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黎 丽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曾经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在那莽莽苍苍的绿色中，记录着几代大兴安岭人的奋斗历程；留存着我们后辈人对父辈们永久的记忆；保留着大兴安岭人丰富的精神财富；蕴含着新一代务林人实现生态文明、永续利用的光荣与梦想。
郝丽撰写的《父辈的大兴安岭》一文，正是以“国民记忆”的方式，真实记录了大兴安岭林区那段悲情壮烈、可歌可泣的历史。赏读此文，我们会突然发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小人物可以写大历史。因为，每个国民记忆的背后，就是一部国家史。当现代国民都承担起记录历史的责任时，正是我们国家繁荣、民族兴旺的希望所在！
父辈的大兴安岭
——纪念我的父亲布彦 郝 丽
我的父亲布彦（1923.5.28—2010.3.13）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务林人，是牙克石林区的奠基人。1949年5—6月，父亲受自治区工商部部长赵云驰委派，任调查组组长，处理牙克石林务分局和呼伦木业公司的投机倒把案件。6月，父亲受命留在了牙克石林区，任副局长，暂时主持牙克石林务分局工作。后又返回内蒙古林务总局任职一年多，父亲的一生几乎是在牙克石林区度过的。父亲是经历过较多坎坷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没有低下头放弃尊严，还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事业的追求。我是他唯一从事林业工作的子女，些略知道他经历的苦痛，不愿他多回忆艰辛的往事，也没有多听他介绍林区早期的历史，现为憾事。当年肤浅并不知道，他从未以苦为苦。往事难以追忆，仅拾缀片言，纪念父亲忠信仁勇的品格和奉献林业的一生。
一、父亲早期林业经历父亲自己回忆说，1948年1月被分配到内蒙古兴安林矿局工作，他感到十分意外。几十年后，我也仔细琢磨这样的分配，觉得也许符合干部的优势和特点。当时政权初定，林区的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有伪满农林类国高、军官学校、东北军政大学的学习经历，还有军事斗争、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应该是当时林区需要的干部。 虽然当时自治区政府已经发布命令：内蒙古森林资源全部收归国有，并由林务机关统一管理。但牙克石地区情况较为复杂，直到1950年伐木公司依然沿袭旧的把头生产方式，变相盘剥工人，并侍机倒卖木材，损害国家利益。当时是由几方成立了采伐委员会，林务局方面代表在委员会里只是担任副职，地方机构、行会组织、私营公司等也都有很大的既有经济利益。 1949年父亲来牙克石林区处理案件，在调查询问中发现一位受过私刑的工人思想进步，就主动介绍说，我是党员（当时党未公开），那个工人激动地流泪说，我也是党员，并将很多情况提供给了父亲。父亲在案件调查中往返牙克石、免渡河、海拉尔等地，历时一个多月案件结案，也得罪了有关利益方，为后期工作波折留下了伏笔。父亲在暂时主持林务分局工作时，大力推进对旧林区的改造工作，首先是改造把头“工会”，使得基层工会在保障国家利益和提高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护方面发挥直接作用。1950年，父亲代表林务局一方利益，与采伐委员会主任又发生冲突，当地的党组织居然给我父亲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直到1981年才撤销。父亲也许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受党的处分的第一人吧。1951年，父亲又因为接收旧拖拉机尝试用于木材生产，在牙克石林区被视为异端。实际上父亲1948年在白狼林务分局任政委时，已经接触森铁运输，了解了林业生产一般流程，父亲从巴彦林务分局购入旧拖拉机，应算是改进生产的一次有益尝试。父亲以“影响生产”之名受到降职处分，实际上当年生产任务完成的很好。1951年底，父亲返回自治区林务总局（后称林业部）任职，1953年6月又回到牙克石森林工业管理局。在54年林管局拟改建制时，呈报林业部重新任生产处长时，部里认为1950年警告处分应先办撤销处分手续，而拖下未批，实际上这个处分也是1981年方得以撤销。这两个处分实际上对我父亲的后期任职影响很大。 1953年到1956年，父亲一直是牙克石林区木材生产的直接组织者。父亲是抗战末期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工作中始终带着一种拼命的劲头，那是一种不留余地、不打折扣的执行力。现在说工作是拼命，有时也许只是一种形容，而在初期的大兴安岭林区，林业工作确实需要一种拼命精神。早期的林业生产设施都是沿用日伪时期的，极其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伐木和流送木材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林业工人最常见的是骨折伤，父亲都经历过，所谓的工棚，父亲也住过。冬季生产前，父亲要带领人员跨越相当于现在的几个林业局，进行艰苦的伐区踏查工作；踏查后又要进行简单的设施建设，进行冬季物质储备；然后才是冬季生产，最后是直到次年五月桃花水下山，木材开始流送。这三个过程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较为漫长。父亲受伤后没有休养，以致严重的时候到关节流脓，他拄着双拐依然在一线工作。因为常年拄拐，好多老同事就此称呼他“布瘸子”。如果他及时休养，不到一年腿伤就会养好，可见父亲是多么怕耽误生产。 1956年，父亲拄着拐完成了又一个生产周期回到牙克石。因为他指挥生产的方式受到了公开的长达半年的批判，父亲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父亲在申诉材料中写到：“我承认自己对事物有独立见解，较少人云亦云，更不会附炎趋势。当自觉意见可行时据理力争也是常有的，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与同志、同领导争辩也是常见的。我认为这都是正常而被组织纪律允许的”。父亲对党内政治生活规范的理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父亲在对敌斗争中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也没有胆怯退缩过，父亲没有像当年党内遭遇同样境遇的干部一样，去找领导低头认错并贬低自己，说一些违心话，来换取所谓的政治生命。 父亲闲赋中，又去东北林学院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实际上父亲对林业工作开始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1961年、1962年，林区木材生产产量下滑，管理局受到上级严厉批评。1963年父亲又被调任生产处副处长，让他重新主持林区的木材生产工作。父亲说处分没撤销、我只是副处长怎么主持工作呢（当时还有处长）？主持管理局工作的乔克勤局长说，请你回来就说明了一切。因为父亲不但懂行，还能无怨无悔地工作，当年林区生产又顺利完成了任务。只是父亲并不是单纯生产的思想，他对伐区保留幼树指标的执迷也达到了一个程度。林区系统调查伐区幼树破坏情况亦自他始，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森林采伐后的恢复周期问题。
二、父亲的长期林业科学实验父亲常年在生产一线工作，对大兴安岭森林特性有比较全面和直观了解，后期在东北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采运专业理论，又提升了理论基础。父亲相信林业是一门科学，采运是综合学科，一直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他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林业相比较，还亲自翻译日本林业资料，因此他的工作理念总是有些超前，也容易遭受政治风波。他虽然担任过林区不同职级的领导职务，但他确实是林业诸多领域有建树的专家。 父亲早年也没有盲从苏联模式，他说苏联的资源和我国根本不同。1953年、1954年，父亲在伊图里河、图里河、好力堡等采伐工队试行了分段分号轮流采伐法，开启了国有林区较早的采伐作业法实验。此法综合了采伐作业的经验，吸取了皆伐渐伐的优点，在1955年全国森工局长会议上被评为先进经验，受一等奖，并曾在《森林工业通讯》（1955年）刊登，森林工业管理局内全面推广。 1964年机械化成为林区木材生产的主流。1964、1965年，又开始全面改进林区采伐工艺设计。父亲曾经考我，知道百米三条道怎么来的吗？原本以为知道，其实知之不详，还有谬误和含糊。原来有时可以是四条道，集材道宽度是按树冠大小而定，集材道条数是按树高确定的。父亲是制定规程的人。 为确定汽车、拖拉机的最大爬坡能力，他亲自坐车进行实验，他对库都尔的范科长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以最大爬坡能力为依据，是为将运材公路深入林区腹部，尽量延长运材距离，缩短集材距离。汽车运输中极大地提高运材平均距离大幅降低平均集材距离，平均集材距离从1680米降低到450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总成本，同时实行定株采、定向倒，实行三采三集，单根抽、多绳绞，最大限度保护中、小径木，大幅提高幼树了保存率。 “封闭式设计、郁闭式采伐”是父亲一生的重要成果。在伐区设计中增加了伐后郁闭度控制指标，按郁闭度控制的理念超越了当时国家采伐技术规程，今天在森林采伐设计和管理中已成为普遍原则。在保留带以外设有封闭带，在采伐带的通风口、装车场、集材主道的迎风面都适当保留一些树木，最大限度保持伐区保护森林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保持森林小环境，这和今天的近自然林业经营理念有很大相似。建国后，林业科研、规划、林业管理机构，对大兴安岭的采伐方式系统研究不多。系统研究的采伐样地需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按设计采伐、长期固定样地观测、定期测量分析，能够长期坚持实验十分不易。林业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经过了十几年后，牙克石林管局党委于1978在库都尔召开现场会，再次决定在全林区推广。此成果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进步奖。 父亲和他的团队主要研究项目除了采伐方式样地的长期观测研究，还有林区第一处阳陡坡造林的试验地，还有工队建制和宿营车、采伐安全支杆研究。其中阳坡造林实验地76公顷，1979年复测平均每公顷蓄积已达到90立方米。早年见到家中有各种形态的育苗容器杯，我在整理林区育苗历史资料时，才准确知道父亲是林区温室容器育苗第一人，库都尔实验林场是林区第一处温室容器育苗的试验地。 父亲的实验从工队开始，后来成立了库都尔实验林场，也是林区曾经的唯一的实验林场。库都尔林区是日伪时期就开发的区域，延续到林务局时期，还有很多旧伐区可做对照，曾经是林区木材生产的大局。父亲在库都尔林区系统地开展林业实验近三十年，对林区科学采伐和资源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2年库都尔成为人工造林保存成效达到百万亩单位，今天库局的人工林当属林区保存面积最大、成效最佳。
三、父亲经历运动和临危受命1959年9月，父亲从东林采运干训班毕业，他是修完高等数学等全部课程的学员，取得了毕业证。学习期间东林的党组织致函建议取消留党察看处分，但管理局党委未同意。父亲被分配到牙克石栲胶厂技术室任技术员。当时工厂刚刚投产，生产线运行不太正常，父亲作为专业不对口的技术员，以“戴罪之身”又开始了一番钻研。因为他解决了工厂运行的技术问题，后续又被任命生产科长、生产技术室主任，栲胶厂党组织于1962年为他恢复了党籍，肯定了他对工厂的贡献，同时指出他的问题依然是态度过于骄傲。据此想象，他在多年背负政治包袱的同时，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本的性情，只能说，父亲还真是十分坚强的人。 牙克石栲胶联合厂本是林区重要的利税大户，受“文革”影响，后期陷入停产状况。那几年的栲胶厂生产技术工作经历，却为父亲1977年主政栲胶联合厂做了铺垫。在父亲的工作经历中是又一次的临危受命。围墙工厂的的管理在林区一直是具有挑战性的。父亲的技术根基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国企管理正是处于技术主导阶段，当然还有父亲的拼命精神。在林区第一次科学大会上，栲胶联合厂以父亲为首的11名同志共同受到了表彰，也是这个老厂的改造生产线取得的丰厚成果。最终这个老厂终于恢复了生机，并创造了产量和效益的历史最高记录。父亲的代价是最后住进了医院。 “文革”和内人党挖肃开始，父亲预感到这次运动不比以往。他对家庭长子做了详细交代。包括早期他参加东蒙自治运动情况，根据乌兰夫主席要求率工作团来内蒙古工作情况，是三肇专区党组织派遣的，还有爷爷是如何牺牲的，最后他郑重地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他在酷刑面前从未承认过是所谓的“内人党”，更不招供出卖牵连别人。父亲的血衣捎回家，姐姐不解其意，洗的干干净净。父亲的傲慢就是任何境遇下都不弯腰低头，他的一生始终如此，敬佩父亲。
四、父亲生活中的点滴父亲是极其重情感的人。父亲有脾气却从不会让姥姥生气，姥姥喜欢的白酒和白糖是从不断顿的，这在当年是不容易做到的。有一次姥姥去大城市生活，父亲公出特意绕道去看望姥姥，姥姥当即就要求和父亲一同回来。妈妈后来说本是让姥姥享福，结果你爸爸又接回来了。我们都没有见过姥爷，父亲却总是提起他，敬佩地说起姥爷的见识和行事，是如何了不起的人，其实也是教育我们为人要讲民族大义和担当。“文革”中父母都被打倒，姥姥受惊吓过世，乔克勤局长和几位“黑帮”仗义来帮助父母安葬亲人，父亲一直都感念不忘。父亲在东林读书时，家里挨肩三个子女，父亲把哥哥带去东林送托，减轻母亲负担。记得家里仅有的大米要留给母亲，他每次亲自用铁饭盒蒸熟，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来串门的邻居看到却大惊小怪，因为别人家都是男主人吃小灶。给下乡的哥哥姐姐做炒面，他都亲力亲为，工序规范，质量上乘，口感一流。因为母亲工作忙加之气管不好，不让母亲上灶，经常全家都吃食堂。母亲在世时，每年都张罗庆祝结婚纪念日，从我记事起就没中断过。 父亲也曾是时尚的人。50年代我们家住管理局北楼后院的平房，父亲就把家里院落铺上了草皮，成为管局大院的一景。父亲酷爱照相，也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有哥哥爬树的照片，还有很多的工作场景，但是花费成了家里一个大负担。趁父亲出门，母亲把冲洗的设备全部送了人。父亲回来后，不但不恼，还说，幸亏你送人了，我知道费钱但是自己控制不了，这回好了，不惦记了。妈妈生活简朴，父亲却总给母亲买衣服，有开司米毛衣、西式长裙、毛里子大衣等，有的只能压箱底，父亲带别人去大城市公出也喜欢请客，他觉得自己职务高理应如此，母亲屡劝屡不改。父亲一次公出回来给弟弟买了小皮鞋，弟弟却不想穿，父亲抱着弟弟在屋里溜达，耐心地哄着穿上。每当森工俱乐部上演新电影，他一定会给我们买票。 父亲在生活中更是择善固执的人。叔叔在老家务农，在单干的时候由于勤劳，家底颇厚。党内保密文件事先已明确农村成立合作社，生产资料要入社，父亲遵守党的纪律，没有事先给叔叔透漏分毫，叔叔心痛家产入社，就时常埋怨父亲。三年困难初期，很多人去农场拾麦穗，父亲也去了，别人往往是乘机在麦垛里拿一些，收获颇丰，父亲坚持在地里拾，一天下来，只拾得一小把，因为总低头，脸都控肿了，妈妈说可千万别再去了，累了一天连一茶缸的粥都不够，得不偿失。还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骑车碾过一只鸡，父亲主动上门去赔偿，却被要了超额的钱，父亲沮丧，但是认赔，回来后叔叔知道原委了，说钱给了鸡得要回来，叔叔去把鸡要回来，家里吃了一顿高价鸡。父亲任管理局副局长时，应该是帮了别人一个忙，有人提着一纸包本地产的点心登门致谢，父亲却大发脾气，当时场面尴尬，母亲赶紧打圆场并亲自收了礼物，最后客气收场。我在林一中上学时，父亲正分管教育工作，这届学生比往届正好多了两个班，我被分到了教师配备最弱的班，我的主课老师好像高中都没毕业的，但父亲没有干预一丝一毫。 纪念父辈，传承精神！大兴安岭精神是什么？如果简略地说，就是不以苦为苦的精神，就是奋斗不息的精神！大兴安岭精神理应是高山的境界，所谓脊梁，就是人应当要有骨气！父亲晚年曾回忆在鄂伦春猎人的向导下行走在大兴安岭的主脊上，他说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景色。爱山如此，我辈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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