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生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巫师、术士。
“独尊儒术”，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可知它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其内充满一定的偶然性。所谓偶然，包括巧合、某些事件影响及君主的临时起意。
儒学历史久远，经过数千年发展，已成为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历代历朝中，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充满着坎坷与争议。新世纪的今天，儒学有了不同的面貌，正在朝着“复兴”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把儒学当做信仰，还是对其抨击不屑，都不可否认儒学的影响力。
不知何时，关注儒学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当下，儒学更是成为了一种风潮。
此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儒学如此受到关注？
首先，要明白儒学的特点“仁德思想”，儒家所倡导的思想无疑有利用国家稳定，教人从善，便于统治者治理国家。简单概括，即：儒学只是稳固统治的工具，而独尊儒术，只是汉武帝加强皇权的政策。
众所周知，独尊儒术源于西汉，由董仲舒提出，受到汉武帝赏识并全国推行。汉武帝的目的很明确，即利用儒家主张，达到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若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我们需要先看三件事，与三个人有关。
秦始皇“焚书坑儒”——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此事缘由，并非秦始皇憎恨儒学，而是另有原因，且看背景：两千多年前，古人平均寿命不高，哪怕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依旧抗衡不了岁月的力量。作为一统天下的君主，秦始皇自然不甘就此死去，便痴心寻找长生不老之法。
当时，秦国有许多方士受命寻找长生之方，可这世间哪里有什么长生的方法，这些方士知道无法完成任务，选择了半路逃亡。秦始皇大怒，命地方御史调查此事，这御史抓来儒生审问，不料这些儒生并不配合，相合告密。
秦始皇盛怒之下，圈地抓人，共逮捕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事后，朝廷历数众儒生罪状，昭告天下。《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后，为了树立威望，对天下的儒生进行灭绝屠戮。实施过程是先利用官职引诱儒生进入咸阳，而后，再以“种瓜之计”将儒生骗至坑杀地点，进行活埋。
显然，秦朝的“坑儒事件”是经过精心预谋。
以上两段有关“坑儒”记载，存在诸多不同，如人数差异、动机不同，说明“坑儒”存在疑点，这也是后世广泛争议的地方。
有观点认为，秦始皇并非罪恶之人，所杀四百余人与项羽坑杀四十万降军相比，可谓是仁慈至极。另有观点称，秦始皇坑儒次数不止一次，学术界普遍认为至少两次以上，如果秦室进行秘密活埋，或许“坑儒”受难者远不止四百余人。
《秦始皇本纪》对“坑儒”过程的描述仅有四字，即“坑之咸阳”。而另有部分史书，却是详细记载了坑杀全程，甚至，连音容反应都描述的极为真实，仿若目睹一般。目前来看，过于翔实的细节，皆有作者的主观发挥，真实性存疑。
随着现代学者对历史的研究，秦始皇“坑儒”之事似乎有了新的发现。有学者认为：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确实有过焚书行为，但是，并未进行“坑儒”。所谓“坑儒”实则为“坑方士”，即：遭到活埋的四百余人皆为方士，并非儒生。
这种说法拥戴者众多，笔者觉得有这种可能。
回顾历史，秦朝建立后，儒家在秦代的地位显著提高，说明秦始皇并未刻意打压儒学。哪怕是“坑儒”之事发生后，秦代儒家的发展并未受较大影响。其实，“坑儒”实则“坑方士”此观点历代皆有提起，如：清代学者梁玉绳便称“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显然，秦始皇杀的极可能为方士，那为何秦始皇会背上“坑儒”的罪名，其实与各地的政治不同有关。儒家倡导仁德治国，而秦始皇推行法理治国，在儒家眼中，法律是不近人情的，刑罚是残暴冷血的，因此，儒家著书宣扬秦始皇暴政治国，这便有了“暴君”之名。秦始皇并非完美，执政期间确有过失，但“坑儒”一事，属实为儒家强加的罪名。
战国时期，“儒”的含义极其广泛，可将其当做孔孟学派的弟子，也可泛指学识渊博的文人。如庄子，就有人称他为“小儒”。“儒”字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意思，孔子即特意强调，“儒”可分“君子儒”、“小人儒”，重点不在于“儒”，而在于君子与小人之分。荀子亦强调称：“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对于违背儒家思想的人，可以“贱儒”称之。
故而，后世不必在“儒”字上纠结，史书中的“儒”并非为真正的儒学传承者，或为“俗儒”或为文人，或为方士。“坑儒”一事由方士欺骗引起，秦始皇就算报复，也会选择与坑蒙拐骗相近之人，而非饱读圣贤书的儒士。
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刘邦轻贱儒生，这是自古皆知的事情。至于他为何不喜欢儒生，史料中并未进行记载。有观点称：“刘邦不喜欢读书。”其实，这些都是片面说法，没有足够的依据。
与刘邦同时期的项羽，虽说是武夫形象，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读过书。相反，出身贵族的项羽，饱读圣贤书乃是必修课，而刘邦出身普通，中年时期还只是亭长身份，可谓是大器晚成的典范。
刘邦是否文盲，历史并未记载，不过《高祖本纪》曾载：“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意思为：刘邦是经过考试，方才当任亭长一职，且当时要求“以吏为师”，这也说明刘邦还是有些文化基础的。
所以，若说刘邦不喜欢读书人，这点显然说不通。
像他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都有文化基础。既然如此，民间为何盛传刘邦不喜儒生。归根结底，是因刘邦不喜欢儒家那套繁文缛节，而非抵制儒生。当初郦食其投奔刘邦，刘邦正在屋内洗脚，听闻有儒生来见，当即爆粗拒见，称郦食其为“竖儒”。
此话被郦食其听闻后，当即不悦，本身他性情高傲，怎会忍这般羞辱。当下，郦食其推门而入，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不曾想，刘邦不仅未生气，反而顿生赏识，立刻拜郦食其为广野君。
另一个事例还有叔孙通。
当时他见刘邦时，身穿为儒家服装，刘邦看到面露憎恶。意识到不妥后，叔孙通换下儒服，另穿楚制短衣，刘邦这才面色舒展。可知，刘邦厌恶的并非儒生，而是儒家那套缛节繁饰。世人常说，叔孙通是儒家败类，为了奉迎汉王，寻求前程，败坏儒家声誉。
其实，这倒有些冤枉叔孙通了，早年叔孙通在秦朝做博士，他见秦皇残暴，便逃出投刘，这应当为顺势而为，明智之举。叔孙通对儒家的利弊看得十分通透，并利用这点，助刘邦设计朝仪，去糟取精，重现孔圣礼乐精髓。
刘邦在看过他设计的朝仪后，不禁盛赞：“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西汉窦太后喜欢黄老之学，有次，她召来朝中儒士辕固，要向其请教一些时期。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后竟然“请教”一个儒士，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难不成另有目的？
当时，儒家在汉代的地位很微妙，朝内有不少学儒的博士，像辕固就是汉景帝身边的博士，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窦后，偏偏信奉黄老之学，这些儒士自然不敢过于宣扬儒学。当日，辕固到来后，窦后当即发难，说了不少轻视儒学的话。
辕固也不甘示弱，当即反驳：“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
要说辕固胆子也是挺大，说这么一番话，这不是暗讽窦后见识短浅嘛。窦后听后，面色铁青，命辕固与野猪搏斗。堂堂一个朝中儒士，竟然要与野猪搏斗，如果传出去，岂不是令人笑掉大牙，儒学声誉将就此一败涂地。辕固也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得知消息的汉景帝及时赶来，化解了这次危机，否则儒家名声将受到严重影响。
通过以上三件事，可看出儒生的地位十分被动，这种被动一直维持至汉武帝初期，直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儒家才是真正拥有主动权，迎来扬眉吐气的时刻。其实，此时的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
上文所载的三件事，只是儒学与权力擦出的火花罢了，它见证了儒学的发展历程，唯有了解其本质，方能感受儒家思想的玄妙。
不过，后世对于儒学的争议仍未终止，独尊儒术的出现，尽管提升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使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但在一些人看来，独尊儒术的作用言过其实，被后世儒生渲染夸大。换言之，儒家在武帝之前，被压迫千余年，好不容易靠“独尊儒术”翻身，自然会被大做文章，刻意夸大作用。
两种说法争论至今，各有说法。
参考资料：
『《说文解字》、《儒林列传》、《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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