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诵人#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抚州，但我更喜欢临川这个地名），他是北宋年间的一代大文豪，也是政治上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代名相，其诗词技艺、权力地位，都堪称江西三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存在。
“拗相公”王安石画像。（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为什么我要将他的地位拔擢到如此之高的地步呢？其实也不是我信口胡言的，且容我慢慢道来。
一、可以与商鞅、张居正并肩的古代伟大改革家
中国封建时代两千多年，有过很多很多的改革，但真正能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改革却只有三个，分别是商鞅变法、张居正改革和我们今天要说的王安石变法。
与前两者比起来，王安石变法更有其难能可贵的独到之处。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已经被魏国逼到割地赔款的绝境，秦国统治者与其说是主动求变，倒不如说是被动变法；张居正改革前，明朝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边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也是比较被动的。而王安石变法则不一样，其时，宋朝尚处于古典华夏文明的巅峰，虽说也有些隐忧，但王安石他们这些读书人上升渠道还很不错，东京汴梁城更是世界上为数绝少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商业文化也十分发达，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盛世欢歌的前提下，敏锐地觉察到了北宋王朝的忧患，进而壮士断腕，主动求变的一次变法。
他的这些名言现在读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这么说吧，虽然都是改革，但王安石变法是一种主动行为，他早在宋仁宗那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之中，就已经发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并勇敢的向仁宗进行过劝谏，但宋仁宗并没有理会他。
唯一的遗憾是，商鞅和张居正的改革还算是成功了，而王安石变法却失败了，但这依然不妨碍我们这些后人将他列为最伟大的古代中国改革家，因为他的改革措施、他的执政理念，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借鉴意义。别的不说，单说青苗法，这种由国家低息贷款给农民度荒年的规定，其实就是现代国家金融杠杆的源头，这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二、不想当官的一朝宰辅
王安石是北宋王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在仕途上力求上进的人才能达到的成就，但奇怪的是，王安石居然不是一个醉心官场的读书人，相反，他还三番四次地进行辞官。
仁宗年间上书以求变法失败后，可能是对朝廷有点失望，这个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就再也不想在官场中待了，他辞掉了官职，回家读书度日。仁宗有几次想着起用他，谁知道他直接拒绝了朝廷的征用。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有一次，朝廷给王安石发来了一纸委任书，要他去某重要部门赴任，谁知道王安石压根就不见来送委任书的人，来人无法，只好跪下来求他去当这个官，但王安石宁愿躲在厕所里也不接受这一任命。后来，送委任状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委任书留在了王安石的会客室里，自己起身离开了。王安石见状，一把就抓起委任书，紧赶慢赶地追上去，坚持把委任书还给了送信人。
很多人为了当官是费了千辛万苦，但王安石似乎是个特例，他是因为不想当官才名震天下的，最后居然让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以见王安石一面为荣。也正是由于这显赫的名声，当年轻的新皇帝宋神宗就朝政问题问起自己的机要秘书韩维时，这位机要秘书很自然的就说出了自己思想主张的来源——“拗相公”王安石。
很快，属于王安石的春天来了，意气风发、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和正值壮年、锐意进取的临川先生机缘巧合地遇见了，在短暂的担任了地方官吏后，王安石迅速被召回朝堂，担任大宋王朝的参知政事，主导变法改革。
锐意进取的宋神宗赵顼，如果他没有过早亡故，是不是北宋情况要好一些呢？（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其实，王安石不是不想当官，他只是不想当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他要朝廷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舞台，这个舞台宋仁宗不能提供，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候出来当官；而宋神宗能够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欣然接受了。
三、一流的文人可能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北宋的一代大文豪，实际上来说，他和苏轼的文采来比，某种程度上也是不遑多让的。他诗词俱佳，且多产而优质，流传至今的王安石诗词就有近两千首之多。比如他的《梅花》、《泊船瓜洲》、《元日》、《桂枝香.金陵怀古》等等，都是千古难得的传诵精品。
同时，他又是江西历史上地位最为崇高的那个宰相。江西前前后后产生过好几位宰相，像唐朝的钟绍京，两宋的曾布、周必大、文天祥，明朝的解缙、赵汝愚、陈循、杨士奇、夏言、严嵩等（明朝当真是江西绝代风华的一个时期），但王安石无疑是其中的领衔者，无论是从文采风流，还是政治才干方面，这些人里面能人是有，但能够与王安石并驾齐驱的，我个人觉得没有。
自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至明朝，江西就开启了他风华绝代的几百年历史。（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但是，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可能是，一流的文人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真正一流的文人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文化的精深使得真正的文人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坚定得近乎固执的道德坚守。王安石被时人称之为“拗相公”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后来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乌台诗案”后，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苏轼被改革派贬谪出京，一些人想要从中做点手脚，作为改革派首脑的王安石则亲自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苏轼虽然还是吃了些苦头，但他最终还是自由且闲适的。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唐朝的牛李党争、明朝末年的各大派系之争，都要比北宋的派系斗争残酷冷血得多。这自然有北宋重视文人的大背景，但也和王安石的个人道德坚守有关。
在王安石执掌大权的几年里，他没有因为政见不同而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他一直坚守着儒家学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你不赞同我的变法，那你就走”，而我是绝对不会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的。对苏轼如此，对司马光也是如此，对大宋天下的全体读书人他都是如此。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而互相肯定的典故足可称为千古美谈。（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所以，即便是他变法不成功，自己功未成身便已退，他死后依然被全天下的读书人推崇备至，他自己也享有了谥号为单字“文”的千古盛誉（这可是唐朝以后所有文臣谥号中的独一份）。被改革派迫害过的苏轼为他写了挽联，夸赞他：“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政敌司马光也摈弃前嫌，称王安石：“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之处）。”
可是，在个人羽毛的呵护和变法的成功二者面前，到底孰轻孰重呢？王安石明显选择了前者，他坚守了内心的标准，保护了自己人甚至政敌，却客观上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这种利弊得失就有待我们这些后人思考了，在此我不做过多评价。
纵观历史，纯粹的文人很少有能够登上权力巅峰的，篡了西汉政权的王莽算一个，但他很快就失败了，所以，古往今来，可以做辅弼良臣的文人很多，但要说真正执掌权力，功成身就，可能文人还是差点坚毅的力道，道德教化固然重要，但如果这些和国家大计比起来，是不是还得有个利弊权衡呢？
靖康之耻是上一个千年的忧伤。（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1127年，金军踏破汴梁城，北宋王朝灭亡。不得不说，这可能就是王安石唯一的一点遗憾。
四、结束语
如果要我选一个中国南方文明史的代表省份，我有且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老表”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江西。
从宋至明，这一方热土上有无数文人墨客、朝堂巨子从这里走出来、从外面走进去，进而不断开拓着中华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承担了中华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那些责任。唐宋八大家，这里独占三家，即便不是八大家之中的黄庭坚，也足以光照古今；有明一代，这里应该算是可以左右整个政局的华夏核心，汤显祖、宋应星等文化、科技方面的专才更彰显了江西一省与众不同的风采。到了近现代，江西井冈山、瑞金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等等，更是成为了再造中华的勃兴之地。
而这一切璀璨光辉的背后，临川“拗相公”王安石可能才是那个千年以降、承前启后的第一人。
独特的江西文化现象，这是中华文明史绕不过去的一大块区域。（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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