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解放战争当中的战犯，就不得不提黄埔师生；在国民党的战犯当中，他们占了大多数。
最早要从1927年8月1日说起，南昌起义的时候，黄埔师生战场相遇，同学们一边哭一边打，朝着往日的校友开枪射击。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黄埔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束于1949年10月1日，因为新中国正式成立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这个伟大的国家诞生。
共产党和国民党成王败寇，往日黄埔同窗，在监狱当中再次相遇；此时再也不用动刀动枪，此时再也不用调动千军万马……
忆往昔，大家都是同学，而今铁窗监牢，我在外面你在里面，我是将军你是战犯；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真是百般滋味。
相互对视一眼，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今担任新中国的总理，他说：“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到了1956年的时候已经天下安定，周恩来又批示：政协会后，可释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让战犯成为过去式，杀了他们不符合当下局势；如果送去台湾的话，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肯定遭遇蒋介石的毒手。
周恩来原话是：“送过去等于送他们去死，所以这个方案目前是行不通的。”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
所以处理战犯，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按照历史惯例来说，那自然是斩立决不留活口；可现在是新时代，我们步入了文明社会。
于是就有人总结出“四不”难题：不能送，不能杀，不能死，不能放。
也就是说，既不能送到台湾，更不能枪毙，而且要尽量保证战犯的身体健康。
就拿国民党的杜聿明来说，他一直身患重病，结果被俘之后，新中国倾尽全力为其救治、康复、疗养……反倒是治好了杜聿明的一身疾病。
为何要治？因为杜聿明一旦病逝的话，就会被对岸给抓住把柄，然后疯狂污蔑；再有就是，我党一直到认为，杜聿明抗战有功。
总之，关于战犯问题，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释放较好。
毛泽东说：“要等时机，放早了的话，老百姓那里怎么解释？再过几年吧，等老百姓们生活好了……再放也未尝不可。”
毛主席一锤定音，暂时定下了释放战犯的方针；而且想想当时的舆论环境，战犯的的确确不能放。
紧接着，为了更好照顾到战犯的生活，也为了更好让这些战犯深入学习新思想，所以集中转移到了功德林。
所有战犯到齐之后，宣布：“大家在这里，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同家属互通信件，也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陈赓、张治中多次去功德林，更别提程潜和傅作义，多次帮助战犯学习改造。
估计年轻的读者没有听说过程潜，当年黄埔军校创建的时候，孙中山要选程潜来当校长，因为办军校就需要有军校经验，而程潜在这方面自然是经验丰富。
（当年，程潜培养的士兵当中，有一位名叫毛泽东）
那时候黄埔军校初创，虽然程潜各方面都优于蒋介石；奈何江浙财阀有钱，愣是把蒋介石，给卖到了军校校长的位置上，此乃历史一大遗憾。
（毛泽东为程潜划船，泛舟中南海）
咱说回战犯，时间来到了1959年，毛泽东认为释放战犯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挑选那些“思想改造较好”的战犯，回归自由生活，最好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于是，第一批战犯释放，选择在了功德林，时间是举行国庆节的前夕，毛泽东开始说起此事。
毛泽东说“马上十周年了，可以特赦一批……”
随后刘少奇开始处理此事，几天之后就发布了特赦令。
于是功德林着手去办，法官拿着特赦令，喊道：“杜聿明！”
杜聿明站了起来，说：“有。”
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之后，杜聿明弯下腰深深鞠躬，小小的一张纸又薄又轻，却承载着大时代的大历史，对于杜聿明来说，好似山岳一般沉重。
杜聿明难忍泪水，一代枭雄低声抽泣。遥想当初，年轻时报国无门，幸亏地主买了个营长，所以他做了个副营长。
而后，杜聿明长城战日寇、气震昆仑关、铁血远征军……
（双手接过特赦令）
杜聿明的改造非常成功，而且是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前文说过，新中国不惜重金为他治病，所以身体得到了恢复；而几年前的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气势恢宏，所以心理上敬仰中共。
杜聿明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感激党，感激毛主席，感激他们对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这样的宽恕。我发誓，有生之年，我一定继续好好学习，让自己成为一名新人，我将永远追随党的脚步，追随毛主席的脚步，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前方有什么困难，我绝对义无反顾！”
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一批批战犯离开了监狱，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时间来到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的时候，说：“还有一批战犯，都关了20多年了，还关着做什么？把他们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华国锋立刻着手去办，将战犯整理成名单，递交到毛主席的手中，在这名单当中有13名战犯，应该继续关押在监狱，不可特赦。
毛泽东认为，让顽固不化的这13人，去社会上改造去吧，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无需再关押，更不许强制劳动。
毛主席原话是这样说的：“全部特赦，特赦时要开欢送会，要邀请他们吃顿饭，多布置点荤菜，每个人还要发100块钱，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干部一样，他们已经放下武器25年了。”
（在战犯改造所，医护人员正在给战犯喂饭）
再看抚顺这边的冬季，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军官，和东北的冰天雪地一样死气沉沉，二十五年来日复一日。
铁窗生涯自然难熬，再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很多战犯因病去世；而周恩来多次关照，要求相关部门给予照顾。
到了第二年的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像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消息传到了抚顺之后，犹如是春风春雨，拂过干旱的大地，第七批战犯共两百九十三名，是特赦数量最多、也是新中国所特赦的最后一批战犯。
此事之所以悬而未决拖到今天，是因为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周恩来这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要求相关部门给予优待。
（战犯举手宣誓）
前文说过，华国锋在整理战犯名单的时候，提出13人继续改造，因为思想政治尚且不合格，没有达到相关标准。
而毛泽东认为，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一个不杀就好了，给十五块钱气魄太小，直接给一百。
消息传到了抚顺之后，他们只知道要被特赦，还并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也不知道毛主席说过什么。
即使如此，也犹如是春风春雨拂过干旱的大地，第七批战犯共两百九十三名，心情非常高兴，私下里纷纷讨论。
因为身份原因，因为党派的原因，结果聊着聊着又开始发愁担忧。
有些人疑问这公民权是真是假？还有的说顶多拥有选举权，至于被选举权就甭想了，共产党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还有人说：“你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谁会去选你？做梦去吧。”
（溥仪在战犯营整理蔬菜）
总之这批战犯议论纷纷，心情无比的复杂，各种说法更加复杂。
他们原先都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而今在战犯营当中接受改造，时间久了之后，放不下的有很多，提不起的也有很多；如果说谁是近代历史最复杂的群体，他们必定是其中之一。
复杂到什么程度？居然有人想继续坐监狱！
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想离开战犯营；之所以不想出狱，是因为亲属家眷多数在国外，自己留在大陆孑然一人。
所以这些孤身留在大陆的，担心自己出狱之后，吃什么喝什么呢？会受到老百姓多少的冷嘲热讽呢？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呢？
还有些战犯的家属，虽然没有在国外，但是出于文革的原因，已经跟他们断绝了关系；自己出狱之后，该去投奔谁？该去找谁？
（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按照之前的惯例，离开监狱之后只能够拿到十五块钱的生活费，相比而言还是战犯营的生活比较好。
虽然说有一部分战犯态度消极，但也有战犯态度很积极，每天脸上挂满了笑容，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例如原“军统东北区的少将陈旭东”他就当面说：“你们这些人啊，不知道是真担心还是假担心，毛泽东指示中说了，安排工作，养起来，公费医疗，还要开宴会，这是什么意思？是当干部！不会像他们过去那样最多给你15元，有哪个干部的工资是15元？”
陈旭东这番话当中的“他们”意思是前面那六批特赦的战犯，而今天的这一批，属于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
有句话讲得好：聪明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很显然这名少将战犯陈旭东，已然提前看透了局势，一语惊醒梦中人；其他战犯闻听此言，一时间恍然大悟，原本的担忧和哀愁随之烟消云散。
果然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得知自己出狱之后，能够获得一百块钱的零花钱，可以理解成安置费。而且这笔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时候，陈旭东再次站了出来，他去找战犯营的工作人员聊天（刺探消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聊着聊着就说：“发100元零用钱，这里面有文章。”
工作人员名叫任海生，他疑惑不解地问：“主席给你们发100块钱，这里面能什么文章呢？”
陈旭东这名大特务，反倒是有意无意地反问：“是不是把我们当科级干部呀？”
任海生能在战犯营工作，那肯定不是一般人，所以面对陈旭东的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没有给予回应。
陈旭东自顾自地说：“享受公费医疗，这是干部待遇没问题，问题是相当于哪一级干部？100元的概念，就是比17级国家干部的月薪还多一块，不是一般的科级，是正科级，大科长的工资。”
这老特务一番话说完，还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由此可见他的内心，已然预感到出狱之后，自己会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任海生一看陈旭东做鬼脸，思考了几秒钟之后，说：“你别忘了，100元是零用钱，一次性的，当然你要参照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都会按相当于文史专员的待遇安排，至于钱数多少各地不可能一样。”
陈旭东身为老奸巨猾的老特务，听完了工作人员任海生的一席话之后，笑着说：“你呀，真不愧为职业特务。”
（以上内容，来自于任海生的回忆，他为这些战犯，写过多本长篇著作）
很快，真正释放战犯的时候，他们拿着特赦令离开了监狱，每人得到了两套新衣服和新提包，里面装着一百块钱，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医疗待遇，和普通公民的身份一摸一样。
他们之前，是归公安部统一管理；而今归“统战部”统一管理，与公安部彻底脱钩。
这可不是简单的部门管理调换，而是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在政治层面彻底改变。
他们之前还疑惑，获释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等真正出狱之后，的的确确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再看前面那六批被释放的战犯，其中少数将领进入了政协工作，还负责文史的编纂，剩下的大部分人，都被安排到了工厂或者农场，恢复自由身，同时要接受当地政治上的改造。
这次第七批释放的战犯，待遇相比于上次大大改观，给一百块钱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
（往昔枭雄，走出监狱）
他们当中有能力的人，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共产党的单位当中。
至于生病的、身体弱的、无法工作的、皆可以享受我国的公费治疗，进而安度晚年。如果有谁想要去往台湾，我国也会安排交通工具送行。说白了就是自由，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
时间来到了1975年的3月22日下午，多地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来到了北京的饭店大厅。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生无数次在北京吃饭；北伐的时候、抗日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时隔半辈子，再次来到了北京吃饭。
穿着统一的蓝色衣服，每一件都大方得体。
当时北京有人回忆说：他们多数都是军人，就跟出操似的，几乎是同时来到了我们前门饭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走路的时候，依旧虎虎生风，能够看出骨子里的军人气质。如果不看衣服的话，和正规部队的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提包当中，装着毛毯、绒衣、被单、床单、枕套、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
关于蓝色衣服，是华国锋定下来的，而且穿什么样的样式，党中央也曾经开会讨论。有说军常服的样式，还有人提出中山装。
华国锋听完了各方声音之后，他说：“就用军便服吧！”
之所以用军常服的样式，华国锋是希望这些特设人员，能够重温当初的军旅生涯。
（华国锋和毛泽东）
当时进入前门饭店的，多数来自于四个四座城市，所以被称之为“四路队伍”每一路的队伍，都有人领头走在前面。
下面说说这四人：
原国民党12兵团的黄维，此时带领的是抚顺队，他走在最前面的时候，昂首阔步、脸色严肃、目光仰视前方，虽然身在监狱二十多年，但此时依旧走路从不弯腰，坐立从不低头。头发又白又粗又硬。
工作人员回忆说：黄维带给我的感觉，就跟白毛大狮子似的。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的主任郭一予，此时带领的特赦战犯是山东队，此人是黄埔一期生，有国共两党的双重身份。
山东队当中，还有一名代表人物胡靖安（中将军衔），此人是出了名的臭嘴，如果不是因为大嘴巴爱乱说的话，也不会暴露身份被捕；如果不是因为胡言乱语的话，也不会关到现在。
而今来到了前门饭店，胡靖安走在山东队当中迈着正步，突然看到饭店的门口，站着自己的妻子和俩女儿，于是乎迈着正步走过去，一家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再看西安队，由胡梦华走在前面，此人是中统的骨干力量；属于是CC系走出来的历史人物，在战犯营接受改造的时候，此人极不配合大吵大闹。
面对历史的滚滚潮流，胡梦华最终以沉默应对，给人的感觉吧，倒像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看着办吧……
前文华国锋说过，有13名战犯不能释放，应该继续接受改造；但是毛主席一锤定音，全部都放了吧。而在这13人当中，就有胡梦华。
再看北京队，带头走在前面的是文强，此人的身份同样不简单，当初是跺跺脚都能让北京天津颤三颤的人物。
（文强）
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文强担任“原军统局北方区区长”还在徐州的“剿总”前进指挥部，担任中将副参谋长。
北京队的特设人员，自然都来自于秦城监狱，人数并不多只有十三名；别看北京队人数少，但他们的职位，却都非常高，否则也不会专门关押在京城。
四支战犯队伍当中，职位最高的就是黄维，所以他带着抚顺队走在前面；排第二的就是文强，这瘦老头说话的时候，满嘴湖南口音，自从被关押之后，精神头一直都很好。
工作人员回忆说：文强的双眼，就跟小灯泡似的，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改变。
（文强）
这里要重点说明：谁走前面谁带队，是经过统一考量的，而不是随随便便，谁就能够走在队伍前方。很显然，黄维和文强，地位较高。
说完国民党的特赦人员，再看中共的这方面，叶剑英、华国锋、吴德、在北京饭店门口，接见了这四个特赦队。
进入宴会大厅之后，气氛自然很热烈，用一句官方用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叶剑英发言结束之后，黄维作为代表站了出来，由他代表周围的战犯，宣读了感谢信，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黄维发言结束之后，现场的气氛再一次达到了顶峰。
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人……这三人属于是之前就被释放的。
宴会结束之后，统战部根据这两百九十三人的意愿，为他们安排工作、医疗、住所、衣食……等等等，可以说照顾到无微不至。
例如黄维：在文史部门，担任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后来又担任政协常委。
再例如文强：他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子孙，曾经和林彪同在新兵连，后来林彪去了步兵科，文强则去了政治科。那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之后，此人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时过境迁大半生，文强担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从加入共产党、到加入国民党、再到几十年的战争磨炼，其经历也算得上半个传奇。
关于文强，还要提及一件事，那就是：1984年的时候，当年的黄埔同学，要成立同学会，而文强便当选为理事，可见此人的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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