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话题,“满汉全席”可能是许多人脑海最先跳出的概念之一。关于满汉全席,长期以来民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是历史上清朝宫廷最高膳食标准的盛宴。实际上,清宫并不存在以满汉全席命名的御膳。满汉全席的前身满、汉席,原本只是“N席满族菜 N席汉族菜”的泛称,连专有名词都算不上。就好比一个四川小伙娶了个广东姑娘,请客摆了几桌川菜,几桌粤菜,小伙姑娘就可以称“我们摆的是川粤席”,川粤虽然同称,但井水不犯河水,乃是畛域分明的两组概念。清代文献提到的那些“满汉席”,也是同样的情况,仅为概括性陈述,既不具备固定的格式菜制,也没有表达“全”的意思。

像《清史稿》载清圣祖康熙,因布设满洲筵席过于繁琐,且需多杀牲畜,故“改满席为汉席”;

袁枚《随园食单》:“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均属此类情形。

《衍圣公府档案》说的“满席二桌,汉席一桌”,更可见“满汉席”并非一个混成一体的概。

乾隆三十年,乾隆爷第四次驾临江南。驻跸扬州期间,当地官府劳师动众,征用了整整一条街的寺庙道观烧菜,款待天子随行官员。那顿饭,与宴的地方官和京官达两千五百人,真可谓盛况空前。然而乾隆却一口都没吃,甚至压根没有出席,就在百官箸枪匙剑,油汤乱飞的当儿,人家独自安安静静待在行宫里美滋滋地吃小灶。由于与宴者满汉都有,主办方必然准备了满、汉两套厨馔。扬州名士李斗设法搞了份这一宴的菜单,记录在他的《扬州画舫录》里,谓之满汉席:

第一份: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蹄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

第二份:鲫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肉脯、奶房签;

第三份:猪肚假江珧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班鱼肝、西施乳(河豚精囊)、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

第四份:烤哈尔巴肘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烤鸽子、猪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十锦火烧、梅花包子;

最后上「洋碟」——也就是西餐二十味、劝酒菜二十味、小菜二十味,还有十桌干果、十桌鲜果。侍卫随从,另行供食招待。

满汉全席起源于什么时期(古卷传说是谁造就了满汉全席)(1)

这五份菜应是由五个,或五批改成厨房的寺庙分别备办,第一批厨房主攻羹汤;第二批收簇了熊掌、猩唇、驼峰、鹿尾,专门处理野味;第三批厨房云集江南本地名厨,文思豆腐、蒸鲥鱼在当时的京城可是稀罕味道;第四批集中火力大烧大烤,做的是满洲传统菜;第五处拾遗补缺,输出西餐小菜。分工合作,庶几相得益彰。这五批菜,做是分开来做,上菜是不是杂然纷陈,每一样菜都雨露均沾,遍及诸席,难说得很。《扬州画舫录》没有详细交代,后世研究者也就莫衷一是了。

满席汉席之所以井然区分,避免参杂,除了体统礼制,袁枚还给出一个解释:“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童而习之,故擅长也。汉请满人,满请汉人,各用所长之菜,转觉入口新鲜,不失邯鄲故步。今人忘其本分,而要格外讨好。汉请满人用满菜,满请汉人用汉菜,反致依样葫芦,有名无实,画虎不成反类犬矣。”满菜汉菜合为一席,不仅不伦不类,乱了规矩,等闲厨子也胜任不了。

两席合流的确切证据,出现在嘉庆以后。“大河三部曲”的作者、郭沫若誉为“中国左拉”的当代著名作家李劼人,在1944整理发表了一篇道光十八年其外家祖辈的账簿,其中就包含有一套满汉混一的满汉席:

燕窝、鱼翅、刺参杂烩、鱼肚、火腿白菜、鸭子、红烧蹄子、整鱼;

热吃八个:鱼翠、冬笋、虾仁、鸭舌掌、玉肉、鱼皮、百合、乌鱼蛋;

围碟十六个:瓜子、花生米、杏仁、桃仁、甘蔗、石榴、地梨、橘子、蜜枣、红桃黏、红果、瓜片、羊羔、冻肉、桶鸭、火腿;

另外还有:哈耳吧、烧小猪一头、丈肉包一盘、朝子糕一盘、绍兴酒一坛。

满汉全席起源于什么时期(古卷传说是谁造就了满汉全席)(2)

至于“满汉全席”一词正式亮相,要迟至光绪二十年梓行的一部写十里洋场风月声色的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张爱玲予此书极高的评价,不惜十载光阴,亲力译成国语。除却文学、艺术价值,此书在纪实方面亦可圈可点,它既载一位官老爷过生日“中午吃大菜(西餐),晚上吃满汉全席”,那么光绪年间,餐饮界当已经推出了满汉全席。

到了民国,餐饮界开始大炒满汉全席的概念,各大菜系竞相创出地方特色的满汉全席,制式各不相同,比如京式满汉全席多用鲁菜,「九转大肠」、「青鱼肉翅」高低得整上一份儿;川式则以川菜为主,如「缠丝兔拼干辣熏鱼」、「豆瓣鲫鱼」。成席的标准也不一而足,有些地区的满汉全席讲究「四八珍」必不可少,即山八珍、海八珍、禽八珍、草八珍;有些一定要有「双烤」,即挂炉烤猪、挂炉烤鸭,乃是取清朝汉席中的“燕窝席”为基础,辅以满席的大件烧烤合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这种奢侈筵宴逐渐淡出国人视线。20世纪60年代,它又突然在日本、香港走红,其推动者,可能是香港餐饮界。1965年,日本向香港派出一支“满汉全席品尝团”,为了尝几道菜,巴巴的派一队人马远渡重洋,真是老馋猫了。随后十几年间,类似的品尝团络绎不绝。80年代末,日本和香港煽了二三十年的满汉全席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内地餐饮界。一时各式传说,天花乱坠,什么“清朝最高规格皇家大宴”、什么“两百一十八道菜,吃完得花四天四夜”。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的年代,这类带有夸张神奇色彩的信息,最易流行。加上比起“烧尾宴”这种文邹邹包含典故的筵宴,“满汉全席”一词比较通俗,一个“全”字更彰显排场,令吃货悠然神往,因而迅速风靡,终至于举世皆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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