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向南飞行
1982年2月中旬的一个正午，位于南半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值盛夏，赤日当空。一架阿根廷空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首都基地腾空而起，向南飞行。机上乘客除了我和大使馆的一位同事外，还有六位当地企业家和一名记者。宽敞得像网球场似的机舱内堆满了运往南极基地的生活给养和机械设备，我们这些“旅客分坐在机窗两旁用帆布带穿成的软椅上。运输机上没有民航客机上的一般设备，更无“空姐”服务。
应该说这是一次很不舒适的长途旅行，然而，我跟这些阿根廷“同路人”一样，心里比去哪一个避暑胜地度假还要高兴，大家抢着同空军机组人员攀谈，问这问那，又说又笑。是啊，谁能在飞向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南极途中按捺得住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呢！那几位企业家和记者是因在马岛战争中支前有功而被空军司令部邀请去南极慰问旅游的。我呢，说实话，原来连做梦也不曾想过会去神秘的白色大陆旅行，去南极是科学工作者的事，与外交官“不搭界”。
事有凑巧，那年我在驻阿根廷使馆任职，直接参与了我国派遣最初几批专家到阿根廷南极站进行科学考察的联络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我个人也同阿根廷国防部南极局和空军南极处的负责人建立了友好关系。
他们为了让我这个外交人员增添一点有关南极的知识和感性认识，特地邀请我去访问他们的一个南极站。正好，使馆领导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去慰问在那里进行气象考察的中国专家。这样，我也成了“南极客”，在当时，还是第一个访问南极的中国外交官哩。
▨ 从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苏怀亚停歇，准备飞往南极（1982）。
我们的目的地是马兰比奥南极站。我们的“座机”飞行四小时后在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首府里奥一加列戈斯机场降落加油，停歇一小时。我趁机浏览了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高原风光，极目望去，一片黄蒙蒙的无垠荒漠，看不见树木和青草。大概为了打破这片苍茫大地的单调色彩，街上低矮的房屋外墙多为深黄色，房顶涂成大红或大绿，十分醒目。那时将近黄昏，凉风飕飕，气温已在5℃以下。飞机继续向南飞行了40分钟，降落在火地岛的里奥格兰德，这里是飞向南极的最后一个航空站，在那里将根据前方的气象预报待命出发。据告，一天中黎明前后是在南极站降落大型飞机的最安全时间。
大家在机场候机室里吃过晚餐，便在沙发椅上和衣歇息。翌日凌晨四时，前方传来命令可以起飞。我们立即换上整套“南极装”，我数了数，从头到脚，里三层外三层，大小共15件。除了内衣内裤和袜子外，全都是橘红颜色。这种特制的服装穿在身上又轻又暖，足可抵御零下40℃的严寒，鲜艳的服色是为了在白色环境中便于辨认和找人。
极地风光
“大力神”再次起飞后便跨越德雷克海峡，向南极半岛上的马兰比奥基地进发。阿根廷得地理之便，是最早开展南极考察的国家之一，在南极建有八个常年站、四个夏季站，占各国南极站数量之首。马兰比奥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气象考察中心，也是南极大陆唯一能够降落巨型飞机的基地。这个为纪念在南极考察中献身的空军上校马兰比奥命名的基地建在南极半岛北端的东侧，南纬64°4'6"，西经56°43'02"，离我国即将建在半岛西侧南设得兰群岛上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相距不远。那时，南极半岛上已有6个国家建立了13个站。
▨ 我们乘坐的“大力神”斐济平安降落在南极基地。
三个半小时后，飞机开始下降，这时晨曦已射进机窗。我们向下张望，透过云层依稀可见海面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和浮冰、冰山，正前方不远处一个大岛的中央高地上有两排熊熊燃烧的火堆，想必就是引导飞机着陆的航标了。几分钟后，飞机在冻土跑道上滑行，突然机身一震，戛然停住。
我走出机舱，顿觉空气新鲜得沁人心脾。我急忙打开相机，却傻了眼。老天爷好像在故意作弄我们，一下子变得浓雾弥天，除了“大力神”庞大的身影和冒着浓烟的火堆外，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正着急时，忽然吹来一阵清风，顷刻间云散雾消，霍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典型的极地风光：碧空万里，白云朵朵，高低起伏的丘陵和远远近近的岛屿无不覆盖着厚厚的冰雪，湛蓝的海洋里漂泊着大大小小的浮冰和冰山，好一个天阔地茫冰清玉洁的世界。
当我把目光移向另一边时，眼前展现了另一幅奇妙景色：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四排橘红色的金属房子组成一个“册”字，附近是两栋长方形仓库式的建筑物，远处有三个大圆球状的雷达，二红一黄，鲜艳夺目，旁边一座状似高脚酒杯的白色金属架拔地而起，那是气象卫星信号接收天线，再远处在钢板铺成的小机场上停着一架雪橇式飞机。这时，我才感觉到气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寒冷，阵阵和风拂面，仿佛北京的初冬季节。
基地的朋友告诉我们，此时当地气温为零下1℃，这是夏季的平均温度，冬天的平均温度为零下32℃。南极的气候变化无常，忽晴忽雾，忽风忽雪，捉摸不定，最可怕的是刮飓风，风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一年中只有夏季飞机和轮船才能安全到达极地。
天涯友情
热情的“南极人”把大家引进室内，顿感温暖如春，由于基地供应困难，一般来访客人都是自备食品和饮料。与我们同行的阿根廷朋友只好吃自己随身带去的面包和罐头食品，我们两个中国人却被好客的站长奥坎波空军上尉引进宽敞舒适的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我们嚼着鲜嫩的牛排，呷着热呼呼的咖啡，耳闻悠扬的探戈乐曲时，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置身在远离人类社会的“第七大陆”。
奥坎波上尉既是站长，也是雪橇飞机驾驶员。他告诉我们，他的飞机不仅为本国基地服务，也随时可为附近其他国家的基地效劳。他说：“南极的最高法律是团结互助，一方有事，八方支援，为了让南极为全人类服务，科学考察人员不分国籍，友好合作。”
▨ “老南极”卞林根（右）陪同我参观了基地各项设施并合影留念。
接着，站长滔滔不绝地称赞起在基地工作的中国青年气象工作者卞林根来。他说：“林肯（指小卞）真是好样的，不仅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完成好气象考察任务，还主动积极地参加站上的各种公共劳动，无论打扫跑道、排除房前积雪，还是卸运飞机、轮船带来的货物，他都干得非常起劲，博得了全站同事的好评。”
说着，忙打电话把卞林根叫了进来。小卞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已是“老南极”了，前年刚在澳大利亚南极基地度过了一整年，现在又与阿根廷同行一起探索极地的气象奥秘。我向他转达了使馆领导的亲切慰问，小卞手捧使馆送他的各色罐头、茶叶和茅台酒，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告诉我们，他在工作中得到了阿根廷同事的热情帮助，同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生活也过得十分愉快。小卞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极地上的各种趣闻之后，转而严肃地说，南极不仅对气象学，而且对生物、地质、天文、地球物理、医学卫生、宇航、无线电通讯、食品储藏加工等各种学科都有重大的科研价值。他殷切地期盼我国早日在南极建站，渴望着在自己国家的南极站里作出应有的贡献。
献身精神
我们在站长和小卞的陪同下参观了基地各项先进设施。在室内的气象中心里，各种精巧的仪器记录着室外观测塔传来的数据，由电子显示标明极地气温、湿度、风力和风向等资料。可惜我们是外行，无法看懂那些闪烁跳动的荧光指标。
在各种现代化设备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好奇，基地的厕所都不用抽水马桶，而是“喷火”马桶，一按电纽，粪便立即被喷出的煤气烧成灰烬。站长说，严防污染是另一条南极人必须遵守的准则。走出屋外，发现所有的房子都用钢架架起，那是因为南极常刮大风，一米多高的通风道既可减少房屋阻力，也能随时吹走下面的积雪。工作室和生活区的每幢房子都由密封的走廊相连，装有暖气设备，工作人员可以常年穿着毛衣干活。
参观了基地的电台、雷达站、仓库、发电车间和飞机库后，我们在海边见到一个高大的十字架，上尉告诉我们，前年夏天，一架直升飞机在从船上卸货时吊钩意外地钩住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不幸机毁人亡。他不胜感慨地说：“进行科学实验无论怎样注意安全，也难免发生意外事故，更多的情况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损害身体健康，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献身精神。”
我们还了解到站上有越冬人员50名，另有夏季考察人员60多人，他们都是自愿来的，工作的期限一般为一年。南极局每年向有关单位征集工作人员，应征者十分踊跃，经过严格挑选才能来此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比较优厚，但促使他们自愿到这艰苦环境工作的动力是职业荣誉感和爱国精神。他们远离祖国亲人，格外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天天收听国内外新闻。我记得很清楚，那年阿根廷举行军政权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大选，当晚最早把投票结果报到首都计票中心的是马兰比奥南极站。
奥坎波上尉告诉我们，马兰比奥基地还担负着为阿根廷其他南极基地提供后勤支援的任务。运输机把各处基地需要的工作和生活用品首先运到马兰比奥站，然后再由装有雪橇的小飞机转送到别的基地。同时，这里也是接送轮换人员和伤病员以及传递邮件的中转站。
这位身兼站长和驾驶二职的空军上尉还向我们透露，附近的埃斯佩兰萨站正在进行人类适应南极自然条件的有趣试验，一对对阿根廷青年男女志愿来南极结婚，生儿育女，现在已有20多名儿童在那里长期生活，申请到白色大陆“安家落户”的人数与年俱增。埃斯佩兰萨站在扩建机场，不久将开辟夏季旅游点，吸引国内外游客观光。
珍贵留念
尽管南极夏季的白天十分漫长，我们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们贪婪地把每一个新奇的南极景物摄入镜头，尽可能多地同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南极工作者交谈。由于飞机当晚要赶回首都，我们来不及跑到远处和被称为“南极主人”的企鹅合影，更没有时间去海边寻找有科学价值的贝壳化石。
▨ 迷人的南极风光
站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惋惜心情，他给每个来访者签发了一张印有冰山和企鹅图像的“南极证书”，还赠送给我一块汤碗大小而形状怪异的岩石，上面嵌着贝壳和鲨鱼牙齿的化石，表面还长着一小簇毛茸茸、枯黄纤细的苔藓。这块化石是上尉利用业余时间跑了好多地方才捡到的，他指出，化石科学地证明六亿年前南极洲和南美大陆是连成一片的，别小看这不到一二毫米的苔藓，在南极一百年才长半毫米。
我手托这沉甸甸的岩块，心里掂量着科学技术的伟大意义和中阿人民友谊的分量。我回赠给上尉一本中国长城画册，他非常高兴，紧握着我的手说：“我衷心希望中国人早日用建筑长城的精神来同我们一起开发南极。”
分别的时刻到了。站长和卞林根把我们送到飞机旁，上尉指着跑道上一个深坑和一块挖出来的巨石，笑了笑说：“今晨你们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轮子陷进了解冻的泥坑，撞着了这块大石头，要不是驾驶员操作得法，差点出了大事。这也算是你们到南极来的一点遇险吧。”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停机前那一声震动的缘故，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我们同阿根廷和中国籍的“南极人”一一拥抱告别。
返航途中，飞机即将飞临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时，机长请我进入驾驶舱参观，在空中观赏了首都万家灯火的壮丽夜景，我利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向大使馆报告了从南极平安归来的消息。
-End-
文字 | 《外交官世界纪行》 中华出版社 1995年4月
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 《足迹》 黄志良著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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