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官僚制》
[日]平田茂树 著
吴志宏 译
中西书局
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在《劝学诗》中曾经这样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此外，描写科举考生生活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载有如下故事：范进五十四岁前，参加过二十余次科举考试均落第，那天他正在吃饭，突然得知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地方士绅们带着许多钱财前来祝贺。不仅如此，士绅们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范进的生活由此大为改变。
科举考试共有三个阶段，仅仅是阶段合格就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若是在接下来的会试、殿试中合格，就能成为官僚，其获得的地位、身份与庶民会有天壤之别，就如同前述真宗的话语一般，得到梦想的所有东西。可见，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立身出仕的巨大机会。然而，这个机会真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吗？
首先，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数十万考生中，仅有数百名合格，中举比例极小。由此，假设北宋时期人口一亿，以中举者为中心的官僚阶层也仅有数万人，是超级精英。考生梦想着获得社会性成功，虽然此后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得以普及，民间教育机构的发达令登龙门的机会增加，但由于官员和科举合格者的数量到清代为止依然维持着几乎相同的水平，因此科举的竞争仍旧是极其激烈的。
此外，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博通哲学、文学、史学，这就必须广泛阅读并记忆数量庞大的书籍内容。十余年从早到晚的学习，早则十七八岁，晚则二十岁前后，他们就要准备参加考试。
初的地方考试合格后，接下来就要在都城停留两三个月，准备终考试。从边境出发到都城有一千公里以上的路程，需花费数月的时间。这趟旅程即便放在今天依然是极漫长的远程旅行，路费加上在都城的生活费用，对考生来说，堪称天文数字。
不仅如此，一次就能高中的情况极为罕见，宋代留存至今的合格者名单（1148 年与1256 年）中，合格者的平均年龄是36 岁。
在没有义务教育的当时，这十余年的教育一般是由民间的私塾以及家庭教育承担。可见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考试所需的巨额费用，成为压在考生家庭上的重担。
为了通过考试，需要具备以上诸多条件，这样长年累月下来，究竟有多少家庭可以一直支持考生呢？
像这样顺利突破重重困难成为官僚的精英们，等待他们的使命并非儒家知识分子以德救世（经世济民）的实践，而是成为皇帝忠实的仆从。尤其是宋代在完备的官僚机构基础上，得以实现集中所有权力的君主独裁制，而这一制度也正是由源源不断产生忠实仆从的科举来支撑的。
也就是说，国家给予了人们一种共同幻想：科举是面向大众、公平且平等的考试，若能通过，则可以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这样，科举一方面为屈指可数的合格者们提供了庶民难以企及的财富与权力，另一方面则成为国家实现君主独裁制的工具。
科举实现的功能还不仅于此，《科举与官僚制》没有从过往认为科举是官吏录取考试的角度，而是从科举与中国社会诸构造相关、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的角度，重新审视科举制度。
资料：中西书局
编辑：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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