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杨慎《临江仙》中这句词。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这是一种极为豁达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我另外又想起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的另一句名言“念天地之悠悠，独仓然而涕下”。
陈子昂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感受到了人生的孤独和寂寞，不难想象，这是一种人类的心灵深处基于渺小对广阔深远的敬畏。当旅行者1号离开地球飞向深空宇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不过亿万恒星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粉尘。
而杨慎的这句“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非常精准的描述了人类的这种渺小，它是对陈子昂那种内心悲呛和唏嘘的升华，倘若我们怀以佛教“四大皆空”的思想去解读这一名言，确实连所谓的“是非成败”都不过是种种虚妄，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恒星是会灭亡的，那么青山又怎么会依旧在呢？
王安石是历史中素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靖康之耻”后对王安石的批判犹如海啸般掀起，“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南宋修史直接把王安石打入奸臣的队伍。
而这些固然都只是风云变幻的政治意识在作祟，正犹如南宋政府虽然杀了岳飞，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罪的。而王安石的罪责很容易就能和他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挂钩，关于这场改革的利弊如今早有论断，在对此论述不过是老话新说。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他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身上，其有语到：
这次交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 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这确实是王安石一直以来饱受诟病的地方，然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宋朝的朋党之争是在司马光的推动下进入高潮的，司马光全盘否决了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由此把宋朝的朋党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不论措施之利弊，只要是对方提出的措施统统予以否决。
林语堂喜爱苏轼，在这本书中把苏轼捧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要让我们称苏轼为“苏仙人”了，那通篇的溢美之词实际上展露的更像是林语堂对苏轼这个自然主义者的崇拜。但林语堂不得不承认王安石端正的品德。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陽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与此相比，司马光则表现出落井下石的嫌疑，也就不难怪辛弃疾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中写“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北宋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它需要王安石这种政治强人，需要俾斯麦般的铁腕手段。
这固然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它会把国家带入一个极端的境地，然则不施以如此手段，宋朝便绝无崛起之可能，这一点林语堂并非没有觉察出来。
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
富有敏锐嗅觉的政治家们嗅出了国家面临的危险和危机，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并非是为了青史留名，北宋繁荣的盛世之下是积贫积弱的长远困境。“三亢（亢员、亢兵、亢费）”正把宋朝拖入财政危机的沼泽里，而对下层无止境的盘剥只会激起民怨。
内部社会环境的困扰，外部敌对国家的虎视眈眈，不能不说宋朝正面临内忧外困的环境。所以王安石没有理由不把国家打造成为强大机器，倘若这一点不承认的话，那么司马光向西夏妥协，不惜割让土地换取偏安一隅的行为也就称不上是耻辱了。
那么，靖康之耻又有何道哉呢？明朝土木堡之变也不过成为了一出笑料。
可见林语堂继承了传统文人玩弄字眼和理论的风气，对于政治之雷霆手段却无深刻认识。退一万步来说，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制度的颁发起初引发了六国遗民的反对和不满，时至如今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那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制度。
不过，宋朝的政治环境最终也成为了王安石巨大的阻力，迂腐的文人集团无法预见到国家面临的困境，眼前的繁华迷惑了他们的双眼，正犹如明清时代的皇帝们在大航海时代选择了自我封闭，最终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破门而入。
林语堂暗讽王安石任用吕惠卿和蔡卞这些奸臣，然而却没有意识到王安石被孤立的困境，守旧的文官集团在改革之始就报以激烈的反对态度，孤掌难鸣的王安石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政治盟友或助手，然而文官集团的对立最终迫使王安石不得不退而求之次任用那些并无政治才能的人来充当自己的助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王安石的阴谋，他认为自己的身边不需要聪明人，他需要的只是能够去执行他的改革措施的助手而已。正犹如张居正改革异常通顺，实际上亦有运气身份，神宗年幼，司礼监太监冯保又和他关系不错，由此才让张居正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相比张居正，王安石实是运气霉到家。尽管如此，王安石表现出来的大度无疑是让人钦佩的，尽管他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政敌加以排斥和打击，但我认为这无可厚非（林语堂则对此加以批评，因为苏轼遭受了改革派的打击和迫害）。
但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尽管是受到改革派的迫害下狱，但却并不是王安石的授意，这是新旧两党的本身矛盾导致的。苏轼下狱后，改革派中的王安石、章惇等人都出手营救苏轼，讽刺的是平日那些和苏轼作诗唱和的保守派大臣却默契的保持了沉默。
王安石之大度可见一斑，他在初次被罢相时，推荐了保守派的吕公著代替自己，他们两人曾是好友，但终因政见不同而闹翻，然则王安石依然能够知人善用，足见其心胸之大。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林语堂为了贬损王安石，竟然在《苏东坡传》中把范仲淹列为反对派，不知其依据何在，毕竟王安石开始发动变法时，范仲淹已经作古近20年。
如今，千年岁月悠悠而去，那场千年前的争论早已沦为一地鸡毛，真犹如杨慎语“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山还是从前的山，水还是从前的水，王安石唯一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大度、严以律己的人格魅力和形象。
或许正因如此，陈子昂才会吟出那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仓然而涕下”的经典诗歌吧，可以预想，关于王安石的争论还将伴随着历史而持续，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他贤良忠直的形象，其可谓是与范文正公并驾齐驱之人物也。
而他这首《梅花》我认为最能表明他的处境和心境，道出了他置身政治乱局中的处境和坚韧的心性和“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气概。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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