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晚清最为诡秘复杂的政治事件之一。
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六君子”被斩，这三年间，康梁起自江湖，一步步踏入凶险莫测的清廷中枢，最后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海外，整个过程中充满着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妥协、暗斗、最后直至白刃相见。然而因为宫廷内卷太多黑箱，言出于口而止于暗室之门，使得这段历史的真相，始终迷雾笼罩。不过，随着更多史料逐渐解密拼接完成，真实的戊戌变法过程，也便渐渐浮出水面了。本系列打算用几篇文章来解析。
1895年4月中旬的北京宣南会馆，似乎充满着生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们，刚刚参加完会试。在等待发榜期间，这些即将金榜题名、开启漫长仕途的国家中坚们，拜同年，邀雅集，终日辗转于各省各地会馆之间。
然而，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像一道暴雷，把所有的惬意和希望炸得粉碎。举人们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此间，广东南海籍举人康有为、新会籍举人梁启超聚会于杨椒山祠，准备上书皇帝、反对签约。
一、杨椒山祠往事
杨椒山祠，又名松筠庵，是明代忠臣杨继盛故居，在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智桥胡同12号。
智桥胡同的路牌，在沿前三门大街拐到宣武门外大街南行，一个正在推销有奖储蓄的小邮电所旁边拐弯处。今天的智桥胡同，是一条只有200米长的破旧小巷，极不起眼。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四九城内一处颇负盛名的所在。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被贬。仇鸾倒台后，与之敌对的首辅严嵩，将杨视为同一阵营的盟友，于是杨继盛连升四级。
然而，杨继盛憎恶严嵩胜过仇鸾，认为严嵩是比仇鸾危害更大的奸臣。经过反复思量后，他斋戒三日，然后断然上书弹劾严嵩“十罪五奸”。结果可想而知，杨继盛被捕下狱，严刑拷打到体无完肤。据《明史》记载，他受刑昏迷后半夜醒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吓得狱卒差点把手里的灯都掉地上了。三年后，严党终究还是没放过他，将他处斩。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台湾学者高阳认为，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正因此，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都归于瓦砾，而杨继盛故宅独存至今。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户部侍郎毛树棠将杨椒山祠扩建为河南会馆，又名“嵩云草堂”，清末文人学士经常在此聚会。
杨椒山祠
二、“公车上书”真相
在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杨椒山房是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发源地：
1895年4月22日，他起草了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在文中还特别指出，前三项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来自十八个省的1200多名举人，一起在杨椒山祠响应了康有为的上书。
5月2日，康有为等举人和数千市民一道，汇集到“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这就是今天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公车上书”经过。上书的结果是，“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意思就是条约已经盖了大印了，没法挽回了，所以都察院拒收。
但据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考证，康有为的说法是很可疑的。当时其实有两次“公车上书”，一次是由高级京官、封疆大吏们组织的上书。
早在4月14日，也就是《马关条约》最终签订前三天，代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已经致电清廷中枢，强烈反对中日和议条款：“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4月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也上书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半数以上封疆大吏，都纷纷上奏反对。封疆大吏之外，十多位爱新觉罗宗室及二品以上京官，五十多位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也上奏反对，再加上其他各部门的官员，总计多达600多人次。
公车上书部分签名人
在官员们的影响下，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纷纷上书。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从4月30日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察院每天都在代奏大批举人们的上书。当天，梁启超领衔的80名广东举人上书，也在其中。
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5月2日这天，都察院转递了八批。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5月8日，数量多达31件，签名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全部送到了皇帝手上。并且，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
所以，康有为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所谓“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三、营销大师康有为
“公车上书”风潮刚过，康有为就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名叫《公车上书记》的小册子。书前刊有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和康有为《自订年谱》完全不一样：
按照这个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就是没有去递交。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大局已定，不复可救”。而且聚集的地点也是在松筠庵，而不是都察院。这样，他所谓的“公车上书”大概只能成为“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何况，松筠庵也挤不下上千人。
所以，“公车上书”的说法，就是康有为自抬身价的大忽悠。他后来还这样介绍《公车上书记》这本上册子的由来：“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把美国公使搬出来，目的无非也是自抬身价。
《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是康有为让门生在上海租界里自行出版的，首印后，广告刊载在当年7月10日的《申报》上，距松筠庵会议才68天，康南海先生不愧是精明的营销大师。
“营销大师”康有为
为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先后刊登过六次广告。不过，书好像卖得不好，首发50多天后，《申报》又登了一则“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的启事。
由此可见，康有为当时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不过，茅海建先生认为，尽管销量不佳，但《公车上书记》的刊行，还是是康党非常有效的自我营销和炒作。之后，康梁不断涂抹这段历史，最后真的如愿打开了通向清廷中枢的直道。甚至后世很多历史学家们都一直坚信，康梁在这波维新变法风潮的引领作用。
但无论如何，一波声势浩大的晚清变法改良运动，已经由此启幕了：“公车上书”之后，康梁等在北京、上海办《万国公报》、《时务报》倡议维新变法，严复、谭嗣同等在其他地方响应，一波浩大的变法维新风潮，已经拉开帷幕。
梁启超
四、究竟是在操弄“公车上书”？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背后，其实另有真正的操控者。他们是帝党骨干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文廷式等人。他们试图借助朝野力量，在战败后另寻办法阻挡《马关条约》签订。而康有为不过是借势炒作，试图从中捞取足够的朝野声望，来打开一条去往政治中枢的通路。
装备了速射炮的日本海军“吉野号”，它本来应该出现在北洋舰队序列
吊诡的是，身为坚定主战派的翁同龢，恰恰要对甲午战争最后的失败负重要责任。基于私怨，翁同龢处处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之前，英国人曾建议清政府“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但是翁同龢不断拖延阻挠，最后那两艘速度快、炮门多的快船，被日本买了去。其中一艘，就是击沉中国舰队船只最多的日舰“吉野号”。
撰文：毛剑杰
编辑、排版：渡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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