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民族主义又是如何产生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逻辑是什么？这是关于近代民族与国家生成、发展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研究民族主义的起点。
民族是具有时代性的，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且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紧密相关。从这角度来说民族这一概念从诞生之际开始就具备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从世界政治史发展的角度看，民族与近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由此也才形成了所谓的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国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民族的外观。[1]也就是说民族与国家虽然高度相连，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视为同一概念，但二者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性。那么基于民族和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研究也只有在阐明前二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
要理解民族与国家的产生，也就是可以说理解民族国家的产生，就必然要从考察近代欧洲历史的视角出发。很显然，民族就产生于西欧，产生于现代化的发端地，是同封建主义、宗主国权威、尤其是教会和教皇的统治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出现的。新出现的这些民族，从一开始就与拥有主权的政治国家同义，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2]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存在民族这种共同体，也没有所谓的国家，有的只是基督教神权的“普世主义”教义。在统一的封建神权统治下，所有人——包括国王在内都是基督徒，上层社会的主流语言是拉丁语。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什么集体认同，有也是对基督教义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不可能产生国家的，因为它无法区别身份。
到了封建社会晚期，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动，基督教神权的主导地位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些运动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使得城市市民阶级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急需摆脱封建统治。而世俗王权也正需要摆脱神权的控制，实现对权力的直接掌握。在这种双向需要的冲击下，王权与市民阶级结合了，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神权统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相继建立起绝对君主制国家，实现了从封建神权到世俗社会的转变。
然而，绝对君主制国家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它具备了民族国家的雏形，它的出现推动了民族国家的产生。绝对君主制国家诞生后，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国王成为了国家的最高领袖，国王代替教皇与教会直接成为上帝的副手和代表，即君权神授理论的产生。就像路易十四所说的那样：朕即国家。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国内市场、推广了民族语言，形成了初步的国家疆域等等，而这些东西为最终形成一个符合现代民族概念界定的统一的民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民族就是在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基础上诞生的。
在绝对君主制下，一国内的人们有了基本的共同物质基础，以及一部分文化基础，如语言、文学等等。但还不具备共同认同的价值基础。国家权力掌握在王权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次受阻，于是王权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日益凸显出来了。王权想要继续实现对社会的有力控制，而资产阶级不再需要王权的庇护，二者再次来到了历史的交汇路口，只能留下一方。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它摧毁了绝对君主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也意味着欧洲民族国家正式诞生。
当王权与民族的矛盾激化后，资产阶级作为全民族的代表与王权进行了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形成。[3]
和绝对君主制的专制集权理念不同，资产阶级宣扬的是“人民主权”学说。君主把国家视为自己的财产，利用权力对社会进行无耻的压榨。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把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即他们所说的“专制之下无祖国”，转而号召国民团结在“祖国”的中心周围，团结在民族的旗帜之下，这个中心和旗帜就是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从封建神权到绝对君权再到人民主权的演变过程中，民族国家也逐步地产生了。从深层次的结果来看，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民族国家正式诞生后民族主义也正式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石而发挥它的“作用了”。
当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发生作用。实际上当民族意识产生后它就自动出现了。只不过民族国家的出现让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情绪高度膨胀，民族情感被高度激发出来，由此民族主义的力量也高度爆发出来。
[1]邱显平著：《当代世界民族冲突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房宁、王炳权著：《论民族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王联著：《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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