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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易行难”这一成语最早出自《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传：“言知之易，行之难。”笔者从众多历史典故以及自身的实践经验对此成语所表达的涵义一直抱有不同的看法。
之所以“行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知不深”。
《哈姆雷特》剧照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思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在对待同一个事物上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一千个人就有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见解，笔者深以为然。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等于说那一千种认知和看法都是正确的，都是洞悉事物发展的客观真实规律或是精髓本质的。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或者形势能清晰、准确地掌握其深层次的隐藏规律，那他处理眼前事物或者复杂事态时就能抓住核心问题，解决主要矛盾。窥探“真知”并实事求是地遵守客观规律，那做起事来自然是方向明确且有的放矢。一个人若能循序渐进地按照真规律办事，自然就不会“行难”了。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
然而，真理永远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看透本质洞悉“真知”的，所以才有“知易行难”一说。
由此可见，一个人认知的层次决定了其行动的难易。
就拿开车来说，等你掌握了基本驾驶原则和运动及方位规律后，并通过不断地练习积累了较多经验之时，开车驰骋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了。相反，如果一个人对空间、车辆方位及车辆运动规律没有正确认知的时候，想开好车就很难，一个倒车入库、半坡起步、侧方位停车就会让你抓耳挠腮。
读书和实践都是提升认知的途径
碰到同一个或类似的局面时，为什么有的人惶恐不安、错漏百出，做出的选择和方法常常难以凑效，甚至适得其反。而有些人却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可能化解一场危机，改变一个局面呢？表面上是人的差异，实际上是“认知层次”的差异。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发生的很多历史典故也可以正反两面进行佐证。
典故一：秦国伐楚之战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准备伐楚，便问大将李信需多少兵力可灭楚？李信信誓旦旦地说只需二十万便可荡平楚地。有点狐疑的始皇帝转头问老将王翦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非六十万兵力不能成功。于是秦始皇认为王翦老矣，便命李信作为伐楚主将乘率二十万秦军楚国内讧之机与蒙恬兵分两路攻打楚国。
此时的楚国虽然不强大，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信的盲目自信和轻敌注定了这次伐楚首战会以惨败收场。在楚将项燕的强力阻击下，李信所率秦军最终被杀的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伐楚之战
次年，心有不甘、志在统一的秦始皇只好亲自前往王翦居所请将，并许以六十万大军再次伐楚，同时答应王翦不会干预前线战略战术的选择。面对王翦统帅的六十万秦军，楚国举全国之兵交给项燕统领意图与秦国决战。楚军来势汹汹、锐气正锋，对秦军阵前不断挑衅，然而王翦采取了坚壁自守、避免决战、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每日求战不得，时间久了便斗志松懈了，项燕只好率军东撤。王翦清晰地把握住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稍纵即逝的战机，率领大军倾巢出动，一举把锐气消退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阵斩了项燕，最终灭掉了楚国。
名将王翦
两相比较，面对同样的形势、同样的对手、相近的作战地点，李信无论是战前的形势分析还是阵前的战术策略比起老将王翦都显得过于幼稚无知了。这就是两人在“认知”层次上存在着天壤之别，反映在战场上两人的战术选择、敌我形势的转化以及阵前战机的捕捉都完全不在一个层级，最终的战果自然也完全不同。对于李信而言，因为所知不深，未洞悉军事本质规律，在操作层面自然是步步艰难甚或是步步错误，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行之难”。而对于身经百战、胸有韬略的名将王翦，其对军事的认知很精到，表现在操作层面则是步步为营、有的放矢、收放有度，体现的便是“行之易”了。
典故二：于谦力挽狂澜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朝历史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大获全胜之后，瓦剌太师也先以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挡箭牌和开路先锋，一路叩关无阻、势如破竹，意欲直捣明朝都城北京。一时间，大明王朝危在旦夕，朝野上下一片哀叹和慌乱，亡国疑云笼罩九州大地。此时受命监国的郕王朱祁钰，诚惶诚恐的命群臣讨论救亡应对方略。
土木堡之变
朝堂之上，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借星象变化之兆，建议迁都南京。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厉声严斥：“提议南迁之人，当斩！京师乃国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莫不成忘了宋朝南渡的前车之鉴吗？”于谦力主固守北京抵御瓦剌，并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干正直大臣的声援。六神无主的郕王朱祁钰从于谦的冷静与担当中看到了一丝信心，随即同意了于谦的主张。
徐有贞影视剧照
于谦的心里非常清楚，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也先行挟天子扣关破城之阴谋，于是带领朝中一干重臣成功说服太后改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并遥尊先帝明英宗为上皇。此举极大地安定了海内人心，尤其是狐疑惶恐、举足无措的边关将士。
乱局之下，升任兵部尚书的于谦，被委以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工作。除了上述的力斥迁都投降派和推选朱祁钰即刻登基的两个操作之外，于谦马不停蹄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一是彻底清算王振阉党及其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等奸佞。二是下令固守京师共存亡，迅速调集各地兵马回京勤王。三是在京城外建立纵深防御体系。四是下严令死战，重塑军纪。
于谦
在完成这些关键部署之后，待也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京城叩关攻城时，发现大明皇帝确已换人，知道大明朝有高人坐镇气数未尽，之后几次尝试发起攻势均遇到于谦守军的顽强阻击，久攻不下，无奈虏着明英宗撤回漠北。自此，大明朝转危为安，大明国祚得以延续了近200年。
可见，于谦之所以能够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独力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绝非只是孤忠和大勇，最关键的是他对敌我形势、维护王朝根基的关键以及战场兵略的充分而深邃的认识，是“知之深”方有“行之易”的局面。徐有贞与于谦的区别，表面上看是人的差异，实际上是“认知层次”的差异。
无知的人是空洞没有心理根基的，只了解了一些皮毛就自觉了不起，“知不深”还自以为是的认为“知之易”。“知不深”必然导致“行难”，反之，“知深”必定在操作层面显得“行易”。一个人若能掌握事物的本质真谛，洞悉各种因素相互衍化影响的规律，那在行动上便会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无惧短期的困顿，而心里从容淡定的坚守正确的方向。毛主席之所以提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对敌战略，便是基于对中国人民抗日和解放战争根本性质上的深刻认知。
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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