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主要国家的股市已经回到历史最高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经历去年大幅度的波动以后，再度大幅上扬，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金融和实体比较严重的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中国银行行长刘金3月20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
3月16日，中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召开2021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该行董事会通过相关议案聘任刘金为该行行长，提名刘金为执行董事候选人，选举刘金为副董事长。刘金的行长、副董事长任职资格待银保监会核准。此次为刘金担任中行行长后首秀。（详见：金融人物｜“金融其实很简单”：刘金的银行业之路）
刘金表示，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风险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强，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增长；第二个压力和风险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高债务；第三个压力和风险是金融和实体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
他建议，强化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
刘金表示，尽管中国的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商业银行不良率不论与自身相比还是国际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拨备覆盖率水平较高，说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安全垫较厚。
“一些舆论担心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不太透明，或者担心背后的风险仍多，但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情况是心中有数的，商业银行每个季度都会对自己的资产质量进行重检，不良资产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刘金称。
刘金还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后者可以抵御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金融体系风险总体趋于收敛。下一步，要继续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样才能筑牢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堤坝。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一议题的讨论。关于疫情的进展以及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在谈论。既然说到韧性，肯定是受到压力才讲韧性。当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风险在哪？
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强，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增长的发展迷雾。得益于疫苗接种工作的加快，以及主要国家大规模救助措施的出台，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但是当前疫苗的资源不均匀，近期在全球各大媒体上都有一些报道，大家都看到了。新兴经济体疫苗的接种还面临很多困难，由于疫情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的复苏道路仍然还会艰难而曲折。
很多家国际机构都在预测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实现4-6%的增长，世界银行的预测是4%，OECD的预测是5.6%。但是扣除基数的效应，这一水平并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从长周期视角看，考虑到当前全球化遭遇的抵制、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大规模颠覆式创新还没有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仍然难以摆脱低增长的发展困境。
第二个压力和风险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高债务的困扰。疫情之下，各国近期都出台了超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少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危机，这些扩张性的政策对疫情冲击起到缓解作用，但也造成很多国家债务快速攀升，透支了国家未来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加大了长期脆弱性。
根据一些数据，截至2020年末，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规模已经达到203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0%，相比2019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其中主权债务占GDP比重130%，相比2019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的总债务和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是250%和63%，相比2019年分别提升了29和11个百分点，所以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高债务的困扰是我们全球所有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是金融和实体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风险在加大。当前主要国家的股市已经回到历史最高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经历去年大幅度的波动以后，再度大幅上扬，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金融和实体比较严重的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这既不可持续，也加大了未来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近期受到各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不一的影响，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有所显现。根据RIF的数据，去年12月开始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开始减少，今年3月出现资本外流的态势。3月的前两周，新兴经济体平均每天以2.7亿美元的证券组合投资资金流出，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压力和风险。
再说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说到韧性，大家关于中国经济的很多评论当中都看到这个词。讲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能够抵御并且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尽管疫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毫不例外，产生了一些冲击，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不仅推动了自身行稳致远的发展，也为全球的金融市场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是中国的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但是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去年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84%，无论与自身比还是与全球相比，都处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垫相比其他国家还要厚实得多，去年末我们的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是184.5%，而欧洲银行大多不足70%。
我在不同的商业银行也工作多年，每年都面临不良贷款处置的问题，有很多投资者和市场主体在问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大家都担心我们的不良贷款是不是不太透明，背后隐藏的风险是不是还有很多。
我可以很负责地跟大家讲，我也是去年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跟我们的市场主体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情况是非常心中有数的，所有的这些不良贷款状况都经过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我们自己每个季度也都在进行重检，我觉得我们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西方国家政府债务在用途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这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控制各地方的政府债务水平。去年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仅有25.6万亿，相比去年增加了4.3万亿。但是整体的负债率只有45.8%，显著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债务资金更多的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养老等福利性的支出，很难产生未来的收入。同时，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外债水平也比较高，这一债务结构决定了中国政府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第三是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正在经历着成长中的烦恼。去年我们的违约债券大概有1600多亿元，相比上一年增加了将近200亿。违约率2.15%，和19年基本持平。而相比全球，这一违约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穆迪的数据，去年三季度，全球投资级别的信用债违约率为6.6%，其中美国信用债违约率超过了8%。
第四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还趋于收敛，中国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政策改革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比如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加强P2P平台的监管等等，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趋于收敛。
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我们看到在全球化遭遇困难、遭遇阻碍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系稳健性也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要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未来有这么几点建议：
一个是强化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一个是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范风险。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职责。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国有控股的以及各个类型的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都一致行动，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提高中国金融体系以及中国经济整体的韧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就是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不管是信用风险还是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我想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一直以来在采取和西方国家一样专业的应对措施。相信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一样，会帮助我们尽快的平稳的度过这次危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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