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农民，什么农活都干过。喂过猪，插过秧，赶过车，扬过场，掰过苞米，割过苞米杆子，我还磨过米，压过碾子，拉过风箱，吹过磨米壳子，各种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那年头，穿个打补丁的裤子，蹬个胶皮黄胶鞋，虽然露个脚趾头，浑身上下土得直掉渣。
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就想早点从农村出来。理想是以后才有的。
有一年深秋的一个下半夜，父亲说，晚上去生产队整点高粱壳子，等着上冬烧火。生产队的墙有两人多高，好在不知道是谁，在其中一截子墙上，开了个豁儿。那晚上，月高风轻，只有秋虫在嘟嘟地叫。
我悄悄地爬上那个豁墙，顺着父亲的脚步，我把尼龙丝袋子顺了下去。我挣着口袋，父亲一铲子一铲子地往袋子里灌着高粱壳子。高粱壳子很轻，我努力地用我的肩膀顶着袋子，支撑着帮助父亲从豁口处拽出去。袋子从豁口出去的时候，我却孤单地留在了高粱壳子堆里，像山一样地高。
父亲在墙外面低声地说，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嗯了一声。
深秋的夜空星星格外地亮，仿佛都已经睡醒了。下半夜，鸦雀无声。我的心砰砰直跳，害怕那个魔鬼从身后窜了出来。我数着数，期盼着父亲赶紧把尼龙丝袋子从豁口处递进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风很冷，我努力地找到了北斗七星，看着星星，驱散周围的恶魔。
忽然远处有一束光照了过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躲到高粱壳子垛的后面。那束光隐藏在高粱壳子后面，左一下右一下。渐渐地，我听到了一个憨声憨气的声音。
是不是那个胆大的正在偷高粱壳子？
另外一个人说，哎呀，就你多事，大半夜的，早点回去睡觉。
灯光还没有灭，我想，这是不是魔鬼啊？我悄悄地把自己隐藏在高粱壳子的垛里。垛很松，稍微有个人往里钻，就塌了下来，哗啦哗啦的高粱壳子往下淌的声音。
那个憨声憨气的声音说，该不会有人灌高粱壳子吧？
另外的人说，回去睡觉，爱谁偷谁偷，反正队长成天也不给多加个公分。
那个憨声憨气的声音说，你说得也对，换成我也想搂它几麻袋，睡觉去，爱谁偷谁偷。
那宿的月亮一直都很亮，照得我喘不过气来。
当我还在为能多添一袋子高粱壳子而发愁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温暖的书房里温习着功课。我得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达到那种境界，我以为自己就是个天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庸俗的小虾米。天才仅仅属于那百万分之一，不要希图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那都是骗人的，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哪来哪去，最终归于平静。可是，我们还在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着，我只想告诉你，再见了理想。理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只不过是那其中的证明者，我没有理想。
我每个周六都会到附近的早市去闲逛，不见得自己能买点什么东西，我更想在买菜的人群之中穿梭，仿佛是告诉他们，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经常买葡萄的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六十，女的五十八，是他们告诉我的。
男老板说，我每天都是四点钟起来，倒腾这些水果。上周四连续几天，都在家里收葡萄。
我说，那你也是你们村里最好使的那个崽啦。
男老板说，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问，孩子怎么了？
老板娘说，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大三，究竟是考研究生啊，还是找工作。
我说，能找到工作吗？
老板娘说，亲戚说，考个教师证，去南方混生活。
我说，考个教师证，你能竞争得过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吗？要我说啊，如果不是特别优秀，那就直接就在身边，多好啊。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经常回家。
老板娘说，那不是没出息嘛。
我说，啥叫出息啊，你能跟她一辈子啊！
我心里想着那句话，叫望子成龙。哪个家长不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就是个天才，其实他哪里知道，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庸才，天才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千万别再告诉我寒门出贵子，什么都没有啦。
老板娘感觉我在嘲笑她，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儿。我有点后悔，每个人都有梦，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做梦的人叫醒呢？
我是听着粤语歌曲度过我的青春的，每当我听到粤语歌曲，我就觉得那是最超前最时髦的象征。时至今日，当我听到粤语，我始终认为那就是潮流。当我许多年以后，我到广州番禺，下了小汽车，我打了辆摩托车。广东仔一听我是东北口音，啥也不问，直接开着摩托车，飞奔而去。也没有办法，东北人那些年，在广州就是洗浴、歌厅、黑涩会的代名词。我也有幸成为了江湖人，当我在小饭馆，把那家的饭馆里的啤酒都喝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就是个酒囊饭袋。
我也是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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