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1967年10月17日，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为当过最高封建统治者而深深地忏悔，当然他也为最终成为一个公民而感到欣慰。
图 | 末代皇帝溥仪
临终前，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微弱而令人心酸的：“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从天上走到人间的皇帝，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在后来成为了“大热门”，尤其是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更是给无数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在刚出版没多久，就加印了近200万册。这本书在世界各国都十分畅销，有的日本人看了书后痛哭流涕地说：“八年战争中国并没有打败日本，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却让无数日本人跪倒在地！”
《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其实并非溥仪独立创作，而是由溥仪口述，作家李文达代笔。
他同溥仪一样是这本书的作者。当时为了这部鸿篇巨著，他曾近百次前往故宫，循着溥仪在宫中的嬉戏与成长的足迹，冥想小宣统在这里登基、被朝拜的宏大场面。
他对这里的一宫一门都是那么熟悉，乃至与溥仪共同完成这本书后，被朋友们称为“半个清史和故宫专家”。
李文达曾对执导过电影《末代皇帝》的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说：
“从您的影片中，可以看出，您对溥仪的理解是准确的，但这里的‘龙’并不是‘龙的传人’中象征一个伟大民族祖先的‘龙’，不是封建迷信者或欣赏者心中的‘龙’，也不是哗众取宠，只抓票房价值者口中的‘龙’，而是被神化成鬼化了的变形的人。这便是溥仪的‘人—龙—人’三部曲。”
但是，令李文达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人在家中坐，纠纷天上来。”
他从没有想过，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问世26年后的一天，自己竟会被卷进一场复杂的纠纷案中，他的“作者”之一的身份，早在该书出版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确认。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名叫李翰祥的导演，以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而被人们所熟知。
他找到李文达，说道：“意大利的导演拍《末代皇帝》这是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把版权交我在香港登记，我给你一笔绝对让你满意的钱，还有你写过的一篇有关溥仪后半生的东西，我们也一起签个合同。”
李文达是一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在天津上南开中学时便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
1936年，正在上海美专求学的李文达放弃学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前线抵御日本的侵略，他在江浙一带多次打游击，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浴血奋战。
后在《淮海报》任战地记者，在新四军中做过青年工作和教导员。解放后，李文达一直在重要的部门工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给他带来了极为严谨的工作作风，还有永远不曾泯灭的理想和信念。
图丨溥仪
对于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内心是痛恨的，在痛恨的同时也增添了警惕。
面对这样一笔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可观收入，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公民更不要说一个党员，怎么有权私自与大陆以外的人签订合同呢？
“签订合同的事，我不能答应，因为我还有组织。”李文达很有礼貌地谢绝了李翰祥。
几天以后，李翰祥的侄子又打电话给李文达，再次要求蹉商此事。李文达仍然彬彬有礼地拒绝。
但李翰祥转而公开宣称李文达只是拿了稿费，不拥有版权，这使李文达生气，也极为庆幸；幸亏没有和他签订合同。
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歪曲，李文达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冤屈再大，也不会超过那七年的铁窗生活了。
况且，现在和过去的确不可同日而语，自己完全可以公布事实让天下人明白真相。
如果这一次再不说清楚，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中国出版界的声誉。
李文达在书房里提起了搁置多日的笔，回想起20多年前那个戴着深度近视镜，既有着独一无二的复杂经历又像不谙世事的孩子，既有点可笑又有点可怜的老伙计——溥仪。
图丨溥仪
那是20多年前了，李文达刚到群众出版社就担任编辑室主任，一位五十开外动作有些迟钝的人来到办公室，他对屋内所有人都点头招呼，毕恭毕敬，他就是李文达首次见到的溥仪。
“你们说要给我出书，太谢谢了。我也不太会写，原来那个简单的油印本是我弟弟主要执笔的。”溥仪显得很诚恳。
出版社另一位同志说：“老李，你手上事不多，你帮助他修改一下吧。”
李文达说：“我花上个把月的时间试试吧。”
溥仪高兴地走上前去，握住李文达的手说：“谢谢您！”
几天后，也就是1960年4月，李文达带上几本新印出的灰色封面的《我的前半生》，又带着编辑准备大删大改时用的剪刀和浆糊，来到香山脚下的植物园。
此时，溥仪在技术员指导下，学习温室下种、育苗、移植等工作，李文达在温室里找到他时，他正干得津津有味。
“我们领导很支持我写书，让我以后上午劳动，下午和您一同研究。”溥仪颇为知足地对李文达说。
李文达在香山饭店包了一个小房间，每天午睡过后，总是看见笑容可掬的溥仪腋下夹着手提包站立在房门口，他头一句话也总是“您睡醒了？”
然后每人各占一张沙发椅，李文达摊开上午写下的各种构想的笔书本，溥仪像例行公事似地从书包里取出“看书眼镜”，摘下“走路眼镜”。
溥仪的经历太复杂了，往往为了一件事情的回忆和核对，就要占去一个下午的时间。傍晚，他们共进晚餐，从饭堂出来，李文达顺山路而下，一直把溥仪送到植物园。
植物园的空气太好了，有时候他们忍不住坐下来继续长谈，直到夜色把眼前的大山吞没。
李文达回到住所，还继续将溥仪谈话的内容整理出来，直到凌晨一、两点入睡。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李文达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后的愉悦，相反却增加了更多的忧虑。
他感到原来那本简单的灰皮书远远容纳不了溥仪的前半生。
写的太过简单不说，对于他思想变化的脉络也很模糊，整本书都是以罪人的口吻痛骂自己。
关于这一点，李文达已经听说毛主席希望溥仪不要把这本书写成悔过书，不要通篇都是检查。
李文达觉得，溥仪的笔是难以写透他自己的，正像很多经历丰富而奇特的人都是无法写出丰富而奇特的自传一样。
完不成任务的心情是沉重的，李文达来到植物园，对溥仪说：“老溥，我答应您一个月修改完，可越谈头绪越多，容量越大，看来不能不延期了。”
溥仪边用手中的小铲一边松土一边说：“那就延期吧，能弄得更好点。”
李文达向溥仪提议，可以换换主题，不要只是认罪，可以写一个封建皇帝是如何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花木工人的。
当“工人”两个字刚说出口，溥仪猛然抬起头，异常激动地抽泣起来，他不是为皇帝变为工人而感伤，而是觉得从罪人变为公民太感动了。
李文达看着溥仪的样子，心中也在思忖：这样的皇帝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个，若不把他从“天上”到人间的经历写出来，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这位到晚年真心热爱国家的老人。
李文达决心再留下几天，让溥仪重新提供素材。
尤其是抚顺时期的材料，在宫中、张园及伪满的大量历史事实和细节。具体到人物，就要有形象，但不管李文达怎么提示，溥仪还是讲不细。
从询问中得知，溥仪基本上没有看过文学作品，甚至连《红楼梦》也没有读，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
更麻烦的是一个养尊处优，生来就百事不操心的皇帝，对他所做过的事的历史背景和有关人物也不甚了解。
通过多次谈话李文达发现，其实只要先将事情的背景给他讲清楚，然后再提问，溥仪就会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为了模仿溥仪的口吻，李文达要读两遍四书五经，要寻访已剩不多的在宫中呆过的人，要找他乳母的旧址并与她干儿子长谈。
这项工作是太浩繁、太复杂了，若要写出一本像样的书，别说个把月，就算是一、两年都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李文达在香山延期住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十余小时，假日也从不休息，但仍整理不出一份全面的提纲。
看来修修补补和动大手术都无济于事，只能另起炉灶了，李文达把这个想法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认为要写出一本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真实的书，而决不应仅仅是一份悔罪书。
几天以后，李文达来到东北战犯管理所及溥仪去参观过的几个地方，战犯管理所对这件事非常支持，特别把老所长请回来，把当时离开的监管干部调回来。
李文达向他们了解了溥仪当时在战犯管理所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刚进管理所时，他身上的皇帝习气表现在哪些地方。
他们长谈了几天，使他对皇帝的性格，皇帝的所为和生活的环境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觉得回去后起码可以向老溥提上几百个问题。
接着，李文达又找到与溥仪共同生活过的战犯，伪满时的“皇娘”李玉琴，还找到溥仪参观访问过的老大娘、劳模、农民、工人，他们都向他提供了溥仪未能讲出的许多生动的细节。
东北之行的调查仅仅是一部分，更困难的是年代久远的晚清史料与溥仪的宫中生活。
李文达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清史稿，大清会典，读了摄政王载沣日记、郑孝胥日记、《紫禁城的黄昏》，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从溥仪入宫到1924年出宫这一段时间的大部分档案资料。
许多资料尚未清理归档，还用当年宫里的黄布包裹着。由于内容太多，出版社不得不派一些同志做助手，把有用和无用的进行分类。
李文达还找到了首领太监张谦和，在天津张园时期的英文翻译蔡存耆，他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李文达又按提供的情况查阅了档案和秘籍，仅溥仪在张园做寓公时期的档案就看了差不多十平方米一屋子，李文达还翻阅了全套的《北洋画报》、看了大量的显微照片.....
图丨《我的前半生》手稿
这样地花费心血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这些工作仅仅是动笔前的准备阶段。
溥仪和李文达共同进入了创作阶段，通常都是溥仪坐公共汽车到东交民巷李文达的住所，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探讨。
溥仪有时会为一个生动的回忆而高兴得放声大笑，有时想起自己的罪过，会泪珠纵横。
每当李文达整理出稿子，溥仪总是三番五次地看，有时当面向李文达提问，有时在旁边画个记号或写上几个字。每次谈完，李文达便拿出下次提问的提纲交给他，让他回去思考和回忆。
随着二人合作的步步深入，溥仪与李文达的友情也日渐加深。
溥仪自有记忆以来，便在万人之上。从未尝受过朋友间的友情。直到后半生才开始交友，李文达便是他无话不谈的挚友。
他信任李文达，很多事情都让他当参谋。比如他常接见外宾，他问李文达：“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李文达便说：“你从头至尾，总是感谢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爱听。你要把你的经历告诉人家，通过对比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这比口头上感谢更感人。”
溥仪听完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溥仪还详细地向李文达讲过自己的婚姻，他说他这些年特别渴望建立一个家庭，他的条件只要求女方是一位农村公社社员。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护士，溥仪与她接触几个月就结婚了，李文达记得举行婚礼就是在五一节前一天，也就是那本50万字的《我的前半生》送印刷厂付排的两个多月。
以这个日期推算，李淑贤所说的在婚后常见溥仪写《我的前半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
最终，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直到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先后在北京和香港正式出版，外文出版社也很快出版了有英、德文字的译本，定名为《皇帝到公民》。
对于李文达作者的身份，溥仪没有否认过，出版社也没有否认。
《我的前半生》第一笔稿费一万元，溥仪和李文达各得5000元，而且就署名问题，出版社负责人曾征求过李文达的意见。
全国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的申伯纯同志也建议署上李文达的名字，但李文达认为从宣传效果和做统战工作出发，还是署溥仪一个人的名字更好。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件清清楚楚的事情，却成了人人各自评说的糊涂账。
想到这里，李文达的眼角忍不住流下几行泪水.......
李文达一边回忆一边从家中走出，不知不觉走到当初溥仪和自己工作之余经常散步的地方。
那时从这位“皇帝”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把这本书当作捞取任何实惠的手段，两人一心想做的是从一个别人不可能有的角度反映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变化。
李文达回到家中，立刻提笔写下了《我对历史负责》的标题，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有时会激动的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
图丨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场景
老伴担心地三次催促他入睡，但他一直写到第二天黎明。写到结尾，他的笔不由地颤抖起来：
都是中国人，爱国应见诸行动。溥仪有一次听完周总理同他推心置腹的讲话后，曾含着热泪对我说：“总理讲得真好啊！我们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祖国实在伟大，实在不能不爱它！”
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应扪心自问，我们的觉悟是否比得上当年的溥仪？
这件纠纷不得不交由相关权威机构来裁决了。他们依照国家有关版权规定，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许许多多事实证明，李文达是作者之一。
李文达当年的上级，后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同志说：“我了解李文达同志与溥仪共同写作的过程，我还告诉李文达，既要写书，也要帮助溥仪先生，历史上的许多事他不明白，写完书后他就清楚了。此事我可以作证。”
溥仪的胞弟溥杰也在报刊上撰文：“第一种版本，确实是我执笔的，由大哥口述.....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现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我的前半生》，并不是我写的那一本，而是由李文达同志执笔写成的....大哥，我和我的亲友们都积极提供材料，介绍情况，然后由文达同志执笔，三易其稿....文达成了我们家族亲友中熟悉的朋友........”
图丨溥仪与妻子李淑贤
在版权归属问题上，国家版权局认为：
事实和大量有关材料证明，《 我的前半生》一书，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创作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而是合作者的关系，李文达是一位不署名的合作者。
这本书的版权归溥仪与李文达共有。由于溥仪已故，这本书版权中的精神权利应由李文达和溥仪的合法继承人李淑贤保护其不受侵犯。
版权中的经济权利，应由李文达和李淑贤共同享有。
如果溥仪九泉之下得知这本书会引起这样的纠纷时，他定会断然拒绝用蝇头小利来买绝版权的做法的，因为他晚年多年发自肺腑地说：“我前半生愧对祖国和人民，我后半生要加倍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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