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慕尼黑的冬天
匈牙利和波兰：乘人之危——英国人民生活在紧张中——库珀先生发表辞职演讲——对慕尼黑事件的争辩——10月9日希特勒发表演说——英国内阁难于选择：是要和平还是重建军备——大选的事情——和库珀先生的书信往来——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首相的责任和大权——他于1938年11月同巴黎接近并访问了巴黎——博内先生向德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慕尼黑事件的后果——英法联合对比力量在预计和实际上都有所衰退——英国空军的起色——英国空军在1938至1940年同德国的对比——德国1938年人口增长了一千万
捷克斯洛伐克在9月30日屈从了慕尼黑会议的决定。捷克斯洛伐克人说：他们对自己从未参与的决定表示抗议，他们希望能在全世界面前将这种抗议备案。贝奈斯总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为“对于一个新国家的发展来说，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阻碍力量”。他没有继续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而是留在了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根据这个协定，就这样被分解了。不仅德国是争抢尸体吃的秃鹫，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不久，波兰也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令其将特申边区交给自己。对这种过分刻薄的要求，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无力反抗了。
我们不能因为波兰民族具有英雄气概就忽略他们所犯的错误。几百年来，他们因为这种错误而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知道，他们在1919年才作为胜利的协约国之一而恢复了独立，他们成立共和国后成为西方主要的国家之一，而此前，他们的几代人都是被奴役的对象，处于被各国瓜分的境地。到了1938年的现在，波兰为了无足轻重的特申，竟同法国、英国、美国等友邦疏远了，可正是在这些国家的扶持之下，他们的民族才重新团结地生活在一起。事实上，没过多久，它就感觉到非常需要这些国家了。我们眼看着德国日渐强大，并对他们垂涎三尺，可他们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劫掠的时候，急不可耐地去抢夺自己的那一份利益。他们在这种紧要关头，向法国和英国大使关上了自己的大门，英法大使求见波兰外长，却得不到机会。一个民族中的一些个体具有各种英雄气质，不但有很好的天赋，还英勇豪迈，令人佩服，可是他们的政府在处理事务时，却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在欧洲的历史中，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弄明白的事情，这真是件悲哀的事。如今的波兰又在遭受新的奴役。我们同他们休戚与共，我们相信他们，比如会奋起反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保证，对于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他们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抗争。我们期待未来会变得光明。
匈牙利差一点就参加慕尼黑的讨论了。霍尔蒂在1938年8月访问了德国，可是希特勒对他的态度非常谨慎。希特勒在8月23日下午同这位匈牙利摄政的谈话进行了很久，可是并没有把自己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准确时间告诉他。“他根本不知道时间。凡事打算一起用餐的人，餐前都要下厨房分担劳动。”可是却没人告诉他什么时间吃饭。不过匈牙利倒是迎来了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时间。
英国国内当时对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困惑感到愤怒。现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让人殚心竭虑的日子以后，如果想向下一代人讲清楚这些，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保守党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曾经关系密切如家人和朋友之间有这样大的分歧。那些因为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友善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们，现在已经用轻蔑的眼神对视了。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一些事情而消失，当张伯伦从飞机场进城的时候，夹道的人们冲着他欢呼是无济于事，在唐宁街或者其通道热烈欢迎他的人群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执政党议会领袖和党员的积极努力也不能奏效。当时，我们处于少数地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不过我们并不会为这些问题着急。内阁的根基已经被动摇了，假如发生什么的话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的。内阁仅有一位成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将自己举足轻重的职位辞去了。他曾经决定动员舰队，这样海军部的地位就会提升。他从欢呼的人群中站出来，表示对首相的做法完全不赞同，可这...
针对慕尼黑事件下院进行了一天的辩论。辩论刚开始，库珀先生就发表了演说，表示自己要辞职。在我们的议会生活中，这件事情是非常杰出的。他没有用讲稿，神态自若地发表了四十分钟讲话。党内的多数派是他的对立派，这些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讲话。此时极其容易就能争取到反对政府的工党和自由党的喝彩。可是对于保守党内来说，这就是一次可以引起巨大分歧争论的演讲。他说的话中有一些值得记录的真理：
恳请我的同事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出发，更不要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局限在这个小国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出发。我们还不如说这样的话：“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略一事，迟早会引起欧洲大战。如果那一天来了，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参战。我们没有选择站在哪一边的自由。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全世界，好让那些准备破坏和平的人知道应该为什么放弃这种做法……
后来，在星期三上午，张伯伦先生最后一次发出呼吁。经过四个星期的谈判，希特勒总算在最后打算做出一点点让步，或许他会退让一点，他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做出了一点让步的准备。不过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在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写给他的信，而是在天刚亮的时候英国开始动员舰队的消息。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因此我们就无法知道两个消息中哪个对他影响更为明显，让他决定同意慕尼黑之行。可是我们知道过去他从不让步，而这一次他让步了。我已经催促动员舰队很多天了，我相信因为外交辞令慎重和保守，外交公文上又有附加条款，所以这些并不比行动的语言更容易被希特勒所了解。此前，我曾经希望在8月底之前能采取这一类的行动，那时候首相还没有去贝特斯加登。我建议说，这种行动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前往德国一同进行。我记得首相的意见是，那样会让威尔逊的使命受损害，而我却认为这对他顺利完成使命有帮助。
这就是我和首相之间多日来的严重分歧。首相始终认为同希特勒打交道要用温婉悦耳和通情达理的话语进行交流。我则想只有武力的语言才能让他明白。
对于希特勒先生的友好态度和他说的话，首相是非常相信的。即使希特勒一边破坏凡尔赛和约，一边做出保证，声称会尊重洛迦诺公约。他破坏洛迦诺公约的时候，又开始保证不会进行下一步干涉，不会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希特勒对奥地利用兵的时候，也曾让他的党羽代言，做出了严肃的保证，声称自己绝不会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了还不到半年。我们的首相却至今还对希特勒的保证坚信不疑！
从这次辩论中完全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人们的情绪很激动；第二，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发言中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全面的失败”。人们听了这句话后，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抗议，我只能稍作停歇才能接着发言。人们对张伯伦先生更加尊敬了，因为他为了保卫和平付出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可是这里也不能回避他的一些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他对人或事都曾犯过这种错误，并且据此采取了错误的步骤。我们不能批评他的动机，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同样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两年后，他逝世了，我才就这一点在演说中竭力地称赞他。保守党内部的重要成员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过，这并不会让他们变得不尊重彼此，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私人关系方面短暂地受些影响。还有一个认识我们是一致的。两个反对党——工党和自由党，现在正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他们此前抓住一切机会反对和攻击政府的国防措施，哪怕是温和的、折衷的方式，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希望这样做能赢得人民的信赖。
除此以外，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可以提出来，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只是说出来并不会让他们更荣耀而已。我们在战争方面严重缺乏准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是最积极地证明这方面的情况的。英国政府已经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后于德国，我们那些缺乏保护的方面仍未得到加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最大的城市仅由一百架左右的高射炮保卫着，其中很多炮手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若是希特勒先生信守承诺，那么和平就能实现，张伯伦先生就是正确的；若是不幸，希特勒说的是谎话，那么我们最少也需要一点时间做准备，才能补救疏忽所带来的糟糕境地。一般人因为暂时不必面对恐怖的战争，而感到一种突然放松下来的快慰。所有这些考虑，让政府的支持者们对政府表示了衷心的赞叹。英王陛下政府“在近期的危机中使用的防止措施”被下院通过了，票数为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保守党有三四十名党员的意见相反，他们唯一能表示自己反对的方式就是弃权。我们都正式地采取了这个做法。
在演讲中，我说：
这次的辩论时间相当长。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探讨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慕尼黑等地方所形成的局面有什么差别，那简直是浪费时间。我可以简单明了地把问题说明白，只要下院准许我将一个比喻稍作修改就可以了。一个人拿着手枪指着你，让你掏出一英镑，你刚把一英镑交给他，他又用手枪指着你要两英镑。最后独裁者说可以先收你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让你保证随后交出剩余的部分。
对和平，首相始终都在坚定不移、毫不放松地追求着。人们都知道这一点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如此不屈不挠地、激烈地保卫和维护和平之心是前所未有的。不过我对此却弄不明白，若是一直以来，英法早就做好了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那么这次怎么会被卷入危险，几乎与德国作战呢？我相信，首相带回来的条件在夏季的某一天就可以轻易通过一般外交途径而达成协议。我的意思是，我确信若是在夏季的某一天，如果向捷克斯洛伐克人表明他们必须自己解决这件事情，并且西方国家不会给他任何支持，那么他们即使经历一些挫折，也早就可能获得更好的条件了，总之，他们不会有更糟糕的条件。
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陷入了沉默、悲凉的黑暗中，成了被抛弃的、四分五裂的国家。它长期追随法国，在法国的政策领导之下，结果站在法国身边的它，却在各个方面吃了大亏……
若是英国落入德国纳粹的手中，被德国控制，必须服从它的命令，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不能忍受的，即使我们必须靠着它的善良和恩泽才能过活，也是无法忍受的。我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尽力督促政府在各个方面做好防务工作。首先，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它的实力必须比任何有实力攻击我国海岸的国家强；其次，联合各个国家的集体力量；随后，以国际联盟的盟约为基础再建立联盟、签订军事条约。这样就能实现力量的联合，不管怎样都要将那个国家前进的脚步阻拦住。可是这些心思都白费了，那些似对非对、看似有见地的借口，将这些主张都破坏并废弃了。
英国勇敢而忠心的臣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再大的代价他们也不怕。上周的局势如此紧张，他们也没有丝毫畏惧。他们得知暂时可以不必面对艰苦的磨难，因而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流露出抛开重负的轻松心情。我当然不会对他们有怨言，可我认为他们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英国的国防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还有很多被忽视并且尚未开展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我们将深受其后果的影响。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可怕的历史阶段，欧洲也不再平衡了。有一句让人感到害怕的话，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听一听：“已经在天平上称过了，你们的分量不够。”如果认为这件事情从此就结束了，那你们就错了。讨债才刚刚开始，以后每年我们都会品尝这种苦酒，这不过是第一次品尝苦味而已。我们只能打起精神来，重新找回战斗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站起来，像往常和从前那样为保卫自由而战斗。
英国人出于善意，非常诚实地相信在慕尼黑已经取得了英德之间的和平，因此而感到非常庆幸。希特勒对这些反应却是冷漠的。在张伯伦极力要求的那个保持友好关系的宣言上签字后还不到两周，他就于10月9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了演讲，他说：
对方的政治家向我们要求和平……但他们统治下的国家政治体制随时可能让他们丢了官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些并不爱好和平的人。这种人已经在等待时机了。我们都知道，若是英国不再是张伯伦先生执政，而是艾登先生、库珀先生、丘吉尔先生执政，则他们的目的将是马上发动又一次的世界大战。对此，他们毫不隐瞒地公开承认。除此以外，我们也知道过去背后潜伏着犹太国际这个威胁最大的敌人，如今仍是如此。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国家已经制定了体制，且站稳了脚跟。我们更知道，某个国际新闻社在靠说谎和诽谤换来的势力也不小。这使我们不得不更加警觉，必须时刻想到需要保护自己的祖国，维护和平。我们时刻不能放松，必须为自己做好准备。
所以，我会根据我在纽伦堡发表的演说那样去做，用最大的力量，集中精力将西部的防御工事建设好。我们现在还要将防御工事前的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我们的防御工事。
他还说：
如果情况好的话，也就是英国人能不再显出凡尔赛和约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神气，那么我们就用不着看这个女管家的脸色了。假如英国政要再问起德国境内的德国人未来就属于过分的举动，即使问及属于德国的其他人的命运也是不正当的。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去过问英国的事情。除了德国以外的国家，都该管好自己的事情，比如管管巴基斯坦的事情。
慕尼黑协定带来的那种从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感觉渐渐地归于平静了。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令他们左右为难。此前首相说：“我深信我们的时代是和平的。”可是他的很多同僚则认为应该趁机重新武装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带来的机会。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慕尼黑危机应该引起警惕，并且我们的防务也要求我们尽力重整军备，从高射炮方面尤其能显示出这种种弱点。可是在看希特勒方面，他的情绪因此而发生了极大地震动。也许他可以借此机会说：“这种态度，算是对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吗？这算是友好吗？假如把我们当作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么你为什么又要重整军备呢？请你保持对我们的信赖吧！让我保留军备好了。”根据议会已经掌握的材料看，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是这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当时英国国内有非常激烈的情绪，要求尽力扩张军备。这当然会受到德国政府的反对，它还会授意报纸媒体抨击此事。可全英国的舆论也是不可置疑的。即使首相只能让他们暂时避开战火，他们也因此感到欣幸，高声喊出响彻云霄的口号，可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担心军备问题，他们感到迫切需要军事力量。每个军事部门都指出军备在危机发生时暴露出缺乏的状况，这是令人担忧的。内阁取得了一致，并做出了一个比较适中的计划。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必须尽力做好准备，但不适宜采用更大规模的举动，这样可以避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并且也可以令本国的贸易政策正常进行下去。
慕尼黑事件以后，张伯伦先生没有被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所压倒。这当然是他的功劳，因为此时若是举行大选，毫无疑问地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可是那年的冬季确实是令人焦急和困顿的，在那些曾经拒绝对慕尼黑协定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尤其如此。在各自的选区里，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保守党党部的反对。一些人积极活动，激烈地反对我们，不过，一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我们热情的支持者。我的选区是埃平区，这个区的情势发展迫使我不得不做出明确的声明，表示如果当地的党部做出弹劾我的决议，我将立刻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然后再加入补缺的竞选之中。可是霍基爵士是我忠实的、勤勉的战友，他和周围的一群人坚决支持我，每一步都要尽力争取，毫不放松。在他们的艰苦战斗后，党部终于在一次决定性会议上，让我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我在黑暗时期的一个收获。在这个暗淡的冬季里，直到11月，我们又针对国防问题进行了一次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讲。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 11月 19日
我很遗憾地听说，你为了我在上周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感到不愉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说首相在提及1914年的旧事时，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军事动员之后的检查，无论如何都会发现一些不足和缺陷。所以你对他的指责，我认为他并不能接受。当然，我本可以避免提及你，只是我还认为，若是在辩论中以他人曾经的发言作为自己的论据更为有效些。另外，我在周四那天的处境相当复杂。对你的那篇展开激烈攻击的演说，我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欣赏。在那篇演说中，你对政府最近三年的政绩进行了抨击，这三年中，我是在最后的六周离开政府的。因此如果你希望我完全认同你的看法，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也不大可能投赞成票。不过，我还是请你多多原谅，我很抱歉。无论你是否认为我有足够依据才冒犯你，都要请你原谅。对我而言，我们之间的友谊和联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忠告对我来说也是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 11月 22日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真心地向你致以谢意。在我们这个狭小的朋友圈子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相互指责当然是个极大的错误。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力互相帮助，而不是相互中伤，以免他人得利。善于表达的你很容易就能表明自己的立场，当然就没必要再将我们的意见分歧表达一遍了。一直以来，这也是我所遵守的原则。你的发言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的一些朋友却认为你偏离正题地回答我的提问，他们因此怀疑你的用心到底是什么。比如他们会想到你是否有意让我在反对政府的保守党人中被孤立起来。不过我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你的来信措辞婉转，我也觉得轻松了很多。我们政敌人数众多，而我们人数又如此之少，目标又如此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相互削弱。
我听了你的演说。我认为其中的一部分非常之精彩，特别是你将这三年来我们所经历的灾难，在不用讲稿的情况下都能讲得如此全面。
对这次辩论，我感到很遗憾。张伯伦现在安稳了，没有任何牵挂了。慕尼黑事件已经过去了。防务上的缺陷再次被抛到脑后去了。国防军备问题至今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我们喘息的时间是花费了可怕的代价才换取回来的，可惜又要被浪费了。为这些国事，我一直充满忧虑之情，在你请我一同共进晚餐的时候，我也显得不够礼貌，那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在发言的开头说了那些话。
无论如何，我都是你忠诚的、真挚的朋友。
1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选举出了一位总统，弥补了空缺。新总统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哈查博士。布拉格组建了新的政府。这个政府现在孤立无援，它的外交部长说：“在最近的未来，根据欧洲和世界的大环境来看，我们没有希望获得安宁。”希特勒的想法也差不多。11月初，德国将抢来的赃物正式瓜分了。波兰毫无顾虑地将特申据为己有。斯洛伐克人一度被德国当作棋盘上的小卒，现在他们实现了自治，但却没有长久的保障。匈牙利在牺牲斯洛伐克的利益时为自己换得了一杯羹。英国的下议院把这些慕尼黑事件的后果讲出来以后，张伯伦的解释是，英法两国的承诺是在慕尼黑协定后的国际保障，该保证只是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无辜受到侵害时的假设，而它的现有疆界问题则不在承诺范围内。他用一种置身事外的神气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为调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作证。这些划定边界的人是否认为划定的界限不可更改，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想他们不大可能这样认为。或许，他们都能想到这些边界有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调整。不要把这些人当成是有超乎寻常本领的人，他们没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永远正确的边界，这是情理之中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是否正当，而是通过什么方式调整，究竟是靠战争还是靠谈判和讨论。边界的调整还没有结束，关于匈牙利的边界问题正由德国和意大利仲裁，它们会最后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边界线。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用不了太久，还得继续说。
我在1938年11月17日写了下面的话：
目前首相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和他要做的事情，他的看法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他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自己的看法。在他的认识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同他达成的协定能令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很好的获得安宁。对他的动机，人们无法反对。他的信心和勇敢，也是人们所无法怀疑的。他拥有除此以外的、选择做他认为正确事情的权利。那些在英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和在英国必须面对的事情和可能要面对的事情上，即使人们的看法与他不同，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权去阻拦他。我们没有权利让他放弃使用他所能使用的方式和手段，也没有权力使他放弃自己所坚持的道路。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并且他有这样的意愿。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知道他的计划会给我们带来何种结果。
首相认为德国在征服和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纳粹政府的胃口已经感到满意了，因此他相信在欧洲大陆上，希特勒不会再继续做领土扩张的打算。或许他打算争取保守党的同意，将目前属于英国托管的地方（包括被认为完全属于托管一类的地方）全部交给德国。他坚信，只要让德国收回失去的国土，英国和德国的友好关系就能长久地保持下去。他还确信结成这种友好关系后，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的英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力量并不会被削弱。我们双方一致认为这种团结是应当的，而且是需要加以维护的关系。张伯伦先生确信这所有的一切都能安抚有怨气的国家，也确信那些普遍达成的协定，能换来长久的和平。不过，这些都是推测和愿望罢了。只要我们想想，就能想到一系列与之相反的可能。对那些难以忍受的事情，他或许会要求我们忍耐，或许他只能无奈地要求我们忍耐。再进一步说，在此次艰难的谈判中，对方或许跟首相不同，并没有被激发出那种善意和信用。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是被迫的，是不得不付出的，可是这或许还远远不够。不列颠帝国忍受了巨大的耻辱和伤痛，却没有令欧洲大陆的局势发展转移方向，也没有让这种发展止步，这也是代价之一。拖延，最多也只能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我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得知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党给首相留下的印象是否符合实际。而且，我们在明年这个时候将看到绥靖政策的效果如何，是起到了该起的作用，还是激发了更为凶残的野心。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为了防止首相上当受骗，或者防止他采用了错误的手段，必须加强我国的防御力量和抵抗能力，这样即使情况非常糟糕，也可以有喘息之机。
张伯伦先生不管人们对“我们这个和平的时代”怎么看，都坚持认为必须离间意大利和德国。对此，他的看法是明确的。他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且对此充满了希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还打算拉拢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样他就能拥有同德国和解的筹码，不过代价不菲。他还必须在与意大利独裁者言归于好的同时拉上法国。这简直就是普天之下皆为友爱。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系统地研究这个建议的结果。
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于11月底访问了巴黎。首相建议法国政府访问罗马，虽然法国同意了，但是却不怎么热衷。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得知了一件令他们感到高兴的事情：法国正在效仿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签字，打算做一个声明，像英国声明英德未来的关系那样。1938年11月27日，博内先生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一封信，其中表达了法国政府的这一意图。信中这样写道：“昨天在巴黎进行了讨论，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明确表示，他们对那个与英德声明性质上相同的声明很满意。对国际形式的缓和工作，这个声明将直接做出贡献。”[1]里宾特洛甫专程带着沙赫特博士赶往巴黎，就是为了进行这种讨论。德国人希望签订这个一般意义的友好协定，也希望能具体签订一项经济协定。对于前者来说是一种收获。12月6日，在巴黎签字后，对后者来说，即使博内先生很想成为法德达成谅解的缔造者，也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
在访问巴黎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先生还有更深层次的使命和动机。希特勒也想离间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这跟张伯伦企图离间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一样。博内先生在叙述他和里宾特洛甫的对话时，涉及到这件事情，这段谈话颇有意思：
我对里宾特洛甫说明了英国方面的情况。英德关系若是得以改善，对欧洲整个局势的任何政策方面的发展都会有益，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切作为也都是以缓和欧洲政策为目标的。目前局势的责任方面，德国的外交部长正力求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在慕尼黑事件以后，英国政府和英国报纸在一段时间里表达了一种理解的态度，特别是后者。随后，它们却对柏林政府表达了让人失望的一种态度……德国感到气愤的是，在英国议会中，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发表的政治意见越来越多，还有一些报纸的评论。德国人根本不可能限制报纸对此不做出回应的。英法团结从根本上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不可动摇的，我把这一点重新申诉了一遍。我直接指明，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就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因此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善，这样才能与法德关系并存和平衡发展，如若不然，则为不妥。[2]
慕尼黑事件结束后的一年里人们曾有些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到底是协约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快，还是希特勒方面快。很多英国人知道我国的防务缺陷，如今他们看到英国空军每个月都在扩充，看到大量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即将出厂，他们感到一种从重荷之下解脱出来的快感。英国空军中队正在接连不断底扩大编制，高射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为战时部署而进行的转变也在加快速度。可是有些宝贵的改进同德国军备的增长速度比起来，立刻就显得不值一提了。前面也提到过，需要四年才能完成英国全境内的军需品生产计划。第一年什么也不能生产，第二年能生产出很少的产品，第三年才能成批的生产产品，第四年才能连续不断的大量生产。再看看目前的德国，它的战备工作的情形同战时不相上下，节奏紧张，发展迅猛。它的行进速度已经可以赶上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程度了。英国的推进不过是在非紧急状态下有所发展而已，与德国相比较，规模要小很多。英国在1938年至1939年的全部军事开销数额为三亿零四百万英镑。[3]德国的军事开支最低也不会低于十五亿英镑。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年，如果将德国军火的总产量同英法两国之和相比较，前者可能超过后者两倍，保守估计也不会少于一倍。德国生产坦克的所有规模巨大的工厂都在生产产品。德国不断拥有比英国多很多的武器。
捷克斯洛伐克被征服了。这意味着协约国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力量的支持，首先是失去了二十一个正规师，失去了已经动员的十六或者十五个后备师，其次失去了它的山地防御工事，在慕尼黑危机中，德国为了在这一防线部署兵力，不得不消耗三十个师的兵力，那可是德国已经全部训练好的机动部队的主力军。根据战后审讯的供词，哈尔德和约德尔两位将军说，在慕尼黑事件时的部署使德国在西线仅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一个是一线正规军，也就是第五师。对我们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就是损失了将近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另外，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兵工厂在中欧排名第二，现在也交给对方了。从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这个兵工厂的总产量相当于该段时间内英国所有兵工厂实际产出的总和。在德国如同战时状态般努力地工作时，法国的工人却于1936年就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度。
法德陆军实力对比不幸地发生了变化。自1938年，德国陆军逐月增长，不但数量增加，编制上和后备部队的累积也同样在不断增长，同时陆军的质量和战备熟练度亦是逐月提高。德国军备连续扩充的同时，官兵的训练也在继续，一般官兵的技术熟练程度也在不断发展。在看看法国，它的陆军就没有这种扩充和进步。德国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法国。
法国在1935年并不需要协约国的帮助就可以攻占德国，而且无需经过大规模的战斗就能做到。1936年，法国的实力还不容置疑，绝对具有压倒优势。现在，我们从德国透露的消息中可以得知，1938年这种情况也没有消失。德国军事的最高统帅部之所以对希特勒的各种行动加以阻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希特勒的行动成功了，而且他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名望。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慕尼黑事件后一年中的情形，这段时间的德国即使在训练后备军，但仍不及法国，只是在效率方面已经变得非常之高。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从这方面看，德国人口是法国的两倍，因此德国军队无论使用何种标准都会胜过法国，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德国军队在士气上也优于法国。任何一只军队在抛弃盟国、畏惧战争的情况下，士气都会减弱。官兵会因为被迫屈服而变得缺乏斗志。德国的民族，被信心、成功和日渐强大的力量激发着，他们的战斗本能已经显现出来；法国却自认软弱，因此法国官兵无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垂头丧气之感。
我们在一个重要方面刚刚追上德国。我们的地位因此略有改观。1938年，我们开始用“旋风”式替换“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后来开始用“喷火”式替换旧战斗机。我们在这一年的9月，仅有五个中队配有“旋风”式战斗机。旧式飞机的储备和零配件只能抛弃，因为根本用不着它们了。德国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德国有“米式”飞机，而且数量庞大，我们的旧式飞机跟本无法与之抗衡。1939年的一整年中，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中队配备了新式飞机。1939年7月，我们已经拥有新式战斗机的中队达到了二十六个，虽然因为时间有限，来不及大规模建立储备和备用零配件，但是每架飞机上已经装有八挺机关枪了。1940年7月，在不列颠空战中，我们一般用来作战的中队有四十七个，都配备了新式战斗机。
德国方面的实力增加的数据如下：
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实际上，德国空军的扩充是早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我们开始努力的时间比他们晚了大约两年。1939年到1940年期间，德国增加的数量仅为百分之二十，英国的现代战斗机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我们在1938年的质量方面还差得很远，尽管在1939年我们尽了力，对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有所弥补，可在1940年同德国的力量比拼中，我们还是处于劣势。
伦敦在1938年可能遭遇空袭。不幸的是我们对此没有任何防备。不过德国只有取得了必要的基地才能逼近我们的海岸线，也就是说只有占领了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才能展开不列颠空战。假如德国没有取得这些基地，就无法为自己的轰炸机护航，因为当时的战斗机航程还比较短。德国在1938年和1939年是根本无法击败法国的。
直到1940年，德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这些坦克是用来突破法国战线的。在西线，法国军队的优势仍不可忽视，只要德国还没有征服东线的波兰，那么它就无法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只有后来法国被迫投降以后，这种情形才能发生。这其中还没有将苏联的态度计算在内，更没有计算捷克斯洛伐克可能进行的抗争。我认为，有必要将该段时间内的空军实力做一次数据对比，不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被这些数据所更改的。
虽说，在慕尼黑事件后，我们“有了”一年的时间可用来做准备，然而上述原因导致英国和法国同希特勒的德国对比变得更糟糕，还不及慕尼黑危机时好。
1938年，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实际情况。这一整年当中，希特勒将很多百姓和士兵纳入了德国，其中包括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这无疑使他在力量对比上转而占据了优势。
[1] 《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原注
[2] 《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原注
[3] 1937—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英镑。1938—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英磅。1939—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英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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