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京生
图一为张锦堂
图二为其作品《红月亮》
图四为其作品《大地上的部分细节》
张锦堂，1957年生于云南秀气的蒙自小城。初中、中专、大专读过一遍。上山牧牛，下乡知青，当养路工。喜音乐，弄箫、吹埙，倾听泥土的声响；爱码字，写诗、撰文，乐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中国作家》《诗选刊》《人民铁道》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曾获《云南日报》文学奖、《边疆文学》奖，著有诗集《红月亮》《在阳光下行走》，散文集《大地上的部分细节》。目前在昆明铁路局工会文体活动站供职。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文联理事、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昆明市作家协会理事，昆明铁路局文联刊物《红峡谷》常务副主编。
问：“我穿着新制服/像探亲的儿子/这支队伍里/很多人是我的长辈/活着或死去/他们全都在路徽上/成为顶天立地的词组/不鸣则已/一鸣惊天地”，这是你早年写的《队伍》，今天读来依旧令我动容。铁路人奉献奋进的素朴之情跃然纸上。你的诗《壮哉成昆铁路》中“镀上蓝天白云和阳光/填进傲峭的共和国铁路史”在当时也是荡气回肠的正气歌。现在看来，你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歌颂劳动、歌颂铁路人的拼搏奉献，也给铁路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
张锦堂：入路那会儿，成昆铁路通车不久。对于我这个只熟悉米轨和寸轨的人来说，成昆铁路的一切都很新鲜：无数的隧道、桥梁，光秃秃的山峦上，太阳晒黑的岩石缝中，低矮的茅草，蔓延着大地的苍茫。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堪称地质博物馆的金沙江大峡谷里，外国铁路专家望而生畏而断言不可为的成昆铁路，共和国靠自力更生建成了。沿途的烈士陵园，青草低伏、雨露晨昏，是即使列车隆隆驶过也打不破的寂静。但在我的情感里，他们自1964年以来的呐喊，一直凝固在炙热的空气里不曾化去。23岁那年，我一个人去了黄瓜园铁道兵烈士陵园，倚靠着一块年轻的墓碑，沉沉睡去。不久，我写出了系列组诗 《太阳下的筑路者》，并获得了昆明市 “新时期社会主义十年文学奖”。20世纪80年代的诗者们，刚刚从精神的荒芜中醒来，祖国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息息相关，追随着改革开放的急遽鼓点，几乎每一个人都洋溢着诗人般的激情，出现了许许多多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诗章。我这个身居深山小站的年轻养路工，低头处，是石砟、枕木、钢轨，是我每天要挥汗如雨完成的铁道线路养护工作；抬头间，成昆铁路像英雄的一腔长吟，在峰峦起伏中抒写着传奇的大写意，诗意泊泊，风光无限。成昆铁路建成后，数千名曾隶属于铁道兵新管处的筑路者成为昆明铁路局职工队伍中的一员，担负起这条铁路的日常维修养护工作。在这期间，我来到了这支队伍里，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劳动的潇洒、荣光和神圣。因此，对于我后来非常熟悉的这条铁路、这些铁路人，提起笔来，就都是呼之欲出的经典画面。在我心中，这是一条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铁路。
问：记得看过你写和铁路诗人万绍轩“两个爱诗的养路工”第一次诗歌会晤的随笔，那是在1983年吧。在我的印象中，你的诗歌生涯是和新时期的诗歌几乎“同步”开始的。
张锦堂：我首先是一个劳动者，然后才是一个业余写诗的人，我很快乐。诗歌给了我生命的正能量。那些年，除了工作，我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诗歌和与诗歌有关的人和事上。万绍轩是我最早的诗友，我俩同在一个段工作，之前却并不认识，只是在《昆明铁道》报上见过万绍轩这个名字，后来是 《昆明铁道》报的汤世杰老师告诉我，我和万绍轩才得以在1983年夏季的某一天，有了第一次诗歌的会晤。
1983年，是我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一年，我写下了 《筑路者》 《车停一分钟》等被人称道的诗作。这些诗作，汤世杰老师是最早的读者，在他的教导下，我终于有了长足的进步。汤世杰老师领着我，去了当时影响很大、发行量也很大的文学期刊 《滇池》编辑部，他向 《滇池》的米思及老师推荐了我。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深山小站养路工，第一次和两位在云南诗坛名头响亮的诗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激动、紧张、舌头打结、四肢僵硬，诗人们说什么，我都只会答 “好”。米思及老师称我为诗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诗人，这神圣的称谓，让我惊喜万分，我嘴里谦虚着，其实整个人已被心花怒放的幸福所笼罩。同年5月， 《滇池》发表了我的五首诗。此后，我参加了几次昆明市举办的文学活动，认识了一帮大学生诗人中的领军人物，如于坚、费嘉、张庆国等，也认识了活跃在云南文学界的昆明局同道，如万利书、晋效先、张蠡、杨瑾萍等。
1984年，汤世杰老师调到云南省文联，后来担任了省作协副主席，我们一直相处相交，他从老师变成了朋友、大哥，几十年来一直都在鼓励、帮助、提携着我。
问：说说你是如何开始诗歌创作的，好像在1975年，你的诗歌就开始在插队的知青中被传抄了？
张锦堂：1974年，我随着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在沈家庄生产队当了知青。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场院里弹吉他，忽然想到了几句很抒情的话，然后就模仿着那时知青非常喜爱的诸如 《南屏晚钟》等歌词的形式，将之分行写在了小本子上。我发现，写这样的文字，可以打破情感的块垒，以后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一次，我在女知青的住处，偶然看到了我那些其实还文理不通的文字。我知道，这是那些领工资的厂矿青工们从我这儿抄走的，他们经常来串寨子。这些经历，是诗。那年我17岁。
1977年5月13日，我离开沈家庄生产队，来到了成昆铁路。自1978年开始，各式各样的书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书店，读书的人也忽然多了起来。星期天的慢车上，年轻人很多或在看书，或夹本书、戴副平光眼镜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读书成了一种时尚。能尽情读书，是一件大快朵颐的事。读了些书，就想自己也试着写写，我开始学习写诗。
我埋头坚持写了几年，写过字的稿纸不敢拿出示人，全部塞在床下。有一天，我从几年来的涂鸦中找了几首诗，车递给了 《昆明铁道》报。一周后，我收到了署名汤世杰老师的回信，称来稿留用两首。老师在信里谈了诗歌美学和哲学的问题，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发表的两首处女作，是《风景》和 《碰钩》。
问：你也比较幸运，1993年就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个人诗集《红月亮》，写成昆铁路，写云南的米轨铁路，写“车停一分钟/在我的小站”的小站生活。你算铁路世家吧，你的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在铁路上工作？你的那部随笔集《大地上的部分细节》专门有一卷“纪实老米轨”，这是你的主要精神线索吧？
张锦堂：滇越铁路有100多年的历史，往大了说，它是云南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工业革命，它推动了云南的社会进步，在云南乃至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小处看，它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100年前的中国，多数人还不知道咖啡为何物，但生活在米轨附近村庄里的老妇已将喝咖啡视为家常便饭。从爷爷那辈算起，我家就工作、生活在铁路。我们家兄弟姊妹六人，大哥14岁就在米轨跑车，大姐也14岁开始工作在米轨。除了二哥当兵，我去了成昆铁路，三哥和二姐也是米轨人。无论我家搬去哪里，都能听到火车的笛声，感受到米轨或是寸轨火车驶过的轰鸣。就我而言，一家人的来来去去，都与火车密切关联。以前的鸡街站，有米轨和寸轨铁路，甚是热闹。寸轨是继法国人修建米轨铁路之后，由当地乡绅、百姓集资修建的一条铁路，由于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于1993年停运、废弃。米轨铁路是条脐带，滋养了一方人，像慈母“临行密密缝”的针线、 “意恐迟迟归”的叮咛。这精神的召唤，让我一次次去了米轨铁路，用文字记录了我和米轨铁路的情缘。2010年，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之际，我应昆明局电视台之邀，作为第一执笔者，以对米轨铁路深深的恋与爱，撰写了九集电视纪录片 《穿越世纪的小火车》。在许多云南人心中，百年老米轨，是邻居、亲戚，或是少小离家者挥之不去的一句温暖乡音。
我知道我的诗多数小站职工能读懂。一次在路上，偶遇原元谋工务段的一个养路工，她告诉我，在小站那会儿，报纸一来，她先要看是否有我写的诗。她说很喜欢看我的诗，写的都是小站的故事，读来亲切、过瘾。我甚感欣慰，生活中动人的诗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问：昆明地区的铁路诗歌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较活跃和成熟的，当时的核心人物是汤世杰吧？请谈一下云南铁路诗歌群体的一些情况。我比较吃惊的是，云南这个铁路诗歌圈子在20世纪80年代是云南（昆明）诗歌的一个中心。当时的《昆明铁道》报副刊几乎推出了所有著名的云南诗人。诗歌潮流，火车先行。据说《昆明铁道》报当时的副刊编辑都是诗人？
张锦堂：20世纪80年代，报刊甚少，云南的纯文学刊物就只有 《滇池》《边疆文学》 《个旧文艺》，而写东西的人却非常多，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很困难，文学之路拥挤不堪。那时的《昆明铁道》报，两位名动云南诗坛的汤世杰和李霁宇老师都是编辑，汤世杰老师是副刊编辑。 《昆明铁道》报副刊以很高的艺术水准，吸引了于坚这些当时的大学生诗人纷纷向其投稿。我这样的铁路作者玩命地写，主要就是为了能上 《昆明铁道》报，那会儿能够在这张报纸常发表文章的铁路作者，没人敢等闲视之。 《昆明铁道》报发表的许多诗文，被其他公开刊物选用后，往往发头条， 《昆明铁道》报副刊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一块重要阵地。汤世杰老师扶掖后进的故事，几十年来实在太多，他不仅是昆明局文学的核心人物，更是一面旗帜。他下班了就将我领去他家，在他家吃过晚饭，谈诗论道，度过诗情画意、欢声笑语的一晚。当年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今天已不知所踪，目前还在写作状态的有我、万利书、张蠡、晋效先、万绍轩等。近十年来，新的铁路文学作者如雨后春笋般萌发，他们年轻，起点高。我要做的是承袭昆明局文学前辈扶持新人的好传统，尽可能地为新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问：你的两本诗集都是昆明局主持出版的“重点工程”，这难能可贵。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张锦堂：一个以安全运输经营为目的的企业，能够持久地大力扶持职工文学创作队伍，对职工们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1995年，我和另外九位作者以《红峡谷》系列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个人文学集；2005年出版第二套 《红峡谷》系列丛书。这关键得益于路局工会一如既往给予的关心、爱护以及经费的保障与支持，使 《红峡谷》的出版和其他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如文学笔会、书画展、摄影展、文艺骨干座谈会、文艺采风活动等。
问：《在阳光下行走》基本上是你铁路诗歌的一个定格。著名诗人于坚还特别为你写序，称赞你是“铁路创造的诗人”，说你是“少数坚持了铁路题材的诗歌创作，又把这个题材处理得具有普遍性的诗人之一”。他敏锐地提取了“单位诗歌”这个概念：“这种单位诗歌在世界诗歌中是罕见的。”于坚认为，“铁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伟大事物之一，会给一代代诗人带来灵感”，这是他对你或透过你对铁路文学的解读。
张锦堂：诗人于坚，几次到过我曾经工作的小站，体验铁路生活，在金沙江龙街渡口吃江鱼，成昆铁路的桥梁、隧道、笛声在他笔下熠熠生辉。他为我的诗集写序时，将铁路诗歌命名为 “单位诗歌”，说我是将铁路诗歌处理得具有普遍性的诗人之一。我是一个执着地将铁路诗歌作为写作方向的作者，在我的两本诗集 《红月亮》和 《在阳光下行走》中，铁路是我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写了许多年，回过头再看，曾经的那些岁月历历在目。是铁路成就了我的诗歌，在我眼里，月白风清的小站生活尽是诗意的风景。于文学而言，铁路是抽象的，和城市、河流、山川并无不同，是我们的生存之地。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元素，铁路肯定是一个单位，我们在其间工作和生活，成就了我们悲欢离合的人生。对于一个铁路人来说，“责任”一词，相当有质感，是铁路安全的灵魂所在，也是铁路诗人的灵魂所在。为 “伟大的共和国铁路”唱平凡的歌，是我一生的夙愿。
问：你创作的如于坚所说的铁路“单位诗歌”确实讴歌了你的故乡、你的小站、你所在的铁路“地点”。我注意到你还有更大的理想，1993年你在一组写成昆铁路的诗歌里提出“让诗歌进入共和国的铁路史”，是你的一个新起点。
张锦堂：没错，在我心中，铁路就是我的故乡。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发生在这个日夜铿锵的铁路现场，血肉交织、魂灵相依。共和国铁路是我实现理想和梦想的生命现场，也是千万个铁路人的生命现场。我试图将我对共和国铁路的这份热爱用诗歌表述出来， 《壮哉，成昆铁路》《祖国啊，祖国》 《队伍》等，都是在行云流水般地写作状态中完成的，有感而发，情之所至。但在我更多的诗歌里，呈现的却是铁路小站的人情世故、风情风貌。为此，我创作了长诗《小站记事本》，仅希望我的诗歌能够与小站的个性保持一致，完成属于我的情感的铁路编年史。
问：“黎明拧亮了/太阳的手电筒。”这种精神性质的“照亮”，在我看来是你诗歌的主要精神线索。
张锦堂：是的，我的铁路诗歌，几乎都是在明亮中进行，与小站真、善、美的解读有关。 “黎明拧亮了/太阳的手电筒”，来自小站的意象，作为一个铁路诗歌作者，我必须将这些明亮的意境讲给别人听。
问：什么时候开始在《人民铁道》报发表作品？
张锦堂：1986年，我的 《小站音乐会》等两首诗第一次在 《人民铁道》报发表。在我的诗歌创作之路上，每一任 《人民铁道》报副刊编辑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大帮助，使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养路工成为了现在的文化工作者，没齿难忘。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文化宫工作的？听说你还写剧本、写小品，当导演指导排练，现在的职务是昆明局工会文体活动站副站长。你是如何开展职工文化建设的？
张锦堂：有时候与你电话联系时，正逢我在写剧本、排节目。是的，几十年来，除了工作、读书、写作，我亦热衷于舞台表演艺术。年轻时，小提琴演奏、舞蹈、话剧，我都有过学习及舞台实践，当然这些爱好都只是业余水准。2001年，我从广通地区铁路俱乐部到了路局文联，编辑 《红峡谷》、组织相关文学艺术活动，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向社会推荐了一批作者，很是欣慰。2005年，我到路局文化宫从事专门的职工文化工作，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职工文化活动。2011年，路局成立云岭职工艺术团，我作为云岭职工艺术团话剧队负责人，参与路局举办的各类大型文艺演出，负责语言类节目的编导工作。2012年，我担任了路局工会文体活动站副站长一职。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路局的文体事业中去。说到路局的 “三线”建设，这是一件相当大的工程。今年五一举办的由路局领导策划、各站段参加的 “劳动光荣、工人美丽”职工大型诗歌朗诵会，我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修改了15首诗歌。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朗诵会下来，我没想到，许多职工也没想到，诗歌竟能如此震撼，像战鼓，真的可以鼓舞人，并穿透人心。
问：今后有什么新的计划？对铁路文学有何展望呢？
张锦堂：近年来，路局文化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我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此项工作的组织上，为路局的企业文化建设出一分力。这是一个大作品，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去做，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中国铁路已进入到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每一个铁路文学作者来说，这是机遇，相信更多铁路文学佳作会涌现出来。生活给予我们激情，我们就该歌唱。
本文图片均由张锦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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