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食源性疾病？
广义而言，食源性疾病即吃出来的疾病，包括所有食品安全类疾病和营养类疾病。
狭义上，食源性疾病仅包括食品安全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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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源性疾病防治面临的双重挑战
我国的食源性疾病防治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此起彼伏、挑战法律和道德的食品安全事件；二是日趋严重、以百万计慢性病死亡相关的营养卫生问题。
在食品安全方面，要依法治理、系统防治、健康教育，但问题依然防不胜防；在营养卫生方面，要以健康教育为主，但目前行政干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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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源性疾病管理碎片化
目前，对食源性疾病的管理有多个部门：
疾控中心法定管理肠道传染病报告、爆发调查，确定食源性、水源性、微生物感染或中毒；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要负责食源性病例监测、溯源，专项监测，抗生素耐药监测，制定标准；
卫生监督系统主要负责卫生监督执法；
食药系统则负责食品药品监督执法。
管理碎片化的最大弊端是一旦协调不当，难以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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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舆情数据分析
中国健康传媒集团舆情监测系统显示，如图1所示，自2018年1月1日~2019年5月7日，共监测到“食源性疾病”相关信息690余万条，舆情呈波浪状走势，总体来看呈上升趋势。2月为食源性疾病低发月份。
图1 “食源性疾病”舆情走势图。
如图2所示，2018年，食品舆情数据量为21454716，“食源性疾病”相关舆情占比19%；2019年第一季度，食品舆情数据量为71
79749，“食源性疾病”相关舆情占比17%。
图2 “食源性疾病”舆情占比。
“食源性疾病”相关舆情传播总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以及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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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突出问题
近年来，发生了很多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如“2000年广东毒大米事件”“2001年重庆兄弟串串火锅双氧水、福马林浸泡事件”“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等。上述事件均为群众举报或者媒体曝光。
最近一年发生的食源性疾病相关的热点事件，如表1所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目前相关部门提出的一些监管措施都较为引人注目，比如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特别是在幼儿园要求园长和孩子共同就餐。在食品安全疾病防控上，行政力度较大，公众和媒体都较为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营养疾病导致的死亡要远多于食品安全疾病。目前，在食源性疾病防控方面存在的较大偏差就是注重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管理。而相对营养造成的疾病，行政管理力度不大、宣传力度较弱。比如2017年我国的营养领域大事，如表3所示，这8起事件几乎没有强制性，宣传上没有亮点和吸引力，难以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针对食源性疾病的防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面对国民如何宣传食品安全类与营养类疾病防控的双重挑战，以及如何站在健康中国的角度正确认识食品安全和营养卫生问题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同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碎片化，如何面对食品安全类疾病碎片化监测控制导致的效率低下。此外，重中之重是如何查找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目前来看，鼓励投诉举报的力度仍不足。最后，面对网络顽疾，如何教育民众识别正确信息与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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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食源性疾病防控的建议
一是全面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2016年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及格率仅为11.58%。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广义的预防病从口入的宣传教育，提倡卫生、营养、均衡饮食，配合其他健康要素，全面提高公民健康素养。
二是改变食品安全碎片化管理的现状。树立以公民健康为核心的大食品、大健康观；统筹制定管理食品安全、营养卫生的发展战略；统筹管理食品安全与饮食卫生；统筹监测、现场调查、执法、调查队伍；建立跨领域专家联席会议。
三是加大对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投诉举报的奖励力度。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往往不是由常规监测系统报告。民众、媒体、内部知情人的举报揭发是重要途径，加大奖励力度才能调动投诉举报的积极性。另外，还需对揭发者予以支持和保护。
四是加强营养卫生管理。除健康教育外，加强营养卫生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从餐饮业营养卫生管理入手是提高全民营养卫生健康素养的捷径。在有效管理餐饮企业的食品卫生安全的基础上，增加营养卫生管理；制定餐饮业营养卫生管理标准，颁发营养卫生许可证，列为餐饮业评级标准；从星级餐馆开始，在菜单上列出盐、脂肪、卡路里含量；张贴有关营养卫生的警示语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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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谣言与社会过敏症
对营养卫生问题单纯做健康宣传是不够的，应该像食品安全一样采取行政手段。对个人而言，一个小的过敏源就能造成全身过敏，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社会也同样会过敏，比如在SARS期间全世界死亡人数不到1000人，但由于谣言传播导致社会反应过度。再如日本福岛核泄露，中国人排长队买碘盐。这些都是典型的社会过敏反应。就在近几年发生的几起疫苗事件中也同样如此。因此，相关方面在释放消息前，一定要有抗过敏的措施，即对这些现象的正确解读、权威解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与正面信息同时发布。
同时，要提高相关领域专家的权威性。这些专家应掌握前沿知识和流行病学数据，通晓国际共识，实事求是，没有商业利益瓜葛，让公众能够信任。此外，要制定鼓励机制，将优秀专家推向与民众对话的前线，改变负面舆情控制民众情绪的现状。
文/中国健康传媒集团舆情监测中心 《舆情周刊》第170期
新媒体编辑：刘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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