马传》，以三菱财阀创业者岩崎弥太郎的视点出发，描写了坂本龙马的一生。
▌摸石头过河，开展文明的试探
维新之后，日本便开始了国家的建设，废藩置县，废除人们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身份制的限制，保障迁徙自由，普及义务教育制和征兵制，确立私有权，实行以地税改革为首的新税制等等，创办各种产业， 开创邮政制度，铺设铁路，修筑港口等。人们每天耳中充满了施工现场中的叮叮当当的杂乱生机声，对速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物质的发展可逆性弱，但思想的却很有可能逆向反弹。尽管在布罗代尔的理论中，“物”与其背后的生活方式被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毕竟物无法自我更新，在物与人之思维的互动中，思想始终还是处于强势的。
如果现在让我们回答，什么是文明这个问题，我们必然是相当自信的，甚至脑中第一个蹦出来是考古学中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么说，我们能不能意识到文明的标准不是铁板一块了？
笔者可以下一个武断的结论，任何一个自以为自己是文明的文明，一定不是文明。对于茹毛饮血的新石器时代来说，冶金术和文字或许很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三要素是概括的非常精准的。但这是我们从历史向回看去倒推出来的，可文明又是一个非常要求向前看的词汇。所以文明应该是一个永远未知，跳动者的概念。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不断更新的标准。
在当时的日本，就有着众多或对或错的探索。福泽谕吉便以民心改革为第一位，把“一身独立，独立气力“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在”权力的偏重“一章中指出，日本存在权力的偏重，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任何一个社会剖面，都能看到这种有害的”权力偏重“的面貌。他论述到：
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之所在。哪里有男女之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之偏重。哪里有父子之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之偏重。兄弟的关系上如此，长幼的关系上也如此。走出家庭，放眼世间，无不如此。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其中无不存在权力之偏重。
这一段论述可谓完全与儒家的”五伦“相抵触，福泽认为当时的日本有政府而无国民，需要将精神奴隶改造为国民。诚然，政府可以建造铁路，却无法培育自由的灵魂。我们一直认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全盘西化的日本。如若只学习了政府的制度，街边连在一起会发光的电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有了国民的改造，有了独立的精神，日本便不是全盘西化。
除此之外，几种文明史论也被介绍到了日本。如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 基佐的《欧洲文明史》陆续翻译成日文，文明史的范畴也就确立了起来，这契合人们想要从文明的角度重看历史的心理。田口卯民的《日本开化小史》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著作。
在《日本开化小史》中，方20出头的田口用汉文写道，“历史者古来之评也... ...史家之苦辛，不在于收集历代许多之状态，而在于究尽其状态之所本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点不只在于收集资料，更在于从自己的视角把握事情的本质。我们看到，这时候日本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存在”史观“的概念了，这要比重考据的中国学界可能早了一百年。
田口认为，”凡人心之文野（文明或野蛮）与取得货币财物之难易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经济富裕即无人心未开之地，人心开化则无经济贫穷之国“，田口认为探寻人类如何通过努力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才是书写历史的意义，物质的丰富程度与人心开化是可以捆绑在一起的，这一观点是超前也是大胆的。
动画短片《诗人的生涯》，战后著名动画大师川本喜八郎作品，表现了底层劳工的生活，左翼和社会主义是日本二战前后重要的社会思潮，本短片为其中佳作之一。
▌平民的思想重要吗？
历史不是仅有君王将相书写的，这几乎已经成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思想史能由平民书写吗？问出该问题时，可能就已经错了。正如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底层人民的生活是一面真实的镜子一样，平民的思想也如此，它是对社会生活和思潮真正的反馈。作为一种平民的思想，它势必不会如思想家般深邃，但将永远像托盘一样扎根在社会的基部。当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如同一抔泥土般平静温暖，当社会有些”血雨腥风“时，它就会悄无声息的向上生出荆棘，去刺痛上面的人或事。
第一个值得介绍的就是农本主义，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无感。这不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一直秉持的东西吗？但是除了重视农业这一基本内涵之外，也说不出它重要、致命在哪里？
在日本，农本思想也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将农业视作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并与记纪神话以及人们对稻子的信仰连接起来。在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时天照大神所发表的敕令，确立了天皇作为统治者的牢固地位，因而被称作”天壤无穷之神敕“。
再往后，农本思想有了更大的经世性。江户时代，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农民构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儒教的仁政思想则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商业的发展，农村社会逐渐进入凋敝，为了抵制商业的侵蚀，当时社会便兴起了尊重农耕的思想。
到了近代，工业化成为日本近代化不可欠缺的重要课题，但农业却未收到足够的重视。政府还靠征地税为富国强兵提供资金，由此确立起来的地主制使农村长期贫困，这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为畸形的一个问题。
尤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昭和恐慌时期，农本思想家对社会和国家的不满则一口气爆发出来，现代都市，西洋，唯物主义，拜金主义都遭受到了农本思想的诅咒。我们应该注意到，农本主义本身就带有一些国体论、日本起源的色彩，所以本土观念在此时兴起便不难理解，他们希望一切回到本土状态。农本主义者对政党的不信任感加深，他们中间催生出一种期望独裁统治的论调，并未走向法西斯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农本思想的发展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发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瘸腿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能够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基本都有佛教或道教作为民间信仰的补充。日本当然不例外，并且提起来，我们想到的是其现在还很活跃的一些民间不太好的宗教。但在近代，这些宗教的产生确是一种内心革新的方式。
19世纪初，尾张国原武家佣工喜之首创如来教。19世纪中期，备前国的神官黑住宗忠创立了黑住教，大和国地主家的主妇中山美伎创立了天理教，备中国的农民赤泽文治理立了金光教。19世纪后期，武藏国的农民伊藤六郎兵卫创建了丸山教，丹波国以收破烂为生的主妇出口直开创了大本教等。由于这些宗教是由教祖所开创并倡导的，因此被称作创唱宗教，从首创者及信徒的社会阶层来看，今天也称其为民众宗教。
教祖的共同点是，都有过神灵附体的经历，并以此为契机开创了新宗教。他们都处在新旧秩序过渡之间，期盼能够变革世道，救济民众，对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体制变革表现出极大的抵抗。天理教和大本教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两个宗教。美伎著有《御神乐歌》和《御笔先》，她最常提到的词是”一律“，追求人类的平等。其他的一些教旨则阴阳怪气的明显有所指向，”权贵人力与神力，从此较量汝须知‘’，“迷徒潜入日本地，肆意妄为神生气”，“法律虽存在，心定是第一”。
战后电影《饥饿海峡》中被附身的神婆。
平心而论，这些民间宗教的教旨不仅没有现实意义，甚至哲思也不多。但只要能够补充老百姓内心的空虚和不安，它的存在就绝对合理。
▌现代中国的词汇已经表现出了和近代日本的亲缘性
国粹一词在日本近代也有出现，国粹主义反对以“欧化”来构筑日本未来的日本，志贺重昂指出“即使是输入进来的西洋的开化，亦应该以日本国粹的胃器官咀嚼之，使其同化于日本之身体中”。另外，国粹主义并不只是“至理主义”的理想，也是“至利至益”的思想：
如人人各有其擅长之处，邦国亦不可不有其最具特色之处......个人之间以各自所持之特长，而产生所谓分工，应如邦国亦须以其特长而进行分工......若分工乃经济世界之真理、交易之起源也，那么“保存”国粹岂非经济世界之真理乎。
显然，志贺已经摆脱了孟子“王何必言利”的思想桎梏，改用经济和对外贸易去看待本国国粹。
女性主义也是当时流行的话题，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所不同，日本的女性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文学为母体而被提出来的，这些深刻的文学作品有着极大的启发性。高群逸枝曾对平冢雷鸟大喊“我是您的女儿”，道出了自己作为雷鸟精神的继承人的心声。她提出了新女性主义，在《恋爱创生》一书中，她认为从柏拉图到马克 思主义，几乎所有的婚姻观，爱情观都有着鲜明的男性主义。这也关系到了她对近代和欧洲的否定，所以她走向了古代史研究之路，撰有《母系制的研究》和《招婿婚》的研究等。
当时社会上还有贞操、堕胎和废公娼制度的论争，最引人注意的一场论争是母性保护论争。与谢野晶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她不赞成欧美女性运动提出的保护处于妊娠、分娩期女性的要求，女性应该人格独立和自主。平冢雷鸟表示反对，如果这样，大多数女性都会避免结婚、分娩。所以究竟应该对母亲进行“保护”，还是要求女性“独立”？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日本社会，存在于整个东亚社会。
该如何评价佩里叩关到二战结束的日本呢？既有美好的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也有极为糟糕的战争狂魔和昭和恐慌。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思想和经历一样丰富。
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思想中有一种拿腔拿调且大题小作的执拗劲儿，按照《菊与刀》的分析，它多少算是武士道的“遗产”。另外一种评价则是说日本人太小气，总带着岛国心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和境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与之重合，可能就要重新检查一下我们的批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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