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格
在探寻新大陆的冒险中，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它，横跨太平洋而来，在众人的口口相传中，它让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玉米等美洲作物，究竟是不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今天的故事中，很多人名、地名，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线索，我会试着一一解开，找到那棵被隐藏的树。通过玉米串联的线索，透视18世纪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内部之变。
第一节 极其缓慢的扩张脚步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把总王望高追踪海盗林凤，来了到了马尼拉，并在同年，带着来自西班牙的修士马丁·德·拉达等一行，回到了泉州港。修士们发现，泉州农村除了“种植稻谷、大麦、腰子豆、扁豆”，还有一种他们熟悉的作物，正是原产美洲、被哥伦布献给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玉米。
随着欧洲人的帆船，玉米也被带到了全世界各地。到万历初年，玉米已经取道东南海路、西南和西北陆路等三条路径，进入到中国。不过，到万历六年李时珍写完《本草纲目》时，玉蜀黍（玉米）还是“种者亦罕”。
时间来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春天，四川籍的江夏知县李拔调守福宁府（今宁德地区）。见福宁地处滨海，山多田少，当地居民多以捕捞为生，不重耕织，常有谷麦不继之困。
想要解决当地温饱问题的李拔，先是想到了番薯，但它容易腐烂，而且需要沙地种植。他提笔向乾隆皇帝建议推广“包稻”，可以在斜坡陡山上的薄土中播种，可以充粮食和酿酒，外皮还能喂猪。他所说的“包稻”，就是玉米。这件事也被他收录到《福宁府志》中。
这里就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福建本来就山多地少、米不敷食，明代开始福建人就开始贩海求生，那么，从西班牙人在泉州见到玉米，到李知府上疏请求扩种玉米，其间184年之久，泉州和福宁府相距大约不到300公里，玉米扩大种植的脚步，似乎太慢了点。
让我们来注意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就在李拔编纂完《福宁府志》的1762年，中国人口突破了2亿大关。
第二节 从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在古代中国，农业的兴旺与人口的增加是经济的基础。清王朝中前期，人口和农业政策也格外积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结束了三藩分裂、收复宝岛、驱逐沙俄等一系列征战后，康熙皇帝下诏，以前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
从这一时期开始，整个清代的土地税，不再具有扩张性，长期维持低税率。对老百姓来说，隐匿人口没有必要了，生娃也没有压力了，而开垦荒地免税，也让他们有了充足的动力。
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皇帝谕令，边省内地零星土地，民众可以随意开垦，免其税负并严禁豪强争夺。各地大员进言称，平原地带已找不到可耕土地，应该让民众入山开垦，于是，乾隆七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乾隆帝
到乾隆八年（1743年）时，经过全国统计，中国的人口就已经达到1.64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录的数字。粮食问题也就摆到了朝野上下的案前。劝垦荒、劝农桑，是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各级官员都把垦荒、提高复种指数等，作为农业工作重点。
比如，在湖北西南、地处武陵民族走廊的长阳（地图上标示一下湖北长阳自治县的大致位置），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59年间，政府动员组织下，开展了多达17次的垦荒，中低山区全部开发殆尽。
在垦荒方面，据估计，雍正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已经超过9亿市亩，到嘉庆时期，大约达到12亿市亩。
不过，在清政府《实录》、《会典》等官方统计中，从雍正到乾隆时期，耕地面积其实还出现过下降。
其中的原因，可能还是和“摊丁入亩”有关：民众倾向于隐匿土地来逃避田亩税，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手工业等。这个细节，将和后面讲到的问题会有所关联。
在提高复种指数方面，考虑到许多地方已经寸土无闲，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双季稻。例如1746年，湖南就大力“劝种两熟稻谷”。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宁知府李拔针对山地资源，提议种玉米，就很好理解了。因为人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深山峻岭了。
第三节 蜂拥入山的棚民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一名叫温上贵的人，在险僻多山的江西万载县，暗中纠集数百个称为“棚民”的人，计划攻略万载县城，这场小动乱很快被镇压。但据万载县报告，在山上搭棚居住的棚民，已多达三万余人。
棚民
从此，棚民的名称，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文献中。最初，棚民出现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山区。在东南山地逐次开发后，内陆广大边远地区，过去荒无人烟的山地深箐，也迎来了棚民。
而棚民进入边远民族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述，建议取消土司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流官进行管理。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办理。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6省。
改土归流的客观原因之一，就是内地人口增长超出了生产力的容纳。改土归流打破了土司制度之下，“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状态。
十八世纪初，以秦岭为主干的广大山区，除了少数几个有历史地位或战略意义的市镇开发较早外，依然人烟稀少。到乾隆时期，鄂川陕交界的巴山老林，流民入山者，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棚民
后来任陕安兵备道、陕西按察使等职的严如熤，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记录，棚民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几年后有收成了，他们会典当山地盖点木板土屋，否则就继续迁徙。
乾隆十七年（1752年），鄂西北的房县，连续几年都迎来了玉米的大丰收，山上的农民几乎家家种植。严如熤也注意到，这些棚民的到来，山区农业口粮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种玉米的农民
不过，这些棚民背井离乡、携妻将子，披荆斩棘跑进深山，仅仅为了吃口粗糙的饱饭么？
第四节 玉米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清史稿·食货一》中记载，这些棚民以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严如熤也了解到，棚民开设铁厂、木厂、纸厂等。此外，他们实际上还烧炭、种杉树、栽烟草等。也就是说，他们进⼊山区的首要目的，是从事各种山林经济，以期获得远超粮食生产的利润。
例如，种植杉木是一项重要产业，杉木栽插前需要种植芝麻改善土壤属性。栽插幼苗后,需要每年耘锄苗间隙地，但也可以间种粟、麦等旱地作物，既能清理杂草，又能疏松林间土壤，同时生产部分粮食。
植于林间的杂粮被称为“花利”，是山林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苗木栽插耗时废力，所以“花利”经常被用来冲抵部分栽插或养护的工钱。玉米具有根系发达穿透力强、易于管理等特点，替代粟、芝麻等作物,成为新的间作作物和“花利”，但并非棚民进入山区的主要目的。
还记得前面说到，在官方统计里，耕地数量变化的细节吗？这些棚民涌向深山从事山林经济，而非单纯农耕，可能正呼应了雍正到乾隆时期，官方统计中耕地面积数字的减少。
更具体地来看看，玉米在山地开发、粮食增产中，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国人口突破2亿。人均耕地在这时已经下跌逼近3亩。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提高粮食单产已极为困难，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已经逐渐开始低于人口增速。
事实上，到乾隆中后期，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才得到官方推广。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山东按察使陆跃刊印《甘薯录》，乾隆得知后，下令北方各省传抄、推广。而在玉米推广方面，根据地方志记载，在有观察的266个府级行政区中，乾隆四十一年时，还有118个没有种植玉米，直到嘉庆末年的1820年才降到72个。
据估算，1766年，玉米种植面积仅占全国作物总面积的1.13%，到1812年，也仅占2.06%。
而民国统计显示，1914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不过3.84%。
根据推算，乾隆末到嘉庆年间，玉米和全部薯类（包括本土芋头）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
可以说，乾隆中期之前，玉米、番薯尚未发挥作用。生齿日繁后，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才作为应对人口压力的措施之一开始推广，但从总量上说，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人口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耕地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提高。
不仅如此，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玉米的推广过程中，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官员和乡绅地主，抵制玉米、驱逐棚民的事。
第五节 从请禁玉米到白莲教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浙江《开化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苞芦，近年处处种之，可以代粮，然开邑田地山场因此多被水冲塌，似宜禁。”
究其原因，是因为山林开发砍伐了大量林木，而玉米苗壮根长，会掀松砂土，再经雨水冲刷，导致溪河淤积，形成水患。嘉庆六年(180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就明确，本地居民不许种玉米，棚民也要逐渐禁种。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浙江。乾隆时期，江西部分地区以及汉水流域，很多经开发的山地地区，都出现了水土流失问题。
移民采取平原上深耕、条播的精耕法种玉米，头几年很容易丰收，但雨水会冲蚀山区表土，甚至导致洪涝发生，威胁到稻米产区。而如严如熤所说，棚民缺乏长远利益，如果收成不好会持续迁徙，随着山林资源的不断消耗，他们维持生活水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玉米在山林开发进程中，确实利用了原本利用率很低的边际土地，增加了一些高海拔的耕地面积，但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嘉庆和道光时期，部分地区的抵制和禁种，其实也限制了玉米的扩种。
因为线索过于多头，我在这里简单建了一个比较粗的时间线，方便理解：
1790年，中国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13亿。1793年，乾隆在上谕中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
这种担忧，已经为时已晚。
1796年正月初一，紫禁城举⾏了盛大的禅位典礼，乾隆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颙琰。
嘉庆帝
这原本是乾隆给自己设计的最后一个完美落幕。然而，就在六天之后，川楚边境的宜都、枝江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
和玉米相关的种种细节，此刻在这里交汇：
正如前面所说，川楚边境巴山老林，接纳了大量人口，此刻已不下百万，他们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随着环境红利的消耗殆尽，生存空间已经变得拥挤逼仄，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同时还要饱受剥削和勒索，于是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最初举义的教民张正谟，就出生在前面提到的垦无可垦的湖北长阳，而传教给他的白莲教首领白培相，则是来自前文提到的玉米连年丰收的湖北房县。
而长期观察棚民的严如煜，在1800年平定三省动乱的廷试上，以屯田团练的上疏，得到嘉庆皇帝的青睐，从此参与镇压反抗活动先后20余年。
这场历时九年的起义，在康乾盛世奏响最华丽的尾音时，重重地敲下了一个休止符。展现在历史进程前方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
尾章 跨不出去的马尔萨斯陷阱1798年，紫禁城之外，早已是嘉庆年号，而在紫禁城之内，宫中历书仍标示乾隆六十三年。
就在这一年，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原理》：“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观点，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在以前的视频中讨论过，明清以降，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近于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要提高土地产量，只能不断增加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添人口，形成劳动力填充型的模式。
在乾隆时期，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路下行，最终跌破人均3亩。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时期人们高涨的生育意愿，其实是为了能吃饱，而不是吃饱了撑的才来造人。
而增殖的人口，紧接着又会带来粮食不足和人均生产力下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清代的人力磨坊取代了水力磨坊，人力耕作取代了牛耕，就是因为劳动投入越来越高，而劳动回报却越来越低，也就是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先生说的“内卷化”。
而人口相对过剩，最终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福建人蔡牵，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因水灾而引发的饥荒，被迫下海为寇，得到多方响应，能率领近万人，驰骋于闽、浙、粤海面，被嘉庆帝钦定为“海洋首逆”，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被镇压。
白莲教起义，其实就是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以战争形式爆发的一个标志，如同太平天国的预演。1850年，中国人口达到4.36亿人。同年，洪秀全命令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进行编伍，与清廷开始了武装冲突。
这时候，人口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全世界来自土地的能源供给，几乎都达到了极限。在17-18世纪间，欧洲的技术退步，也导致大多数国家人工工资下降。
只有英格兰不断地把剩余劳动力送到北美，从而保持了较高的人力成本，才让早期昂贵的机器得以更快的应用。
而在世纪之交继位的中国皇帝嘉庆，一生十分节俭勤政。他曾说：“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
在嘉庆之后，道光、咸丰，其实都可以称得上节俭君主。当我们再回溯玉米在中国的故事，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行为或许并非出自君主私德，而是他们自己也身处陷阱当中，不得不接受饥饿（节俭）与繁重的劳动（勤政）。他们和万民的生命，如同西西弗斯一样，面对自然的规律，在无效又无望的努力中，慢慢消耗殆尽。
参考资料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何炳棣
盛世康乾 侯杨方
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韩茂莉
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陈亚平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赵冈
流民群体的选择与秦巴山地社会—以《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为中心 刘桂海 马强
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刘金源
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 王保宁 朱光涌
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 李昕升
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 李昕升 王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