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车靠近，原本蹲在路边聊天的张克（化名），将烟头摔在地上，一个箭步冲过去，将其他人甩在身后。
张克将头凑近车窗，塞进一张卡片，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专营原版高端奢侈品包包、手表……”，卡片上爱马仕、LV、香奈儿的LOGO格外显眼。
“老板找停车位吗？跟着我。”这位广州白云皮具城的拉客仔转身跑在车前，娴熟地将车指引到一个空位里。
车还未熄火，他又接着介绍：“买包还是手表？现在商场里面不能卖，跟我来吧，我们有仓库。”
临近年关，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城的柜台生意冷清，慕名前来的客人被拉客仔悄悄带到皮具城侧面的一个破旧小区内。拉客仔用目光及暗号通过三四道关后，铁闸门内出现的是一个“奢侈品大甩卖的大集市”。
“你可以做海外代购、或者其他平台卖，这里的LV和正品一样。这款专柜19700元的LV手袋，我们这只要800元。”店家毫不避讳地说，这里的包以假乱真，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专柜也不提供查验，大部分宣称海外代购者都来此选货。从假包、假海外小票到假国际物流，如今的造假一条龙服务应有尽有，客人不用囤货，联系拉客仔可以网上下单。
因为假冒的“服饰箱包”可以以假乱真，广州白云皮具城近年来在业内名气很大。而让广州白云皮具城更为名声大噪的是相声演员侯耀华和他的那个所谓的“女徒弟”。
2017年12月初，侯耀华在广州白云皮具城给女“徒弟”、演员金娜买了一款专柜价8万元的香奈儿限量版“原子弹头”手提包。尴尬的是，女徒弟在微博晒包，师傅跟店家的合影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2017年12月16日，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假专项“春雷行动”，假冒的“服饰箱包”就是重点领域。近日，记者暗访发现，整个白云皮具城的戒备非常森严。
一
白云皮具城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解放北路，有着15年的经营历史。资料显示，中心经营面积可达16000余平方米，其中1到4层是商铺，5到11层为展贸式写字楼。皮具城周边商用的民宅一直是商家们的临时仓库。
1到4层的商铺多为小品牌的零售，真正的大生意则在5到11层的写字楼里。即使是在白天，这些房间也几乎都大门紧闭，门外还经常有人坐在凳子上放风。
一位熟知皮具城内部情况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如果想进去，就要通过外面揽客的人带，看守的人在门外确定是自己人之后，才会放进，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突击检查。记者尝试自己前往此前去过的门店，均被外面的人给挡了回来，说里面没有卖包的。
2017年3月份，阿梅（化名）从佛山的工厂辞职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揽客，再将他们带到“门店”里，她戏称自己的工种叫做“小蜜蜂”，也叫拉客仔。
她说所有的“小蜜蜂”都互相认识：“基本都是潮汕老乡。每个人都指定带看几家店，工资也是这些店一起发。”
由于那些卖高仿皮包的门店大都比较隐蔽，平常也都不开门，如果没有人带，既找不到也进不去。
阿梅穿着普通，染着黄发，但是斜跨着的小包却异常亮眼。
那是一款LV经典的女包，官网售价9000元左右。她向记者介绍，这个小包是老板娘送的，批发价不到一百块，和她一起做“小蜜蜂”的同事，几乎都有类似的高仿LV。
阿梅将记者带到皮具城的11楼，在一间没有门牌号的房间外停下。门口有名男子正低头玩着手机。阿梅向他使了个眼神，再抬头看了看门梁上的监控摄像头，男子起身把门拉开。
“过年了，查得紧，一切都要谨慎”，阿梅解释说，“去年年底侯耀华的那个新闻，让我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名，现在更加小心了。”
大门将屋子内外隔绝，与外面冷清的楼道不同，里面一片热闹。
房间里琳琅满目，陈列着大量的名牌包，看包客们操着各地的口音，还有两个推着婴儿车的俄罗斯女人。
记者探访的当天上午11点钟，几个黑皮肤的非洲客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结账用的是几张百元美金，买下的名牌包装满一个黑色的大袋子，背在背上出店去了。在这些店铺里，人民币、美元都可以用。
这里的行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售货员不会留任何联系方式给客人，客人只能联系“小蜜蜂（拉客仔）”。
二
这是一间“低端”高仿店，LV、GUCCI的品牌包价格都在200元左右，除了一线奢侈品外，还有二三线的MK、coach品牌包。
忙得不可开交的售货员说，现在卖MK、coach高仿包的门店不多，这些品牌包打折时，也就在七八百元，利润不高。她建议记者做一线品牌，同样的批发价，可以卖出价更高。看包客们也多围在一线品牌前。
在短短20分钟时间，就进来了四五拨客人。有的客人是在逛了几家店之后，直接回头来拿货，有的则是第一次前来，仔细询问着价格和质量等细节。
当记者提出这里这些高仿包质量太差容易被人识破时，阿梅就将记者带到了位于10楼的另一家门店。这是一家“中端”店，里面已经看不到二三线品牌，全部都是一线奢侈品。
这个门店在装饰上也与11楼的那家有明显差异，一些品牌限量包被放在玻璃专柜里，看起来非常贵重，这里的高仿包价格在700元左右，颜色更正，手感也很柔软。不过，在做工上也有粗糙之处，内胆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毛糟糟的线头。
售货员热情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旁的阿梅提醒说，如果要送朋友，在他们店里买就行了，不会太贵，背起来也像真的，但是最好告诉朋友这是高仿包。
如果要做微商或者品牌打折店，他们的包并没有到可以“以假乱真”的水平，细心的买家基本都可以看出来。
“高端店”不在这栋大楼里，而是在附近的一栋七八层高的旧式住宅中。
那里的戒备比皮具城里更为森严，这栋住宅楼被一个大铁门锁住，门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守着，他们看到阿梅带着人来，喊了一声“梅姐”，随即把大门打开放行。
灰暗狭窄的楼道里，上上下下挤着好几拨看货的顾客。其中有一位“小蜜蜂”向客人介绍，如果觉得这里贵，可以再去皮具城的低端店里看。
阿梅将记者带到这栋民宅的三楼，进去之后，一位导购小姐忙碌地招呼客人，另一位导购小姐则摆动着手机，自己做微商，主打的卖点就是“高端品牌海外代购”和“打折店”。
招呼顾客的导购向记者展示，一位好友刚刚从她那里买了一个LV手提包，付款2250元。如果放在专柜里，这个包的标价是15000元。
另一位导购直言，外面的很多海外代购都是从她们这里拿货，并让记者放心，她们的货“以假乱真”。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很难识别出真伪。
当然，这里高仿包的售价也要高一些，基本上都在千元左右，有的“限量款”售价可以接近两千元。
三
2018年1月22日，福建省莆田警方展开专项行动，查处以“海外代购”、“视频直播”为幌子的销售假包团伙。从两个窝点里缴获假冒LV、GUCCI、CHLOE等奢侈品假包200只。
莆田警方通报，2017年7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成立“皮包”公司，购置大量高仿品牌皮包，通过“视频直播”代购的模式，吸引消费者下单买货。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属于海外代购，犯罪嫌疑人还自行打印境外销售的单据、小票，并盖上自己刻制的假章。
警方通报称，该犯罪嫌疑人的高仿品牌正是从广州白云皮具城购买的。
记者调查显示，在白云皮具城里，卖货、包装、物流、假海外单据等做海外代购和微商的“工具”，均在这里实现了“一条龙服务”。
“这里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阿梅向记者表示，“一楼有卖正品包装的，20块钱一个，还有卖境外购物单据的，3块钱一张，如果要想发假物流，就需要另外加几块钱。”
“假物流”是指，可以制作出一个能够查询到记录的海外物流，通过这个“假物流”，就能制造一个假象：消费者所购买的货物是从海外寄送过来的，并且有迹可查。
阿梅向记者展示了假收据，既有POS机的刷款记录，又有用英语写成的LV专柜的收据，如果没有海外购物经验的人，很难判断这些收据的真伪。
记者见到，假包装则在一楼的几个店面里，那里堆满了LV、GUCCI的纸袋和丝绸贷，将高仿的包放进去后，看起来显得高端很多。
多位门店的售货员向记者表示，这些高仿包是自己工厂生产的。如果客户需求量大，工厂也可以专门生产一批顾客所需要的品牌款式。
“来这里买包的人，大多是做微商或者海外代购的，像侯耀华那种买高仿包做礼物的人，虽然有，但是并不多。”阿梅说，“这里主要还是做批发，并且批发价要远低于零售价。”
阿梅介绍，在这里拿货的微商和海外代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己有团队，自己定价格以及给团队的提成，拿货之后通过自己的微商团队卖出去；还有一种是加盟，他们把编辑好的照片和文字发在微信群里，微商们复制在朋友圈里就行了，有人下单，直接从他们这里发货。
“第二种模式不用压货和库存，风险小，收益也小；第一种既可以自己有库存，自己卖自己发货，也可以不用库存，由我们发货，收益要大一些。”阿梅说。
阿梅向记者展示了浙江一个老板给她的转账记录，两个月时间，该老板从她那里拿到了一万多元的货。她给这个老板的价钱是800元，但这个老板在微商上做到3500元，自己每卖出去一个，就赚2700元。
“其实就是发发朋友圈，如果想更真实，就找自己在国外的朋友，发几个在美国、日本的位置信息就行了。”阿梅说。
四
白云皮具城假货产业带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就有媒体报道称，白云皮具城在不断升级改造，要擦亮广州“皮具商都”招牌，揭掉“A货集散地”这一标签。
2015年年底，白云区打假办就加大了对白云皮具城周边涉假出租屋的打击力度，捣毁多个售假窝点，涉假出租屋被查封。
2016年，广州经侦大队对分散在广州不同区域的4个团伙统一展开收网行动，查获假冒皮革生产线2条和大量皮料，以及各类假冒LV成品、半成品6000余件等，“价值”近亿元。警方在排查中还发现这些团伙在中东迪拜的仓储、销售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查收涉嫌假LV、假CK等假冒奢侈品6万余件。
但历次打击和整治效果都有限。去年年初，新京报调查报道称，广州越丽皮具城和白云皮具城周边地区出现高隐蔽性的售假行为。
报道后，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立即部署对三元里皮具商圈的专项整治行动，在皮具城周边分别查处6家涉假包材店。
显然，这令造假售假团伙更为谨慎和隐蔽，界面新闻记者的暗访发现，如果没有拉客仔的引路，外部人根本进入不了一些高仿门店。这也是造成多次打击的结果并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王文华，不能仅仅依靠公安的力量，当地质量监督、工商等各个相关部门都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由于基层公权部门执法力量不够，或执法意识不强，导致上述法律很难发挥作用。区域性的制假行为，一个村子或一个镇都在制假，长期存在，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情，关键要有长期意识。”王文华说。
“事实上，打击假货产业带，对于当地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王文华说，从企业来讲，合规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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