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目前，无论报章专著，还是影视专题，都没有讲清楚说明白，关于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前世今生。城楼上，第一次悬挂“大宫灯”是在何时？从“新政协”筹备会到“人民政协”会议，从“大宫灯”到“大红灯笼”，名称与数量有了怎样的变化？谁设计了“大红灯笼”的图样？又是谁制作了“大红灯笼”？“大红灯笼”从诞生到现在，还有哪些似乎知道但又“陌生”的故事与秘闻？
“人民政协”“大红灯笼”，是差距甚远的概念。“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大红灯笼”是张灯结彩、欢欣庆祝的表征。“大红灯笼”首次出现，是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上。随后，成为新中国诞生、人民站立起来，这一高光时刻中最为亮丽的“中国红”。“大红灯笼”与“人民政协”相伴而生。而关于诞生在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的“大红灯笼”的文章著述、影视专题，已讲述甚多。但细品细读，与之相关的历史，仍旧没有弄清，甚或还有一些讹误仍在流传。档案揭开史实真相，影像直观校正讹误，制作现场展现细节，由此，“大红灯笼”广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再揭秘，给您带来的是，全新真实的认知。
2022年6月23日《人民政协报》
文章较长，看简约精彩版，可看今天的《人民政协报》，是我和朱彦写的《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笼”》。
有对细节，需要详细了解的，可以看我们的长文，同样精彩、有档有据有考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建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以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1948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扩大、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9年６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盛装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人民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6月19日闭幕，历时五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17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会中套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最大特色。其中有三次特别重大会议：一是7月1日晚，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二是7月2日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三是7月7日，在北平天安门举行的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召开的庆祝自己生日的大会。毛泽东主席参加了大会并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在三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有五星灯、红灯笼及各种各样的彩灯，点缀渲染了会场。
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亲临会场向代表们致意欢迎。
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毛泽东主席在雨中亲临大会，领导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二十多万人雨中大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七七”十二周年，还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
这是北平城的新气象，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天安门城楼的新装点：“天安门城楼上高悬七个大宫灯，插有三十面红旗。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闪耀夺目。”
七盏大红宫灯，与“七七”相契合。这是宫灯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人民日报》的报道明确清晰：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宫灯，是中国彩灯中最富有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也是文人墨士笔下的常客。宫灯，始于汉代，盛于隋唐，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由于长期为宫廷所用，除具有基本的照明功能外，宫灯还要配上精细复杂的装饰，以显示皇家的富贵和奢华。宫灯造型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多种形式，各面画屏上一般绘有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喜庆图案。而此时，在天安门城楼前举行的大会上，高悬的七个宫灯，打破了传统的“角”“面”的宫灯造型，采用的是圆形造型，并在宫灯上写有大会主题，其中正中的宫灯上是“五星”。
宫灯作坊
历史影像留下了真实的记忆。
历史影像记录了天安门城楼自建成后，首次在外廊柱间悬挂上了大宫灯。圆形宫灯的高悬，使天安门城楼彻底完成了从昔日皇家御用的“金风颁诏”的功用到“人民会场”“主席台”的转换。
天安门城楼的角色转换，是与北平和平解放同步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经过天安门接管防务，整个北平城就是人民的了。历史影像有了永恒的记忆：天安门城楼上“发扬民权实施宪政”的标语，即刻被人民换成了“中国人民胜利万岁”。2月12日，北平市二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门城楼第一次作为大会的主席台，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北平军管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
如果说，这时北平的活动，是以北平市为主的话，那从3月25日，中共中央集体、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开始，北平城就不仅承担着北平市的活动，还承担起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一切活动。
的确如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召开，与会议相关的场地清洁、整治，包括会场布置等“这一系统工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新政协筹备会会务组和北平市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全力以赴，进行精心准备。其中，由北平市建设局组织对新华门进行修缮的照片，成为弥足珍贵的记忆。这张深藏七十多年的照片首现于此，记录了新华门在人民手中清整并赋予她新的使命的场景。尽管，截至目前，还没有寻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会当天的新华门照片。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新闻摄影厂的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参会代表乘车进入新华门时的情形。从影片中，我们看到新华门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的横幅。当然，我们从影片截图中，还发现了在新华门八个廊柱间悬挂着七个大红灯笼。
新华门的这一布置，是新政协筹委会的精心设计，是将“中国红”第一次完美绽放在北平城：大红灯笼与红色廊柱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红底白字的会标，靓丽醒目。其设计的主要人员有：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刚从东北美术工作室调到北平的张仃；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钟灵；国立北平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他们共同研究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新”的元素：红灯笼、红廊柱、红会标，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率先展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设计方案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审定后，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传阅中央书记处和部分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认可。据此，钟灵书写了新华门上的大会标，其余的装饰布置工作交由国立北平艺专的董希文老师负责。董希文老师曾带领他的学生，于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设计布置任务。
红灯笼悬挂在新华门上，这一全新的布置设计，赢得了参会各界好评。由此，“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会议”结了缘。这一热烈、红火、喜庆的传统，由此开始，延续至今，并不断延伸扩展。虎年春节与冬奥会相遇，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城乡道路两侧的灯杆上、公园游乐场等各处，数以万计的红灯笼，把新春、把冬奥、把欢庆、把红火推向极致。
与“新政协”会议特别协调的是，特意理了发的毛泽东，在6月15日这一天，穿了一件看上去很新的中山装。中央新影的摄影师们发现了这一细节，特意抓拍到了一代伟人的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的镜头。我们在观看这段影像时，发现一向俭朴的毛泽东，真可谓是身着盛装，这在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他的影像资料中，是难得一见的。
如果说，新华门的设计布置是预演的话，那随后在天安门召开的大会，则是预演的延伸。董希文老师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委、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布置天安门城楼，主题是北平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大会。从布置完新华门之后，董希文老师收到北平各界的反映，普遍认为“红色”喜庆热烈、积极向上，在廊柱的长方形内安置椭圆宫灯，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对传统的创新。基于这些反映，董希文老师几乎是用一个新华门设计的“翻版”，布置了天安门城楼。同样，影像留下了历史的精彩一瞬，也留下了历史的经典永恒。当然，对于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出现的“大红灯笼”，《人民日报》还是谨慎地使用了传统语句：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宫灯，是传统的叫法，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品。在当时的北平城，人们更是习惯称为灯彩。灯彩是市井生活的表现，在北平城内，人们几乎都知道创办于清嘉庆年间，位于前门外廊房头条的文盛斋，制作的灯彩最出名。文盛斋的灯彩，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荣获两枚金牌。因当时北平城的灯彩店，多集中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因此人们称这条街为“灯笼大街”。
文盛斋
宫灯、灯彩到灯笼，从约定俗成到推陈布新，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如同为了照顾人们的阅读习惯，新政协会议的会标仍使用繁体字。
一切前行，在前行中，随着民主的广泛协商，相应的文字表述更加严谨科学。9月17日，“人民政协”称谓正式确定。于是，与“人民政协”相一致的会徽、会标、会场、分会场都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设计布置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华门、怀仁堂、勤政殿，再一次以全新的“容颜”，给人以温馨温暖的感觉。从这一天开始至10月1日，新成立的临时机构——中南海摄影科，用一万六千多张照片，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除此，历史档案文献，也给我们留下了“人民政协”与“中国红”的靓丽绚烂，让诞生在“人民政协”期间的“大红灯笼”璀璨独秀，并留照存史存证。
在以往的著述和影视作品中，通常是从政协会场直接切换到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这皆源于对历史档案的有限掌握、挖掘，更缘于少有深入研究与采访。我们则以皓首穷经的功夫，在深研档案中，获得真史真实：1949年7月，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其主要工作有三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举行人民群众庆祝游行活动。这些工作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担。在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副主任的组成上，非常明了，他们都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所以开国大典是政协会议的全过程的一部分。
随着“人民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及实施方案、场地确定、主席台的布置工作都紧张有序地进行起来。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分别选了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作为阅兵地点。8月17日，华北军区将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十七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的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阅兵地点确定在天安门后，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被任命为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由他领衔，很快确定了参与天安门城楼布置的人员：钟灵、张仃、周令钊和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等。他们经过紧张的研究讨论，充分发挥艺术才能，一致确定要把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融入开国这一伟大时刻，更加突出“中国红”，以表达红色革命、红色胜利！很快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呈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呈报的几份设计草案中，一眼就看上了这份设计图稿：天安门城楼十个廊柱间悬挂八个大红灯笼；两侧分展四面，共八面红旗；天安门广场矗立国旗杆……周恩来将扎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的彩球去掉。他认为，红灯笼、红旗，天安门红墙，协调一致，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厚的喜庆气氛。而去掉过多的点缀，则是显现国家庆典的庄重。
按照批示后的方案，天安门地区的整个布置工作先从广场的清洁开始，随后，就是建设局的设计人员进入广场，开始国旗杆的选址定位……
9月20日，中央有关部门及华北、北平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公推聂荣臻为筹委会主任，下设有秘书处、宣传部、布置处、指挥处四个部门。布置处主要负责布置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安装广场旗杆与各类大会器材等各项工作。
9月21日午后四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委会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六项决议。这比“人民政协”的正式开会，早了三个小时。历史档案有着清晰确切的记载。
22日，北平建设局又报请大会筹委会布置处申请领取四枚职员证，以资佩戴。就在这一天，布置处聘请的“手艺人”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些“手艺人”是专门为城楼制作大红灯笼的。
大师李冬雪
说到这些“手艺人”，就必须说一说，多年来一直流传的书籍报章上关于开国大典和大红灯笼的多种记述。
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舒云的《开国纪事》。这在本书中，（贾）舒云女士详细地记述了大红灯笼的制作。后来舒云又推出多个版本的简述文章，如在2011年《东方收藏》中，她以《两位日籍解放军设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为题，进行了记述：
……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四十岁，森茂三十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美术家。
1938年，小野等人创办了东京漫画研究所。因为反抗日本法西斯，他六次被捕。1939年，小野来到中国北平，担任华北交通杂志《兴亚》编辑。后经日本著名漫画家久米宏一介绍，他先后在《北京漫画》《华北电影》担任编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野决定留在中国。他来到解放区张家口，成为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三米、宽四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并得到《晋察冀日报》编辑人员的赞扬。
森茂十四岁来到中国丹东，因为崇拜小野泽亘，他也决定留在中国。1946年6月，森茂调到《晋察冀日报》下属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图部，期间他设计了“白毛女”牌香烟的商标。
1949年2月，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在替小野画电影院广告时，接到小野的信，于是森茂跟着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也来到北平。4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两位日本画家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据苏凡回忆，小野和森茂美术造诣很深，他们对每个设计都严肃认真，经常是画出十几幅、几十幅草图，再选择定稿。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无论在冀西的偏僻山村，还是在冀中平原，他们走到哪里便画到哪里，小小的素描本上画满了各种速写。他们无疑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景设计师的最佳人选。因为小野和森茂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参与开国大典筹备的人，并不知道身边还有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画家。
……
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故宫，在清宫档案中查到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七十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八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有离开城楼。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时，八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
在舒云的文章中，提到了“两位日籍解放军”，还提到了请一位老艺人到城楼上做大宫灯。因为她的著述和文章，出版刊发的较早，是纪实文学兴起时关于《开国纪事》的首部大作，由此，各媒体多是引述她的说法，就连一些电视台的纪录、档案类节目，也直接“摘述”、广为使用。
1997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钟灵的《奋斗与机缘》。书中写有：“布置天安门城楼最为繁重的任务是制作和安装八个大红灯笼。这八个灯笼是张仃和我设计的，每个灯笼的直径两米多。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因为灯笼太大，我们跑遍了北平城，竟然找不到敢承包这个活的工人。后来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的作坊）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他一听灯笼是为新中国政府成立用的，便满口答应。说是拼上老命也要将灯笼做成。第二天，他就带了一班徒弟到天安门城楼上干起来。”
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贾英延的《天安门》，书中写有：“苏凡直奔故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还真记载了一位健在的扎灯老艺人。他们根据提供的地址，在前门外寻到了这位姓尹的老师傅，请他出山”。
这些出版物，在大红灯笼的设计上，有了“差异”“不一致”之处。但在大红灯笼的制作上，又基本上趋于“一致”：找了一个姓尹的师傅。
那我们先说一致的。“找了姓尹的老艺人”，对不对呢？姓尹，全名叫什么呢？
2020年12月28日，德州新闻网上刊发姜仲华撰写的《齐河人尹作宾：制作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一文。文章写道：尹作宾，二十世纪初出生于齐河县马集镇尹庄村，因家境贫困，十一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宾虽没读过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他在北京成家立业。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的大红灯笼，就是他制作的。这篇文章给出了具体名字：尹作宾。
尹作宾，这个名字对不对呢？
应该说，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师傅，是对的，但名字准确的三个字应该是：尹作滨。
关于尹作滨制作了开国大典的大红灯笼之说，始于1988年，是尹盛喜讲出来的。尹盛喜是尹作滨的儿子。尹盛喜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名人，他在1979年6月，扔掉“铁饭碗”带领二十名知青在前门箭楼西侧，靠一千元起家，搭棚盘灶，创办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创业成功后，不断发扬大碗茶人“老二分”精神，先后成立了百货、服装、水产、餐饮、珠宝玉器等十多个门市，组建集团公司，进而创办出了驰名中外的北京老舍茶馆。先后打造出了“大碗茶”和“老舍茶馆”两块知名品牌。“名人”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尹盛喜讲述了他父亲尹作滨是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制作的“牵头人”，他自己当时是一个“小帮手”。2003年6月尹盛喜去世后，前门西侧的“老舍茶馆”由他女儿尹智君掌管。尹智君年轻有为，勇于创新，带领着老舍茶馆从一个辉煌稳健地走向另一个辉煌，持续开创着老舍茶馆的新气象。
在建国七十周年前夕，笔者和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组的梅林，先后三次采访尹智君，并同她一起到北京红灯美术厂，拜访制作传统灯笼的老师傅。在我们的执着请求下，她苦于找寻，最终找到了她爷爷仅有的一张“标准照”。现在网络上和其他媒体上出现的尹作滨的照片，都是我们录制节目和发表文章时，“奉献”出的唯一一张尹作滨的照片。
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纠正一个说法，1949年时，尹师傅并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也不是生活居住在“西城丰盛胡同”。
尹师傅、扎灯“老艺人”，即尹作滨。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肥城县小尹庄。肥城不肥，地瘠民贫，为寻求生路，十一岁的他沿途乞食来到北京。几经周折后，著名匠师张玉宽收他为徒。靠着实诚和任劳任怨，张玉宽最终把小器作的绝技都传授给了尹作滨。尹作滨不仅继承了张玉宽的绝活，还吸收了其他师傅各家所长。出师之后，便在前门外廊坊二条甲37号创立“永顺成小器作”。当会场布置科长钟灵、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登门请尹作滨为天安门城楼制作八个红灯笼时，他激动地说：共产党是恩人，解放军都是好人，又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一定尽心竭力把灯笼做好。因为灯笼直径达到两米以上，鉴于运送不便，尹作滨提出现场制作。那个时候十岁的儿子尹盛喜在天安门城楼上跑上跑下，有时送送饭，还帮着打打下手。1949年，尹作滨三十七岁。
至此，关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制作，理应清楚了。但事实上，“人民政协”与“大红灯笼”的往事，还没有说完，抑或说，还有需要补充的。这个补充，也是在深入到北京美术红灯厂之后，采访挖掘出来的。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系列”之《北京灯彩传承人李邦华》。在这本书中，李邦华是这样述说的——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堪称是“灯王”，灯笼之王。这灯笼就是由我师父设计的。他没上过学，但是设计出来的比例非常完美。六十年代初，提倡华罗庚的优选法，给他们办学习班儿，我师父就跟老师说，您看看我设计这灯，这是天安门的灯。结果人家老师一算，说您这就是最佳设计，符合黄金分割。你们知道“样式雷”吗？就是故宫的设计人，他设计长宽比例也是符合黄金比例的，可是我师傅他也没有文化，完全是用自己一生的经验、精粹，做到了极致。说句实在的，天安门那大红灯笼真的太漂亮了。以前的老艺人不懂那些数学知识，全凭经验，但是他这个造型是最美的。
我记得我师父跟我说，那时候，把他们灯笼大街，前门、西河沿儿、廊房头条的几个买卖家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由我师父领头，一起去做的这个灯，这算是政治任务。具体是哪些人做的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事在报纸电视上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河北省一个老人花了二十多天，用旧瓦房柱子上的竹子做的，这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这竹子就得使那个最新的竹子，长了三年以上的竹子，不可能使旧竹子，说实在的旧竹子您用刀子都切不动，切不出那型儿来，这东西都得拿手捏出这型儿来的。天安门上这灯笼的数据肯定是红灯厂的，因为我们都能背得下来。直径两米七，高两米十五，好像是四十八根儿竹条，都一寸多宽，因为我去糊过好多回了。一到重要的节假日，或者是迎接重要的国宾，天安门都要挂红灯笼的。
大红灯笼搁到天安门上，那家伙，很厉害的。我师父讲，这灯啊它一大，就有一种“气”。并不是咱们迷信，因为它体积大，肯定拢气，就有一种要往上飞升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接触多了，确实感觉到过，八十年代我们做鼓楼花灯会的大灯笼，“颐和园大戏台”做得比这屋子还大，那感觉真是不一样，的确有一种“气”。天安门那灯笼是使用最原始的老工艺去做的……
李邦华口述中，提到了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是他师傅设计的。他师傅叫李冬雪。
关于李冬雪，在《北京灯彩传承人李邦华》一书中，也有简述：
李冬雪，字禄华，1911年生于河北宁晋县。十二岁时随同乡从老家宁晋县徒步到北京，进入华美斋学徒。当时灯笼大街有三家主要灯笼铺，华美斋、文盛斋和文华阁，其中文华阁是由文盛斋发展出来的。华美斋地址为廊房头条78号。李冬雪在华美斋跑外柜，负责和客户交涉、确定制作方案、安排送货安装和结算等。由于李冬雪聪慧有心，对制作灯笼、编结、扎制花篮等手艺都在耳濡目染中逐渐习得，可以说是偷师学艺成才。
抗战胜利后，掌柜滕代山将华美斋日常经营委托给李冬雪管理。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派人来到华美斋，希望制作八只大红灯笼用于开国大典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李冬雪带领华美斋众师兄弟，联合文盛斋、文华阁两家诸位师傅，接受了设计并制作大红灯笼的任务。经过到天安门上实地丈量，他们设计出了“苹果圆”形的灯笼，李冬雪亲自设计了气派别致的云头图案。每盏灯有四十八根竹条；灯盘由松木制，直径一点八市尺（六十厘米）；底盘上有编着四十八个小葫芦的特制网穗；特意从南方订做了大张的金纸用于加工云头，每个云头长二点三市尺（约七十六点七厘米）。由于灯笼的龙骨尺寸巨大，他们就将灯笼骨架运至天安门再进行裱糊上色。经过两个多月的赶工制作，八只灯笼成为开国大典的一大亮色。
李邦华的这段口述，有两处明显的“硬伤”：一是说军管会派人到华美斋；二是说他师傅设计并制作。
从史实来说，应该是政协筹委会会务组或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派人请他们，不是军管会的人请他们；天安门的设计布置效果图，是开国大典筹委会人员设计的，李冬雪没有参与设计，是参与制作。
在舒云女士的著书和文章中，多次提到“两位日籍八路军”参与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她的说法，多来自于苏凡和他的夫人田华的记述、口述，也与山田晃三撰写《白毛女在日本》一书有关。在这本书中的第三章中，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小野在中国进行舞美设计、参加华北电影队、参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设计的情景。其记述引用了森茂的日记和苏凡的回忆。2008年（贾）舒云女士发表《日本美术家和天安门宫灯》。2009年贾舒云给张致祥写信，再次陈述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设计问题，随信附寄她在《青年参考》上发表的《开国大典巨型宫灯出自日本画家之手》。
因工作关系和居住的便利，我曾多次采访百岁老人张致祥和他的夫人伊芝，他们将贾舒云寄给他们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我用于研究。张致祥以极清晰的记忆，讲述开国大典前后的工作日常和紧急、突发情况的处置。特别是将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天安门城楼布置、修缮和国旗杆电动升旗装置的调整，还有移到天安门前的石狮、华表的珍贵影像，“奉献”出来，供史实确切。
“影像修史”，简单明了，直观准确。“档案文献”，图录珍档，真实可见：
1949年9月，“人民政协”大会秘书处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提出开国大典会场的两个备选方案。在得到明确以天安门为主的批复后，“人民政协”大会会务组的张仃、钟灵、周令钊等绘制了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在具体任务下达到华北军区后，军区党委经研究，明确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担任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于是，张致祥将其华北军区舞美队的主创设计人员的抽调进来，增加天安门广场布置力量。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将一直从事舞美设计的“两位日籍八路军”带到布置团队。随后，他们一起对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作了更为精细化的处理。
开国大典的大红灯笼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天安门城楼布置的重点是制作和悬挂大红灯笼。于是，钟灵、苏凡等人在前门的“灯笼大街”找到了尹作滨。尹作滨是木匠，做灯笼还需要篾匠，于是他们到华美斋，请李冬雪参与大红灯笼的制作。
在常人看来，灯笼的制作应是简单容易的。其实不然，以传统工艺手法，制作灯笼，其步骤工序是十分复杂的，有着很高技术含量。为了还原其制作的真实场景，在2019年，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亲眼观摩一个大红灯笼的制作过程。
一个完美的大灯笼制作，通常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
首先是选材备料、制作骨架、粘贴布面、粘贴装饰。
选材是指选择合适的竹篾。其材必须选用竹龄在三年以上、高9.4尺的成年毛竹。毛竹要用水浸泡，以增加毛竹的柔韧度，便于在制作过程中弯折；再按照设计的灯笼尺寸，将竹子截成长度相同的竹筒，把截好的竹筒劈成宽窄相同的竹篾。配齐需要的竹篾数量，并在竹篾两端钻眼，以备后期安装使用。
准备骨架。经过凿锉线刨制作出的骨架，是将木材打磨成两个外圆内空、薄厚一致的灯盘。灯盘由十二块松木制成。灯盘上刻出凹槽；竹篾两端用铁丝穿好，分别嵌入上下灯盘的凹槽，并用铁丝帮助固定。用两根粗铁丝或铁管做成的灯簧贯穿上下两个灯盘。由于大红灯笼体量大，需要采用四根铁管作为灯簧，确保支撑牢固。
捏灯形。捏灯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制作灯笼中最难的一步。要把竹条弯成完美的弧形，需要眼力、手力协作。特别是将竹篾弯成一样的弧度，是需要“一心几用”的功夫的。弧度相同的竹篾像一条条经线，经线越多，灯笼越接近完美的“苹果圆”。如果是制作一个普通灯笼，到此灯笼骨架就基本成形了。但是，给天安门城楼制作的大红灯笼，每个仅经线就有四十八条，为了让灯形更稳固，灯笼自上而下还必须要加上五圈纬线，第三条纬线在灯笼的最大直径处，要将两片竹篾，用线绳捆在一起，形成双层。另外四条纬线为单层。除了纬线，大红灯笼还有一个特殊的“井”字结构。在灯笼最大纬线，即第三条纬线的平面上，用两横两纵共四根木条，搭出“井”字，木条两端与灯笼第三条纬线相连接，其中两根木条的端头被粗铁丝从灯笼外侧穿过竹篾楔入，铁丝在灯笼外侧的部分焊接成环形；另外两根木条搭在第三条纬线上，用线绳绑定。
北京红灯美术厂
为了固定“井”字结构，还需用铁丝缠绕连接灯簧和木条两端。“井”字结构让大体量的灯笼结构更加稳定，同时也便于在木条上悬挂灯泡，作为灯笼的光源。木条外面的铁丝环可系上线绳，把线绳的另一端固定在横梁上，可以增加灯笼的受力点，分散压力便于悬挂，还可以减轻刮风时灯笼的摆动幅度。整个灯笼骨架做工规整，有对称美，并且受力均匀，结构稳固。
这些工序完成后，就开始粘贴布面、糊灯笼。糊灯笼要用糨糊，灯笼布不能将整块直接糊上，而上要把布剪成枣核形，每隔几条竹篾糊一片布，多次反复才能把灯笼全部糊上。糊的过程中，要将布料拉平整，两片布料叠压的地方要等下层的糨糊干燥后再糊上层部分。
大红灯笼需要十二幅红士林布糊面。红士林布是用阴丹士林一类人工合成的蒽醌类化学染料染制的棉布，这种染料染成的布，色泽鲜艳且不易褪色，耐洗耐晒。
粘贴装饰灯笼布全部贴好晾干后，便可进行最后的装饰：用金纸剪出的如意云纹、回纹来作为装饰。通常灯笼达到一点五米高，就要装饰网穗和独穗。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装有四十八个葫芦网穗和一棵比较适宜的独穗。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大红灯笼的工序，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工厂的老师傅马景辉说，开国大典时制作的大红灯笼就是传统和创新的结合，完美地呈现了“张灯结彩”的伟大创意。这一创意为后来大红灯笼的制作留下了“范式”，我们现在的传统制作技艺，仍然坚持以新中国开创时大红灯笼的制作为标准。
1949年9月28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制作如期完成后，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开始悬挂大红灯笼。然而，这八个庞然大物却难以驯服，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挂上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和小野，商量后决定：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用以辅助。这招果然行。
八个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古老的城楼增添了别样异彩。周恩来在最后检查验收时，握着“艺人”们的手说：精工细作，谢谢你们啦！当时称“艺人”，实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国工匠”！让我们记住第一批为天安门增色的人：尹作滨、李冬雪、钟灵、苏凡、肖野、森茂、李仙洲、薛威海、李光祖、李洪斌、谢庆寿、武秀华、吕玉沛、吕哑巴等。
以上文字记述，真实地说明了，北平城的大红灯笼、新华门上的大红灯笼、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人民政协”密切相关。有了“新政协”的民主协商，“人民政协”的国是议定，才有了“大红灯笼”的呈现。“大红灯笼”具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展现了协商共进，携手建国的洋洋喜气，寓显了革命成功，执政事业起步的红火高歌！
从1949年七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北平城，到八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人民共和国国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这是北平与北京称谓的改变，是灯笼个数的区别，更是新生共和国“人民意志”“民主结晶”的生动展现：城楼上八面红旗、八个红灯笼、城楼红墙与广场红墙，汇聚成红海洋般的伟大庆典，这是“人民政协”在1949年的极致高潮，浓浓湘音，传向寰宇的《开国公告》，是时代的强音！这强音，有天安门城楼作证，有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作证。
从1949年至今，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精彩亮相在国家庆典的节日里或重大活动上，这就使她有了浓重的“政治身份”。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时间内，悬挂她都是使用的“抬举”之法，这也足显她的“份量”。当然，在时代前行中，对她也有过“变革”。1994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原有的四对巨型大红宫灯停止使用，代之以折叠式新型宫灯。由首钢承制的大红灯笼，全部是钢龙骨结构，这种新型钢结构折叠式灯笼，具有便于运输、吊挂和收存三大优点。悬挂前，钢结构的灯笼像雨伞一样收束着，用升降机把灯笼推举悬挂，然后转动下灯盘处的机械装置，收束着的灯笼就像伞一样被撑开，变大、变圆。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
时代前行，需要创新；时代前行，更需要保护。诞生于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的“大红灯笼”，是宝贵的革命文物，保存好并让她说话，就是让历史活起来、传下去，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如今，天安门城楼上每到节日，都要悬挂上大红灯笼。这八个大红灯笼的制作，也恢复了延续了传统的制作工艺手法。而原有的大红灯笼，在国家博物馆的《开国大典精品展》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为新中国奠基》展陈中，继续向观者讲述着“人民政协”“开国大典”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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